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
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戰爭之一。一千多年來，關于這次戰爭有過種種記述和評論，雖然多數的意見傾向于火燒赤壁導致曹軍失敗，但有許多可疑之處。本文重點討論曹操兵敗赤壁與血吸蟲病的關系，力圖使之成為戰爭與疾病史的有趣篇章，也作為替曹操翻案的一部分。
一、對火燒為主因的排除
在史料中對導致赤壁之戰勝負原因的描述中既有火燒，又有疾病，在不同的場合、不同人物、不同時間上各有所側重，有許多矛盾之處。所以在討論疾病之前對歷來認為是主要原因的火燒觀點先做若干排除。
東南風不可能吹向南岸
關于赤壁之戰的地點，眾說不一，但大多傾向于前屬嘉魚，現劃歸蒲圻（赤壁）市轄管的赤壁。其位于長江南岸，這就使得史書上所記述的周瑜、黃蓋的蒙沖斗艦借助諸葛亮觀天象測得的東南風鼓動，導致炎炎烈火燒盡曹操的船只并延及岸上營落的說法無從解釋。
十艘蒙沖斗艦的破壞性有限
在現存有關赤壁之戰的記載中，蒙沖斗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資治通鑒》原注：蒙沖是蒙著牛皮的小船，斗艦是戰船。而以現代觀點看，將蒙沖斗艦說成兩樣東西，似不大合適，含糊一點說蒙沖斗艦是小戰船相信不會離譜太遠，限于當時的技術與水準，載重量幾百噸的船只應該算是不小的了，為了靈活快捷，似乎更要趨于小而輕便而不是一味強求大噸位，所以我們傾向于其為小戰船的理解。說到黃蓋燒船時，《資治通鑒》寫道：“乃取蒙沖斗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 ……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如果真的這樣，周瑜、黃蓋的勝利似乎也太容易了一些：假如是小船，那么其運載的易燃品必然有限，如何能以十艘蒙沖斗艦將“乃以千數”的曹操所得的劉表水軍燒盡，而且還“延及岸上營落”呢?如果說蒙沖斗艦是大船，自然可以多運載一些諸如燥荻、枯柴、油脂之類的易燃品，可是這不免又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是速度，二是靈活性，這兩者顯然同載重量大小成反比例關系，供作軍事家選擇的余地是有限的。況且船在水上，以水滅火總還是可能的，盡管曹軍缺乏防護的思想準備，但一點點的救護能力和措施都沒有也難以讓人理解。
火燒的真相
在對赤壁之戰勝敗原因的分析中，火燒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原因。這里抄錄有代表性的三則：
太祖征荊州還，于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國志魏書郭嘉傳》）
（曹操語）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
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具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余船引退。（《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這三則對火燒的記述相差甚大，第一則說曹操占領荊州后，揮師東進至巴丘（今湖南岳陽一帶）的軍隊得病（在先），然后“燒船”，但未注明船是曹軍因病而燒船呢還是被對方縱火戰敗，或是兼而有之。第二則比較明確，而且曹操有一副不在乎的樣子，用今天的話說那就是：我是主動撤退的，戰場上是有熊熊大火的，那是我在退兵之際將帶不了的船只等物資放火燒掉，如此而已，哪有什么周、黃施火攻計得逞的事情呢? 所以他們吹噓的偉大勝利是該大打折扣的虛張聲勢、邀功請賞罷了！這樣說難免有曹操自我掩飾之嫌。我們認為比較合理的是第三條史料，先是曹操在戰事上的失利，加上疾病的影響，船艦等物資被周瑜燒了一部分，在戰勝無望不得不撤退時把帶不走的船艦等笨重物一燒了之。與火燒論甚多疑點的記述相反，史料中對赤壁之戰中曹軍為疾病危害的記述卻是明確的。
