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人說是英雄
因為他刀筆敢欺蕭相國，聲明不讓孟嘗君；
他，有人說是奸賊
因為他身在山東心在吳，一意招安終末路；
君，何以為？
《水滸傳》，是描寫北宋末年一次農民起義的作品。宋江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因此，宋江問題，關系著整個《水滸傳》這部作品的問題，也關系著作品中所描寫的農民起義這個歷史事件問題。
因為文學作品是講究形象思維的，任何成功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總是通過鮮明而飽和的血肉的形象來體現它的思想內容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闡明形象的社會意義是一件嚴肅的政治工作，它密切聯系著我們對歷史現象的看法和對當時歷史事件本身所采取的態度。因此，對宋江藝術形象的理解過程也就是對《水滸傳》的思想內容深入探索的過程，對宋江這一人物形象的正確認識，也就幫助我們對《水滸傳》這部以反映十二世紀一次以農民起義為題材的現實主義作品做出正確的評價。
自從《水滸傳》問世以來，一直對宋江的評價褒貶不一。宋江是《水滸》中最復雜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經得起琢磨的一個人物形象。他是陰險奸詐？還是忠義兩全？是道貌岸然？還是江湖好漢？數百年來，各有評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幾曾捧讀《水滸》，對宋江這一人物形象也頗有幾點想法：
《水滸》中，宋江第一次登臺，要數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名私放晁天王》，對于宋江的外貌，書中如此記載，“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是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浪行。年及三旬，有兼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庇伸o及動，由面及全身，作者用細膩的筆法，在讀者的思維空間里構建如此一志氣軒昂，胸襟秀麗的形象。不難看出，作者用一枝雄厚悲壯的巨筆，為我們描寫了一出絕代政治悲劇，塑造了有一百零八人之多的形象體系，而高踞中心地位者，則是宋江形象。他不是用幾個章回或幾個情節塑造出來的。這個完整的藝術典型，是通過六十三個章回，用性格結構的多層次組合而刻畫成功的，這種人物性格結構的多重性和復雜性，正是認識和分析宋江形象的關鍵所在。然觀其一生，我以為用三個詞來概括為宜：即忠，義，功名。
大丈夫行走江湖，義字當先，且先來談義：
談及宋江的義，首先得從他的綽號說起。細讀全書，我們發現宋江的綽號有四個“及時雨”“呼保義”“孝義黑三郎”“黑宋江”，而用的最多的，乃是“及時雨”。雨者，潤物細無聲；及時，更是潤物的最好時機。書中如此闡釋：“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能救萬物�！保�130頁）
仗義疏財，網羅豪杰。宋江試圖以江湖領袖起家，早年就注意從生平小事做起，受人喜歡，日積月累，名聞遐邇。他不僅僅為結識江湖好漢而疏財。例如第二十回里，他一聽說閻婆有難，當即寫帖讓閻婆去支取棺材，又另付十兩銀子做送葬費。第二十一回敘述他贊助唐牛兒，許給賣湯藥的王公一具棺材及送終之資。在清風寨他厚待花榮手下；在江州牢城營買上買下，自管營至囚徒，無不喜歡他。正是因為他所到之處，善待凡夫俗子，才贏得在江湖上有最響亮的名氣，令天下豪杰傾心向往，遇難時投奔他。而對他來說，網羅豪杰更重要，也更熱心。《水滸傳》第十八回道，“若有人來投奔他，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館谷，終日追陪，并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識金似土……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
所謂英雄惜英雄。義，便成了江湖好漢的為人處世之原則，揚名江湖之根基。江湖上的好漢一聽說“及時雨”宋江的大名，納頭便拜，“及時雨”如雷貫耳，令人肅然起敬。一百零八位好漢緣何會齊聚梁山，而不是你居華山，我占泰山？這塊能吸引好漢的磁石在哪兒？很顯然，這塊磁石來自于宋江。正如張順所言，“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疏財�！绷荷胶脻h的聚義，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
當然，對于這個“義”字，我認為應從幾個方面來看：一，為民族之義。宋江梁山聚義是宋官家逼的，無路可走，逼上梁山；在舉起義旗后，外敵入侵，宋江收起原來的宗旨，共同對付外敵，面對遼邦歐陽侍郎曉之以理，誘之以利的勸降，連軍師吳用也有些動搖了，而宋江立即對吳用的這一番“投降主義”言論嚴加駁斥，這正是一種民族大義的體現。
