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發的故事》放在中國小說的長河中看無疑是最特殊的。它的特殊首先表現在形式上。它也是一篇第一人稱敘事小說，全文共二千三百余字，其中敘述語句總共只有二百五十余字（這個字數包括了對話前的諸如“他說”、“我說”等引導語），“我”的話才三十五字（包括標點符號），其余二千余字都是一個被稱作N先生的話。
二百余字的敘述語言，第一句講“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張隔夜的日歷，向著新的那一張上看了又看的說：‘阿，十月十日，--今天原來正是雙十節。這里卻一點沒有記載！’”“我”講了撕日歷及一句隨便的感想，接下來的敘事交待了N與我的關系：“我的一位前輩先生Ｎ，正走到我的寓里來談閑天，一聽這話，便很不高興的對我說……”然后是最長的一段敘述，這段敘述交待了N先生的性格及我對他的態度：“這位Ｎ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說些不通世故的話。當這時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語，不贊一辭；他獨自發完議論，也就算了。”此后的敘述就只是對N談話中表情、動作及“我”的動作的簡略描寫，諸如：
“Ｎ忽然現出笑容，伸手在自己頭上一摸”
“Ｎ兩眼望著屋梁，似乎想些事”
“Ｎ顯出非常得意模樣，忽而又沉下臉來”
“Ｎ愈說愈離奇了，但一見到我不很愿聽的神情，便立刻閉了口，站起來取帽子我默默的送他到門口。”
“他戴上帽子”
由上引文可以得出第一個結論：這篇小說在兩個人物“我”與N先生之間沒有我們通常所說的故事情節，他們之間什么也沒有發生，只不過是N先生因雙十節而發牢騷，待到他發現“我不很愿聽的神情，便立刻閉了口”告辭而去。小說中也沒有通常的所謂人物性格描寫，僅有的一段描寫其實是“我”對于N先生的評論：
“這位Ｎ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說些不通世故的話。”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無疑是對于中國古代傳奇、話本小說傳統的徹底決裂。中國傳統的傳奇、話本小說，故事情節無疑是它的生命，情節的發展就是故事的展開，故事的完成就是情節的終結，故事與情節是一致的。不僅如此，歐洲近代小說的純文學傳統也是要講究故事情節的，魯迅的《頭發的故事》顯然也不是對于歐洲近代小說傳統的借鑒。《頭發的故事》的興趣既不在編織精巧的故事情節，也不在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它的中心指向一個人物的獨白式話語，《頭發的故事》顯然是一篇小說傳統之外的小說。
這篇小說的構成依賴什么？
第一層次，顯然是親身經歷的敘述樣式，他敘述的是他的親身經歷，具有明確的時間、視點，而親身經歷這一點，為敘述提供了一個敘述的真實性的道德的證據。在敘述的第一個層次里，“我”與N先生形成一個對比：這是兩種人的對比，一個有歷史記憶，尤其是辛亥記憶，一個則無，一個通世故，一個不通世故，一個是有聲而喋喋不休的，他正好是少數的，是不通世故者，雖然喋喋不休卻無力，一個是沉默少言，他正好是多數，是世故的表現，雖然是沉默的，卻是沉默的多數，是強大而有力的--正是他擁有對于N先生的評論的話語權，這兩類人對于辛亥革命的感受構成強烈的對比。對比是這篇小說的第一層次上的結構原則。[13]
第二層次是N先生的敘述，N先生的敘述是《頭發的故事》關注的中心。從第一層次看，N先生的話只是對話之一部分，是人物話語，但是這個人物話語其實是小說的主要部分，所以必須單獨考察這個層次。
N先生的話其實也是敘事。每個小說家都會在其小說中敘述其認為可敘述、值得敘述之事，這個可敘述之“可”，值得敘述之“值得”，也就是敘述性的問題。所謂敘述性在敘述學理論研究中不同的看法，羅伯特斯柯爾斯從閱讀反應角度理解，認為敘述性就是“釋義者從任何敘述中介所提供的小說資料中構筑故事的過程。一篇小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形式是敘述文本，它只能給我們提供引導，而要靠我們自己的主動的敘述性去完成形成故事的過程。”我們不妨從從閱讀反應的立場仍回到文本立場，文本中介只有提供了這種引導，讀者才能閱讀解碼，或者說，作者在編制符碼時就有一個編碼規則，這就是文本中隱含的敘述性，文本中隱含的敘述性在很多時候與讀者一致，但也有很多情況下，與讀者不一致，在文體發生變革的時期，這樣的情形尤其普遍。
N先生的敘述和敘述性首先在于其歷史性，通過雙十節的時間因素、北京的地點因素、歷史人物、事件（中國古代的刑罰、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楊、長毛、辮子、《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等等），將其敘述錨定在中國辛亥革命的歷史上；其次，其敘述性在于人物，歷史中的個人（“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里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著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尤其是關于N先生這個“我”的無發之災的遭遇的敘述）遭遇，在歷史、歷史中的個人的敘述中，都隱含了一個時間點，只要有時間的點，就必然有過去、現在、未來，這樣他的敘述也就是從這一時間點向前的運動，這個時間與歷史、現實、未來聯系在一起，預置了一個讀者解讀的結構。當然，這個結構是語言結構表現的文化的結構。因此，N先生的敘述，其實質是對于歷史的敘述，是他從一個獨特的視點出發的對于歷史的敘述。
