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文學大師的中學教師歲月

發布時間：2016-9-13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朱自清有過一段歷時5年的中學教師歲月（包括屬于中學層次的師范與公學），其間一個窮書生成家立業后可能遭遇的生計與精神之苦，他可謂嘗盡了。

朱自清工作過的中學曾讓他有過何種快樂的專業生活，以至他留戀不已呢？5年后，到底又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讓朱自清對所在中學感到失望了呢？

但他最終卻突然當上了清華教授。而朱自清之所以能有這種際遇，同樣也是來源于他在中學工作期間積累的美好人情與專業成就。

浙江一師的“小先生”

1913年，魯迅曾經工作過的浙江兩級師范改名為浙江第一師范。“五四”前后，在經亨頤校長的治理下，一師成了南方的新文化中心。也許因為這一點，經亨頤常會問北大要人。1920年，他又請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為他物色教員，蔣便把同為提前畢業的兩位高才生朱自清和俞平伯推薦給了一師。

俞平伯、朱自清的“學問”能滿足一師學子對于新文化的渴望，因為他們都有不錯的“新詩”創作成果。只是他們之前都沒有去中學教書的意思，而且也沒有好好學過“教育學”，尤其是朱自清，剛到一師時，幾乎不知道如何教書。

應該說，朱自清備課非常充分，但一上講臺，面對下面一群同齡人，有的比他還大四五歲，講課便總會走樣，加上他的穿著、形象與口音也沒有什么魅力（他那件上檔次的大衣，兩年前因為買書被當掉了），他一時真不知怎樣才可以讓學生滿意。

幸運的是，學生們倒喜歡他的課，因為覺得他教學認真，加上他們崇敬北大，而他又是北大校長點將過來的高才生，便親切地稱他為“小先生”，課后常常去“小先生”住處交談請教。朱自清也不時對他們吐露自己如此年輕就出來教書以致無法深造的痛苦。

可以說，他與一師學子不僅一致認同新文化，而且能有一定的心靈溝通，朱自清能在一師立足，這一點非常重要。

年輕的朱自清不久便離開一師了。只不過，導火線讓人有些詫異，居然是學生課堂上的發問讓朱自清覺得自己的“學問不夠”，覺得學生“不買他的賬”。

或許如朱自清事后所言，這只是個師生之間的“小誤會”，但朱自清終究因為它的出現而到了揚州省立八中。

在“中國公學”，和葉圣陶成至交

揚州省立八中的校長雖然得到了朱自清，卻由于不為朱自清在學校里積累友情創造條件，反而支持教師排斥他，便很快又失去了他。朱自清到八中后任教務主任，他有心按北大、一師的文化來革新教學，并為八中寫了一首校歌，詞曰：

浩浩乎長江之濤，蜀岡之云，佳氣蔚八中。人格健全，學術健全，相期自治與自動。欲求身手試豪雄，體育需兼重。人才教育今彷徨，努力我八中。

然而八中現有風氣并不見“佳”。從招生開始，朱自清就遇到了阻力，一位同人領著手續不全的學生來報名，要求通融，被朱自清斷然拒絕，因此開罪了當地同人。排課時更是麻煩不斷，八中有一位“資深教師”還在其他學校兼課，朱自清排的課表弄得他無法抽身去“扒分”，此人便跑到校長那里告狀。校長把朱自清當成是“不知深淺的小輩”，根本不理會他的革新意圖，當面教訓說他做得不對。年輕的朱自清哪里受得了這等委屈，當即提出辭職。

恰好此時在中國公學任教的劉延陵向他發出邀請，朱自清兒時就與劉延陵相識，不久前兩人還在一師共事，因此朱自清決定到上海去發展。即使父親動怒，大罵他不知珍惜相當不錯的飯碗，他也要執意前往。

一到中國公學，劉延陵便對他說：“葉圣陶也在這兒。”朱自清此前看過不少葉圣陶寫的詩歌和小說，很是欽佩，現在能見到他，與他一起做事，當然開心。葉圣陶遇到朱自清這樣的人，也很中意，兩人由此成為至交。于是葉、朱、劉三人在中國公學很自然地就組建了文學團體，致力于“反映人生”的新文學創作與教學事業。加上鄭振鐸、沈雁冰、俞平伯等友人的聲援，該團體的事業可謂蒸蒸日上。

當時南京聚集了吳宓、梅光迪等一批以西學古典人文主義的思想方法來整理國故、捍衛傳統文學的留學歸國精英，他們對喜歡使用通俗語言的“新詩”發起了猛烈批判，并大力提倡“古體詩”，氣勢非常強勁。朱自清、葉圣陶等都是“新詩人”，豈能坐以待斃？于是他們聯絡俞平伯，商量成立“新詩”刊物。之后，他們又為出版之事聯絡中華書局，忙到1922年1月，一份名叫《詩》的月刊終于問世了，除上述四人外，鄭振鐸、沈雁冰以及周作人等也加入了進來。