二，為兄弟之義。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義英雄，義放晁蓋，當法與義發生矛盾時，宋江就不顧法度了。他對梁山的事業有一定的貢獻，他為了梁山好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殺了閻婆惜。眾好漢齊聚梁山，推宋江為梁山泊首領，緣何？宋江有以下的優勢：仗義疏財，在江湖上有一定的號召力；關懷兄弟，兄弟遇難設法相救；有一定的組織和軍事指揮才能。試問，軍師吳用也有組織和軍事指揮才能，為何不能坐上交椅？這正是宋江兄弟之義的魅力之所在。三，為正義之義。北宋末年政治日漸腐敗，統治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大肆搜刮，殘酷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宋徽宗趙佶即位后，更是大興宮室，浪費無度，加之水旱自然災害的侵擾，人民無法生活，具有社會正義感的宋江之流，更是疾惡如仇，懲惡除奸。有詩為證：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疏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杰宋公明。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名私放晁天王》）
在封建社會里，忠君和報國是一致的。岳母刺字，精忠報國，而宋江的“盡忠報國”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他還處于躲避“殺惜”之禍的消極反抗中時，忠的觀念便開始萌動了。武松投奔二龍山前，向宋江講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話后，也勾惹起宋江對前途的思考，他說：“兄弟，你……到了彼處。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 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為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
這就是說，只有走借反抗謀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實現忠的理想。這樣看來，忠是作為影響人物命運和人生道路的決定性因素出現的。而且由于忠的發展，宋江性格的本質特征也發生轉變，性格層次也將出現新的變化，顯示出性格的新發展趨勢。宋江被逼上梁山泊后，思念老父，回家搬取。不想自墜羅網，尋路躲避，奔入還道村，閃進“玄女廟”，得到九天玄女娘娘親自召見的殊榮。賜酒賜棗之后，玄女娘娘對宋江說：“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他日功成果滿，作為上卿�！�
這個藝術情節，揭示了宋江性格的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反抗是為了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為了替天行道，所以反抗的目的，就是為了接受招安。不過，在接受招安以前，替天行道具體表現為“為主全忠仗義“在接受招安以后，替天行道具體表現為“為臣輔國安民”。宋江性格的這種發展趨勢，是十分可悲的。反抗斗爭被納入忠君的軌道，宋江也便成為皇權主義的可悲犧牲品。
宋江在逃亡離家前，向父親和兄弟表達了若遇朝廷寬恩大赦，便可父子兄弟團聚的愿望。這就是說，他寧愿躲避官府的迫害，而不愿意反抗官府的迫害因此，宋江沒有去投奔梁山泊這位義重情深的兄弟，而選擇了投奔橫海郡柴大官人、白虎山孔太公和清風寨花榮�？梢�，他對朝廷的忠是一直存在的。
梁山第一把交椅，晁蓋以義字號召數好漢，終其一生，也只博得一個義士的美名；而宋江坐上第二把交椅，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在受招安之后，更是改“替天行道”為“順天護國”。古來帝王皆以天子自居，替天也好，順天也罷，皆為替皇帝辦事，為皇帝服務。從官逼民反，到逼上梁山，再到改忠義堂，到招安，宋江骨子里始終透著這種忠的思想。
有人會問，宋江被發配江州，曾在潯陽樓上寫下四句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巢是晚唐農民起義領袖，既反貪官，更反皇帝，宋江卻敢笑他“不丈夫”，難道他就無反皇帝之心嗎？
且先還是從綽號談起，“山東呼保義，豪杰宋公明”，宋江自稱呼保義，保義實為官名。據《輔耕錄》載：“武正八品曰保義校尉，從八品曰保義副尉。言吏員未受職，己呼之為保義也。又宋時相呼曰保義，似亦通稱，如員外之類”�？梢�，宋江希望成為趙和、官家的保護人，受皇帝使喚而在原著中寫宋江征遼成功后，大書特書一句“加宋江為保義郎”，這不可為一種巧合。