不用仔細研究就可以看到，在N先生的敘述中，作為敘述單位的，不是行動的序列，“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這是關于革命者的敘述，在這個敘述中，重要的不是革命者自身的事跡，而是“我”的觀點，同樣的，關于“我”的沒有辮子而遭遇的事件的敘述重要的也不是故事自身，而是“我”關于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說，推動敘述前進的并不是故事情節，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我”的關于歷史的獨特的觀點。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到，在“我”的敘述中被普遍使用的各單元的關系就與傳統的小說大異其趣，既非故事的進展，也非人物的性格的結構，而是對比這一散文、詩歌中常用的結構原則。前面已經指出，第一層對比是“我”與N先生的對比。
第二層對比是N先生話語中的各種對比。
N先生的話語中第一重對比是歷史上的辛亥革命與大眾記憶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一般群眾中已經忘卻：
我最佩服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撅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收了旗關門；幾家偶然忘卻的，便掛到第二天的上午。
但是歷史上辛亥革命其實是無數烈士用生命、鮮血換來的：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里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著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
社會記憶中的辛亥革命，它在一般群眾中已經成了聽令而掛一天的“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一場革命與“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烈士的獻身與平塌的墳墓，對比觸目而詭異。
辛亥革命的紀念形式與辛亥革命中的犧牲者的被忘卻這兩段敘述中沒有敘事上的連續性，它們在小說中的連續性依靠的是對比原則。
講完辛亥革命后，接下來一下子跳到頭發的事件，先講歷史上的刑罰，再講到滿清入關的“拖辮子”，然后講到洪楊時的辮子的遭遇。滿清入關為了辮子曾經有過激烈的反抗，而待到“頑民殺盡了，遺老壽終了，辮子早留定了”，留定了就形成習慣。待到洪楊一來，百姓的辮子與生命相連，真是欲做奴隸而不得。待到洪楊平定，他們又得到留穩辮子的時代，他們又要辮子了，成了辮子的守護神，形成一個無名的包圍圈，迫害率先剪去辮子的革新者、革命者。群眾對于滿清的辮子的接受是由于暴力，對于辮子的守護則出于遺忘與習慣。通過辮子顯示的正是群眾的守舊與善忘。這一段中國歷史上的辮子譚，與上文辛亥革命的被忘卻是呼應的關系。
接下來是“我”的“無辮之災”譚。“我”在革命前因為沒有辮子而到處受到包圍：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后面罵：‘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們罵得更利害。
我的遭遇與前面講的歷史上的辮子的事件正構成歷史與個人經驗的對比、對應。“我”對付群眾的手段與日本人本多靜六的手段又是一重對比、對應：
“在這日暮途窮的時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來，拚命的打了幾回，他們漸漸的不罵了。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生地方還是罵。日本的本多靜六如何對付中國人與南洋人？這位博士是不懂中國和馬來語的，人問他，你不懂話，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來說，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誰知道我竟不知不覺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然后講到“我”革命前的對于辮子的態度，“我”自己的剪去辮子與不同意學生剪辮子的矛盾，這也是對比。
最后歸結到現實：
“現在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發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 “現在不是已經有剪掉頭發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讀么，工廠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么給這些人們自己呢？歸結到對于改革者的詰難與勸告：
“你們的嘴里既然并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帖起‘蝮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
魯迅的《頭發的故事》從結構形式看，是對于傳統傳奇、話本小說的全面背離，在這個意義上說，是與傳統的決裂，但是如果考慮到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世說新語》這樣的作品，考慮到《世說新語》中許多“記言”片斷，或許可以說是傳統的一種繼承創新。知識者的“震驚”經驗
[魯迅《頭發的故事》讀后感]相關文章：
1.
2.
3.
4.魯迅與吶喊讀后感
5.
7.魯迅的故鄉讀后感
10.魯迅傳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