怎奈中國公學的舊派勢力看不慣朱自清等人的專業生活，而且試圖消滅之。朱自清等人被解聘了，一伙朋友因此紛紛散去。一師給朱自清發來聘書，并托他把葉圣陶也請來。

兩人到浙江第一師范后，幾乎形影不離，而且遇見了出色的學生，如汪靜之、馮雪峰、趙平福（柔石）等，甚是快活。可是不久，葉圣陶便被蔡元培拉到北大做講師了，而朱自清把家眷遷來后，也因為生計所迫，又去了位于臺州的浙江六師。

寫作、教書俱佳，生活壓力加大

1922年2月，朱自清只身前往臺州，不過他尚無法與一師完全脫離關系，校長馬敘倫與學生都極力要求他回來，因此他只得返回一師，但六師這邊也不舍得放他走，他又只好對六師學子說：“暑假后一定回臺州來。”

他太受學生歡迎了，之所以遇到這種無論到哪兒都要被學生“纏住”的局面，不僅是因為這兩年他的新文學事業取得了許多成就，而且是因為他在教育研究領域也開始用功了，他的首篇論文即是批判當時中學普遍忽視自由思想的培養以及情感與人格的熏陶，思考如何為中學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的。

至此，朱自清這位起初教書不大順手的中學語文教師不僅是個成果頗豐的新文學家，而且成了有先進教育信仰的新教育家，“教師專業發展”的兩大方面即治學與教學皆可謂是發生了“質變”。此后，他便依靠自己的新文學研究與創作，依靠自己的人格和對學生的真誠情感與教育信念，站穩了中學語文教師的三尺講臺。

這一“專業形象”在因生計老難題被迫轉入溫州十中之后表現得更加瀟灑自如。他總是能以嚴格但卻親切、認真但卻別致的教學方法從學生身上激發出與他類似的文學興趣與人格品質，師生因此可以一起沉浸在快樂的新文學世界里，乃至溫州大地都因此呈現出一股嶄新的文化氣象。學生們看到他的形象再也不以“鄉下土佬”視之了，而是被理解成了“大師”身上的可愛特征。

學生的喜愛讓朱自清欣慰于做一個教書匠。與此同時，也許他還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學生向往“五四”以來的新文化，他自己恰恰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名健將。雖然這一點尚待進一步考證，但他在教課之余，確實一直在努力從事新文學創作，而一旦有新的作品出來，便與學生一起分享，教學效果及師生情誼隨之亦進一步升華。

關于這一點，另一位學生記得很清楚，他說：先生“那時寫作很多，當他在接到稿費的時候，總不忘買幾本書給我們共同欣賞。這一年間，他的《毀滅》、《笑的歷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發表，每次我都分享到快樂和榮耀”。只是，朱自清這樣教書，這樣被學生“纏住”，自己的工作量會變得日加繁重。

其實，朱自清是想以這樣的埋頭苦干來消除其內心深處的痛苦--試圖走出“五四”時期的理想主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苦悶，轉向“剎那主義”（只求在現實中好好活下去，做好自己每天的事情）這一人生轉型所帶來的精神撕裂。他寫信給俞平伯說：“我們不必談人生的苦悶，只本本分分做一個尋常人。”

這個“尋常人”正是現在的他，“賣文教書”的教書匠。朱自清終于認同了自己當下的命運：

不教書又做什么？做官僚政客是不行的，經營實業商業也是不行的，拿鋤頭和斧鑿更是無望的。

由此，朱自清形成了自己的“剎那主義”人生觀：

你們“正在”做什么，就盡力去做什么吧；最好的是ing，……你們要努力滿足“此時此地此我”！

遺憾的是，朱自清如此賣力，但溫中給的薪水只有三十多元，他又添了一個女兒，一家五口要吃飯，還要接濟老家，實在不能應付，便去了寧波四中。在那里，他與夏丏尊交往最多，因為后者的人品、才華與他相似，而且也是不用“部頒教科書”，而是自編講義，兩人走到一起實屬自然。

其間，俞平伯也來看過朱自清，兩人和夏丏尊遂商量通過朱經農在商務印書館辦一份新的文學期刊。此外，朱自清還請了好友劉延陵以及惲代英、陳望道等人前來演講，以推進四中的新文化氣象，專業生活過得甚是愜意。

不過，憂慮一直在。夏丏尊知道他的憂慮，因此推薦他到春暉中學兼課，后來又幫他弄到了“專聘”，于是朱自清終于可以攜家眷來到了他中學教師生涯的最后一站--春暉中學。

俞平伯力薦，一躍成為清華教授

民國時期有所謂“北有南開、南有春暉”之說，而春暉之所以如此閃亮，乃至今天仍會被一些人視為教育的圣地，首先是因為校長經亨頤獨具慧眼，將校址定于有如世外桃源般的白馬湖畔，校園雖是半西式的，卻像園林一般寧靜優美，而且從每間教室出來，都可以憑欄遠眺，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