二、曹軍遭疾病危害的記述與分析
在史料中對曹操兵馬在赤壁之戰患病并受危害的記述是不厭其煩的，擇主要者羅列于后。
（周瑜對孫權說）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后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資治通鑒》）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屬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同上）
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軍，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等敗退，引次江北。（同上）
曹公軍不利于來壁，兼以疫死。（《三國志蜀書劉焉傳》）
時又疾病，北軍多死，曹軍引退。（《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公燒其余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
至于赤壁之敗 ，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三國志魏書賈翊傳》，裴松之注）
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熹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三國志魏書蔣濟傳》）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卒末，令曰：‘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以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太祖又與荀■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同上）
疾病發生的必然性
數十萬軍馬的遠征、作戰的繁忙勞頓、生活的動蕩以及條件的低下，造成體力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緊張是可以想象的。這必然降低了個體和整體對疾病感染與發病的抵抗力和康復機能的水準。同中國北方相比，南方氣候炎熱多雨，溫濕度等條件適于各種傳染病、地方疾病原和傳播媒介的繁衍和循環。那些當時無法明了的致病微生物對新進入疫區人群、馬匹的侵襲性以及入侵后的致病性也遠比世居此地的人群和動物更為嚴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述周瑜對孫權分析似可作為曹軍南征失敗原因總的提示。周瑜分析曹軍南征的諸多不利因素：一是后顧之憂；二是步兵不習水戰；三是后勤供應；四是疾病。這其中那一點是最重要的呢? 雖然“北土未平”，但在關西的馬超、韓遂只不過是潛在的威脅，并沒有造成眼前的危害；“舍鞍馬，仗舟楫”是棄長就短，確有被動之處，但在得到荊州降軍，特別是水軍以及“蒙沖斗艦乃以千數”之后，使兵力得以大大的補充和加強；自秋入冬的后勤供應(馬之蒿草、兵之食糧)在有了荊州降軍于江陵等地的儲存及江南之富庶，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了吧!唯其無法克服的是：這些來自遙遠的北方籍的“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這一因素了。
疾病的嚴重性
