丁啟陣
詩圣杜甫，他不太長的一生（杜甫享年59），跟不少地方發生過關系：出生地河南鞏縣（今鞏義市），童年基本上在那里度過，三十余歲時又曾在那里建筑土室（窯洞），度過新婚歲月；少年青年時期寄居洛陽姑媽家，以青年才俊身份成為上流社會沙龍宴集的常客；青年時期先后漫游吳越、齊趙、梁宋，其中在吳越、齊趙逗留的時間，都長達四五年以上；中年到長安，求官、陷賊、為官，前后十四五年；因為替布衣之交房琯說情被貶官華州司功參軍，在華州（今陜西華縣）一年；棄官之后，到過秦州（今甘肅天水）、同谷（今甘肅成縣）；漂泊西南期間，定居成都，在浣花溪畔筑草堂，其間到過梓州（今四川）、閬州等地，前后近五年；離開成都之后，曾在夔州（今重慶奉節）居住年余；出川之后，徘徊于潭州（今湖南長沙）、衡州（今湖南衡陽）之間；最后，死于潭州開往岳陽的船上，權葬耒陽。
杜甫遇到成都，是杜甫的幸運，也是成都的幸運。
“杜甫來到蜀地時，正是肅宗上元元年一個白雪皚皚的黃昏。”--杜甫挈家到達四川成都，時間是冬季十二月不假，但是沒有任何詩文可以證明當時杜甫面前出現過“白雪皚皚”的景象。現存杜甫詩歌中，進入劍門，也就是入蜀之后，《成都府》應是最早的作品。詩中不但沒有寫到雪景，反而有如下描述眼前景物的詩句：“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曾（層）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顯然，杜甫眼前，是一派綠意盎然、繁華喧鬧的景象。在成都平原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里冬天很少下雪，即使下雪，也不大可能在平地上出現白雪皚皚的景象。西嶺雪山常年有積雪，但不能因此用“白雪皚皚的黃昏”描寫杜甫達到成都時的情景。杜甫詩中，皚皚白雪，出現在入蜀之前，在同谷（今甘肅成縣），“黃獨無苗山雪盛”（《同谷七歌》）。
“在長安生活了十年的杜甫，四處碰壁的清貧生活，早也減少了他年少時的躊躇滿志。”--杜甫在長安，時為天寶五載至十五載（公元746-755），一個人的35歲至45歲期間，還能用“年少時”加以指稱嗎？
“長安被陷后，他帶著家人，顛沛流離，餐風露宿，終于進入蜀地。”--長安淪陷于安史叛軍鐵蹄之下，是天寶十五載（756）的事情。當年杜甫時只身一人困于長安城中，妻子兒女均寄居在奉先縣，當時奉先縣的縣令可能是杜甫妻子家族的親戚，比如舅舅。杜甫本人逃出長安后，也并非立即去跟妻子兒女會合，開始逃難。而是歷盡艱辛，跑到李唐新帝肅宗所在的鳳翔（在甘肅）。在鳳翔，杜甫官拜左拾遺。一年多以后，因為疏救好友房琯，被貶出朝廷，到華州（今陜西華縣）任職，時間為整一年。杜甫一家“顛沛流離，餐風露宿，終于進入蜀地”，是在華州任職一年之后的事情。因為戰亂，可能還有天災，關中發生大饑荒，為官薪俸不足以養家糊口，加上當時杜甫的政治理想已經幻滅，于是棄官，攜家去了秦州（在今甘肅天水）。
“在蜀地一家簡陋的客棧歇息后，第二天一早，杜甫去找到了他的故交--劍南節度使嚴武。”--杜甫一家初到成都，一般認為是暫寓浣花溪寺（又叫草堂寺），杜甫有詩句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高使君相贈》）。詩文中，并無杜甫一家在客棧歇息的說法。初到成都，給予杜甫照顧的有老友高適（當時任彭州刺史）、一位姓王的表弟（做著司馬的官）、徐卿（有可能是后來叛亂的徐知道），以及蕭實、何邕、韋班等一般州縣官員，也有說是時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的。沒有文獻表明杜甫是一到成都即會見嚴武的。杜甫跟嚴武雖然是世交，早在長安時期就相互熟悉了，但在成都期間的交往，主要是在杜甫抵達成都的第三年，代宗寶應元年（762）。
“作為蜀中第一軍閥、工部侍郎嚴挺之子的嚴武，年少時候就和杜甫交好。”--“作為嚴挺之子”，我估計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會理解為“作為嚴挺的兒子”。不知道這位作者是否也是這么想的。倘若是這樣，則大謬不然。其實應該是“嚴挺之之子”，嚴武的父親叫“嚴挺之”，不叫“嚴挺”。嚴挺之做過宰相，按照官銜稱大不稱小的行文規矩，稱其“工部侍郎”也不合適。
“在嚴武的推薦下，杜甫被任命為節度使署中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但一個月后，看透官場黑暗與虛假的杜甫，毅然辭退了官職，當嚴武問他在蜀中有何需求時，杜甫直言相告--愿將軍為我在浣花溪旁，蓋一草堂。”--杜甫被嚴武推薦擔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職銜，并非杜甫初到成都之事，而是廣德二年（763）。那是杜甫到成都的第五個年頭。杜甫辭去參謀職務，也不必說成是“看透官場黑暗與虛假”。杜甫辭職，主要是年齡問題，52歲了，杜甫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經絕望，喜歡過自由輕松的生活。另外，杜甫嚴武之間的關系，可能也出現了問題。老朋友未必適合做上下級，更何況杜甫年長于嚴武，性格又耿直。杜甫到成都的第二年，即公元760年春天，就已經在浣花溪旁蓋起了草堂，有《堂成》詩為證。嚴武被朝廷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時間是乾元二年（761）。此前，嚴武做過綿州刺史、東川節度使，并未在成都任職。可見，杜甫在浣花溪旁修建草堂，基本上跟嚴武沒有什么關系。《杜甫之‘蜀酒濃無敵’》的作者，很快又說了“杜甫草堂落成，是杜甫入蜀第二年的春天”的話。可以肯定，其嚴武在成都任職、跟杜甫的交往，時間概念是混亂的。“辭退官職”，不合語法，是“辭去官職”之誤。
“在草堂里，杜甫邊執教嚴武長子，邊吟詩作詞……”--我研究杜甫多年，既沒有聽說杜甫曾經做過嚴武長子的教師，也不知道杜甫竟然還作過詞。
“盡管外界爭奪四起，但杜甫的草堂卻巋然不動，成為杜甫肉體與精神的最安全歸宿。”--“巋然不動”，天哪！杜甫在成都修建的哪是草堂啊，簡直是城堡。杜甫草堂之所以能在外界爭奪（比如徐知道之亂）中沒有遭到太大破壞，不過是因為，它只是一所普通民宅，微不足道。實際上，草堂也決非杜甫安全的歸宿。徐知道叛亂時，杜甫不但自己在梓州躲避，很快又將家小接到梓州暫避。
“杜甫曾寫下反應當時莊園奢華生活與饑民饑寒交迫的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這一揭露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著名詩句，出自《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我所見過的杜詩編年集子、有關研究論著，都是將其編于杜甫早年困守長安時期的，沒有說是作于晚年四川成都時期的。鴻文作者，有此說法，簡直是石破天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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