再看宋江等聚事梁山，卻與通常草莽英雄自立王朝，分庭抗禮有不同之處：一，他們從不封王稱官，只是呼頭領，頭領者，即今日“領導人“是也，從未立官爵。二，他們只是”替天行道“，天者，皇帝也。替天，也只是代皇帝掃除奸邪而已；三，是攻城陷地，也是得而不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們是不搶宋天子的土地的。
晁蓋死后，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對起義軍來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滸傳》中宋江的一大關鍵。他在被逼上梁山后，一直念念不忘受招安，他在擒了呼延灼后，親自為其松綁，敬酒壓驚，表乞愿招安之心；而受招安后，宋江就徹底成了一個朝廷的忠臣。由起義軍的首領走到服從朝廷的順臣。這時，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熱愛國家的，皇帝代表國家，朝廷不負我，我不負朝廷。他不聽吳用等好漢的勸阻，去征起義軍領袖方臘，打的十分慘烈。宋江帶眾人征方臘后，原本的一百零八位好漢盡剩下二十七個，其余的不是犧牲，就是出走了。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開，看今朝弟兄離散，如花零落，惹動宋江連日思憶。淚如雨下、郁郁寡歡，罩在悲涼的冷霧里。李逵“再上梁山”的主張，李俊、張氏兄弟、阮家昆仲“就這里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的籌劃，也許是一條可供選擇的出路吧。何況眾弟兄“盡有反心”，這樣做可能易如反掌。但是，這扭轉不了宋江以“我當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和癡情。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對他加害致死。宋江臨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讓他也喝藥酒被毒死。
潯陽樓上題反詩，如何解釋？酒后失言而已！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身后名。古來英雄義士大多重功名，光宗耀祖，留名青史，是數代英雄豪杰的夢想。而在宋江的身上，“功名”一詞也有著相當的分量。
且說宋江上了梁山后，認為這是落草為寇，是“權避水泊，暫時避難”。他并不準備把“打家劫舍“作為自己終身的存身之所。宋江的逼上梁山和李逵，阮氏三兄弟等上梁山不同，后者把劫富濟貧作為自己的生存之道；宋江則不然，他即使上了梁山，也沒有奪取政權取而代之的壯志，他害怕自己背上謀權篡位的千古罵名，他時刻在等待時機，希望一旦時機成熟，天可憐見，就把受招安看作是一個體面的歸宿，從而又可以洗掉他落草為寇的污點。
在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宋江在宣誓時說“……但愿共存忠義于心，同著功勛于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又如宋江在送武松去二龍山入伙時，叮囑武松“……日后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個好名……”
宋江在前七十回中的反對農民起義，制造投降主義輿論，多次向歸順農民軍的封建軍閥和大地主表示“情愿讓位”一系列“占山迫，權時避難”“專等朝廷降旨招安”等等言語，如金圣嘆所言“純是權詐之詞，而非由衷之言……”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內部放出了試探的氣球。重陽節菊花會上，宋江乘著酒興，寫了一首《滿江紅》詞，呼吁“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在宋江看來，招安已經具有重大的現實性和迫切性。公開提出招安問題，是宋江性格結構發生轉化的重要標志，它意味著忠的性格要素由小到大，逐漸向主導地位前進，義的性格要素停滯起來，并被納入忠的軌道，繼續表現出自己的色彩和亮度。
接著，宋江又以兩贏童貫和三敗高俅的輝煌戰績，取得了爭取朝廷招安的主動地位和有利條件。這時，宋徽宗驚恐失態，權奸們束手無策，朝廷除去招安，別無良策。在宿太尉的幫助下，天子御筆親書丹詔，實行招安。盼望已久的招安終于實現了，宋江的性格也完成了一次轉變，忠的性格要素上升到主導地位，義的性格要素已經降低了時代的激調，它的音響漸漸為歷史傳統所淹沒。而且接受招安以后，宋江率領梁山泊義軍，打著“順天”、“護國”的旗幟向東京進發。然而，他們歸順的朝廷和皇帝，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的歷史命運？世人皆知曉……
不難看出，從忠于職守的小吏，到逼上梁山，再到招安報國，宋江的忠與義終究沒有逃脫“功名”的束縛，為了一紙功名，終釀造了人生的政治悲劇。
韓曉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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