如果僅是普通的傷風感冒之類的小毛病而在史料中大書特書似乎說不過去。按曹操的說法，赤壁之戰的退卻完全是“值有疾病”造成“吏士多死者”。應當注意的是疾病的發生與危害不光涉及士卒，也包括文武官員；不但發病，而且有死亡；不是個別，而是多數；不但使赤壁戰場上的軍事失利，在孫權圍困合肥時亦因之派不出更多的援軍，只好讓部將張熹帶領少數人馬前往解救，但這支小隊伍卻也因繼續發病或留下后遺癥或因之體質下降繼發其他疾病而使戰斗力受影響；不但當時危害嚴重，經年之后還造成“百姓流離，家室怨曠”。 這是多么悲慘的場面啊!要不是遇到極大障礙，曹操的大軍絕不會輕易“引次江北”之后又“引軍還”的。
血吸蟲病是一種什么樣的疾病
血吸蟲雌雄異體，雄蟲短而粗，約14×0.5毫米；雌蟲長而細，約16×0.26毫米。其寄生于人或動物終末宿主門靜脈系統血管的雌雄蟲合抱受精，每天產卵約3500個，卵內毛蚴不斷釋出毒素致腸壁發生以嗜酸性膿腫為主的病變，致病變部位炎癥、破潰，使蟲卵隨糞便排出入水，在適宜的溫度下，毛蚴破殼而出，尋機鉆入釘螺，經胞蚴-母胞蚴-子胞蚴，發育成具感染性的幼蟲尾蚴。當人或動物下水，尾蚴便經皮膚、黏膜侵入，經童蟲發育為成蟲。
血吸蟲病是一種人獸共患互染的疾病，可寄生于人、牛、馬、鼠等數十種哺乳動物。非疫區人群和動物對之特別易感，多在一個月感染后出現發熱、腹痛、拉膿血便及血中白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增高。急性期過后多呈不時發作的腹痛、膿血便、疲乏衰弱等表現的慢性期；至晚期者多為嚴重疫區里屢受感染的重病人，有肝脾腫大、腹水（故又稱臌脹病）或侏儒等表現。在我國，血吸蟲病流行于長江流域以南的十二個省市區，以兩湖、江蘇、江西、安徽等省為嚴重。血吸蟲病之所以局限于江南流行，主要原因在于傳播本病的中間宿主（媒介） --一種水陸兩棲的淡水貝類釘螺，其形態大小同谷粒近似。這種螺無法克服北方冬季的嚴寒冰凍與干旱，所以本病不在北方流行。尾蚴的大小僅幾百微米，肉眼不可見，釘螺也只有米粒大小，人和動物多在不知不覺間被感染。感染后不是立即發生嚴重癥狀，感染初期在尾蚴侵入的皮膚僅有致癢的針頭大小粟粒樣小出血點，所以往往導致病因難明，糊里糊涂送命而不知緣故，在三國時期更是這樣。
一種古已有之的疾病
據歷史記載及近代研究，業已證明血吸蟲病是古已有之的疾病。在國外，Ruffer曾報告埃及在公元前10~20世紀的木乃伊體內找到血吸蟲蟲卵。在我國的古醫籍中也有很多近似有關血吸蟲病的記述。自1956年以來，我國曾對發掘古墓時發現保存完好的古尸進行寄生蟲學研究，至1993年，共調查15例，分別發現于廣州、江蘇、福建、長沙、江陵，共發現7種寄生蟲卵，其中就有血吸蟲卵。在長沙馬王堆女尸■侯利蒼之妻（辛追）和湖北江陵男尸(五大夫遂少言)的腸壁和肝臟中都發現形態結構保存完好的血吸蟲卵。
這既說明兩湖地區在赤壁之戰前已有血吸蟲病存在，特別是地方行政長官之妻和江陵五大夫這樣貴族家屬和官員都得了血吸蟲病，又說明本病在當地的流行已十分嚴重，人群的受感染已十分普遍。
戰場為重疫區
盡管對赤壁及赤壁之戰所在地點、范圍還有許多不同意見，但說赤壁之戰這個古戰場是位于長江流域中游、以兩湖為中心同事實不會相差太遠。自曹操揮師南下，途經湖北的襄陽，進而窮追劉備，搶占并駐軍江陵，然后順流而東至赤壁（無論是蒲圻赤壁，還是武昌赤壁）與巴丘，因疾病或遇孫權劉備聯軍而失利，經華容退至南郡，終于留曹仁屯江陵外大軍北撤而告終。也有人認為應該更擴大一些，涉及次年孫權兵圍合肥和曹操遣兵解圍之戰。這些地區，根據大量的調查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凡是與赤壁之戰可能有關的地方大都是湖北、湖南嚴重的血吸蟲病流行區。如湖北的蒲圻、嘉魚、洪湖、監利、石首、公安、江陵、潛江、沔陽、遠安、鐘祥、鄂城、谷城、漢川、漢陽、黃岡、南漳、浠水和湖南省洞庭湖畔的岳陽、華容、安鄉諸縣。
