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前后蘇軾詩詞風格的變化

發布時間：2017-11-2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后，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于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后，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在題材上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后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里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咸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云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并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于“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游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愿做一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于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于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游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于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并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茍，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編輯本段蘇軾詩詞前后期發生變化的原因

概述

　　木齋先生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辟，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托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于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拭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生活環境改變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臺詩案之后，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崇尚佛老思想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臺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扎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游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于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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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烏臺詩案”事件始末：

烏臺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百科內容來自于： “烏臺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蘇軾而引發的一場“文字”戰爭。

來源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后，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御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發生時間 “烏臺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

起因

烏臺詩案烏臺詩案的起因是較復雜的，總的來說可以歸結為政治上為政敵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轉知湖州。詩案就是蘇軾到湖州任所時寫的《湖州謝上表》引起的。表中說：“臣……荷先帝之誤恩，擢至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陛下……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蘇軾這幾句牢騷話，筆下的“新進”，指的是王安石變法時被引進的一批投機鉆營的“群小”。“生事”一詞，已成為保守派攻擊變法派的時下習慣用語。這些用語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竊據高位，謀取私利的“小人”。第一個站出來檢舉蘇軾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緊接著是王安石的學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構陷下，只得降旨將蘇軾交御史臺，由李定為首的“根勘所”負責審理。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復，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云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便揭開了序幕。

結果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辦，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蘇軾。八月十八日，蘇軾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臺獄。兩個多月的“根勘”審理，蘇軾受盡非人的折磨。御史臺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真是“詬辱通宵不忍聞”。最后，李定等人強加給蘇軾“四大罪狀”，請求宋神宗處死蘇軾。

宋神宗面對御史臺的奏報，心里也著實犯難。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遺囑：除了犯叛逆謀反罪，一概不殺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蘇軾于死地，朝野上下，輿論嘩然，認為蘇軾未犯叛逆罪，不該重處。更奇怪的是，新舊兩派正直之士，均出面營救。由于各方面的營救和輿論壓力，促使宋神宗產生寬貸蘇軾，從輕發落的念頭。最終，蘇軾得輕判，以“蒙恩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結案。

背后當蘇軾步入仕途，剛開始就被任命為福昌縣的主簿，(就是現在的河南伊川縣)。這只是一個幫助知縣處理文書檔案的九品小官。蘇軾的知名度在此時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韓琦和知制誥王安石的器重。很快就升遷到陜西鳳翔、杭州等府任通判。直到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東諸城)太守，后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當時官員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謝表，所以蘇軾照例向皇帝呈遞《湖州謝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禍端。

第一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此時，新法的領袖人物王安石和呂惠卿都相繼下臺，但御史臺仍然為新黨把持。

第二.他們對蘇軾的才華和很高的名氣心懷忌恨。在《湖州謝表》里，他寫了這樣幾句話：“知其愚不適時，難已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是在向皇帝說：“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時代，怕我與那些新進人物搞不好關系。但知道我老實本分，也許在外州郡治理百姓還可以。”這自然是有意攻擊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御史中丞李定對宋神宗說：“蘇軾說因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職。難道我們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愛生事的？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在攻擊皇上施行新政為‘生事’嗎？”他還指出蘇軾的四條罪狀：1始終堅持自己的錯誤，毫不悔改；2他的錯誤言行流傳很廣影響很壞；3他很會強詞奪理、蒙騙人們；4對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懷怨恨。象這樣的人不加嚴懲，要國法何用呢？

于是便對他近年來寫的一些詩詞，加以曲解、牽強附會羅列罪名。

受害人烏臺詩案受牽連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處分。王詵、蘇澈等受貶斥，張方平、司馬光等僅因收藏蘇軾諷刺文字未申繳入司，各被罰銅二十斤。

對蘇軾的影響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并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于“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游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愿做一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于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于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游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后人評價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么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于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

　到九月份，御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征，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尸、女尸、嬰尸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

膏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br>

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圣，誰識鳥之雌雄”，等于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后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臺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后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凄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后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于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里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托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兇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后，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本就欣賞蘇軾的才華，并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余，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圣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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