其次是有夏丏尊這樣的教師以春暉為家，然后他又希望能有更多的與他相似的教師落戶于春暉。朱自清是他介紹來的，豐子愷也是，接著匡互生、朱光潛等也來了。這些“作文高手”滿意的話，詩興一來，便可讓春暉中學聞名于彼時的新文化界。

夏丏尊的家非常考究，一群人都喜歡到他家來喝酒談天，而丏尊也喜歡他們來，每次夏夫人總會準備一大桌菜。身處這樣的環境，擁有這樣的日常生活，這樣真摯豪爽的朋友，再加上適值春天，朱自清當然覺得幸福，難怪他不止一次地說“我愛春暉”，難怪他一來，便要埋頭在專業生活上貫徹他的“剎那主義”。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4月12日，那晚他想到了把自己初到春暉一個月以來的感受寫出來，發表在夏丏尊于1923年創辦的校刊《春暉》上。

然后是聯系俞平伯，創辦《我們》月刊，和夏丏尊一起使春暉的新文學氛圍變得更加濃厚。接著在理解夏丏尊等人的教育追求的基礎上，朱自清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教育信念，為《春暉》寫了《教育的信仰》、《團體生活》等經典“教育學”論文。

最后是認真備課，并和夏丏尊等人形成良好配合，把他們忽視的經典文學作品，如魯迅的作品、《虞初新志》及《白香譜箋》中的優美古文變成課文，讓學生獲得更豐富的文學教育。

可以說，在專業生活的各個方面，朱自清都“盡力去做了”，而且在做它們的時候，覺得非常快樂，這自然是因為他有一個能讓他快樂的“專業共同體”。但是正如今天許多人把“春暉”理想化了一樣，朱自清以及夏丏尊等人開始也沒有看清春暉的“陰暗”，直到有一天，因為一件小事，“陰暗”暴露在他們眼前。

事情確實很小。在體育課上，一位學生喊“一二三”時聲音高過了老師，老師以為該生在搗亂，拉他到教務主任那里，要求給予嚴懲。教務主任也看不慣新派教員，認為他們把學生“寵壞”了，便趁這事召開校務會，宣布開除該生。

臺下的匡互生此前就已察覺春暉的味道不大對勁了，因為他提出的改革計劃，包括“男女同校”、“實行學生自治”、“唱校歌不唱黨歌”等，皆被已榮升“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校長以一句“上峰規定，豈容任意更改”給否決了，此次當然會火上澆油，加上體育老師又當場出言不遜，匡互生立即表示辭職走人，不再為早已“變味”的校長和他的春暉效力。

匡互生之后到上海創辦真正屬于自己的“立達學園”去了，接著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等也憤慨地走了。一時之間所有的美好都從春暉消失了，連原本優美的自然景觀也因為人的離去而顯得黯淡無光，留守的朱自清因此陷入嚴重的“職業倦怠”。他說：我現在做著教書匠，我做了五年教書匠了，真個膩得慌！……真是一條死路。……換個行當吧！

然而，不留在春暉，他又能去哪里呢？他只能寫信給俞平伯，托他到商務印書館找份差事，又說“也想到北京去，因為前在北京太苦了，很想再去領略一回”。葉圣陶也理解他的處境，且已在為他加入商務活動，但朱自清仍很猶豫，因此再次致信俞平伯問“兄謂入商務（若能）適否”。

學生知道朱自清要走，來問他為什么，他說：“我還想好好讀幾本書，想找個清靜的地方。”

天真的學生又問：“這里不是挺幽靜嗎？圖書館里也有許多藏書。”

朱自清苦笑著說：“清靜倒是清靜，但我想讀的書太少。”

學生依然不舍得他走，便再問：“那么你想到哪里去呢？”

這次朱自清語氣非常肯定：“我想到商務印書館去。”

俞平伯到底是真正理解朱自清的朋友，他沒有幫助朱自清離開教育界，轉行入商務印書館。那時清華開始籌辦大學，校方托胡適物色教授，胡適找到了俞平伯，但是俞平伯沒有去，他推薦了一直在向自己求助的好友朱自清。

就這樣，在時運及俞平伯的無私幫助下，朱自清突然當上了清華教授，清華中文系乃至現代中國的大學文學教育事業因此有了朱自清開辟的學術傳統。不過，此前朱自清與夏丏尊、葉圣陶等人在中小學語文教育領域締造的專業傳統依然會在中小學繼續發揮影響，因為在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16年里，朱自清總是鼓勵自己的弟子畢業后到中學去教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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