在血吸蟲病防治初期，各地對疫情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發現湖北省89個縣市中有44個縣市(占52.5%)、湖南省103個縣市中20個縣（占19.4%）流行該病。釘螺密度每平方市尺為32只，最高者達409只。這些結果充分說明了這些地區疫情的嚴重。這些地區處于湖北省的江漢平原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沃野千里，水草豐盛，歷來是人群聚居的場所，無論生產、生活都與水發生密切的關系。水、土、草這些條件的存在又是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在適宜氣象條件下最適宜的滋生環境 。
多在易感染季節里活動
血吸蟲在不同季節發生的感染機會是不盡相同的。通常是夏、秋季最高，次為春季,最低為冬季。這是因為冬季地凍天寒，人畜等下水活動較其他季節少，特別是釘螺體內的血吸蟲感染性幼蟲(尾蚴)的發育與逸出同溫度有密切關系，因而影響不同季節的感染率。赤壁之戰決戰在冬季，已不是血吸蟲的易感季節,但行軍轉徙、決戰前的訓練演習、兩軍大大小小的遭遇戰、前哨戰等活動大都在秋天，是血吸蟲易感季節。研究指出，最適合釘螺生活的溫度是13℃左右，在血吸蟲病流行區，這溫度多見于仲春和深秋。血吸蟲尾蚴能在10秒鐘內鉆入宿主皮膚，甚至釘螺離水登陸后，在有水滴的葉片上爬行也可能逸出尾蚴，人無須下水也有被感染的危險。
曹軍為易感人群
同是在水上作戰，同是在疫區內行軍轉移，按理說雙方都會得病。為什么史料中多處記述曹操兵馬患病并為之所苦，而孫權、劉備的兵馬卻安然無恙呢?這是因為人或動物感染血吸蟲后，體內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定免疫力的緣故。
一次大量感染是造成急性發作的原因，導致死亡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多次大量感染的后果當然更是嚴重，那些先前不曾感染新進入疫區的人群和動物對血吸蟲特別易感，又易于發病，發病時癥狀也分外嚴重，大多是以高熱、肝腫大疼痛、拉膿血便為主要表現的急性血吸蟲病，這類患者在當時條件下大多死亡。曹軍南下的主力兵馬恰是這種情況。相反，那些吳國(現今江蘇、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許多地方也是血吸蟲病重疫區) 長期從事生產、生活或戰爭活動，經常接觸疫水的孫權兵馬，雖然也感染并發病，但現存者多是慢性患者，急性期早已過去，特別嚴重者已經死亡。同急性患者相比，慢性患者因體內有免疫力，且只有在勞累、饑寒等誘因下發生腹痛、拉膿血便等癥狀，因此對再感染和抵抗力以及在行軍、作戰能力上都是比較強的。這種差別就是患慢性血吸蟲病(弱丁)的劉孫聯軍戰勝患急性血吸蟲病(急、重病丁以至于死丁)曹軍的要害所在，亦正是所謂“水土不服必生疾病”的緣由所在。
有人認為曹軍南下得到劉琮投降的水軍，這批降軍久居江南，對血吸蟲有免疫力。與此同時，劉備的兵馬同曹操一樣也是來自非疫區的中原地區。言下之意，赤壁之戰的雙方兵馬不存在對血吸蟲免疫力的差別。但這并不能說明雙方軍隊在血吸蟲免疫力水準上的等同。先說曹軍，誰是南征的主力呢?當然是曹操而不是劉表的降軍,即使降軍許多人因長期生活在疫區有過感染并產生了免疫力，但不能因此說曹操所率的南下主力大隊人馬也有免疫力，無法防止無免疫力的曹軍主力隊伍不發生血吸蟲病。還有人認為由于四川省一些地區也有血吸蟲病流行，所以劉璋派遣的四川援軍也有免疫力，可是，劉璋援軍的人數比劉表降軍少得多，更不足以左右曹操主力的狀況。
同樣的道理，讓我們看看孫權劉備聯軍。這支隊伍誰是主力呢?劉備的隊伍在河南被曹操窮追猛打后狼狽逃竄，幾乎潰不成軍。機智過人的諸葛亮斗膽說出來的只不過一兩萬人而已 ，所以他才苦心設計結成孫劉聯盟以抵御曹軍的南侵。很明顯，孫劉聯軍無論從指揮員的任命、戰備物資的供應，還是水軍的組成都是孫權方面為主。因此，即使劉備軍隊也是來自中國北方，無血吸蟲免疫力，卻不影響聯軍中以東吳人馬為主力部隊的免疫力。
曹軍哪些活動易被血吸蟲感染
在血吸蟲病流行區內凡同水接觸者即有被感染的可能，所以不同的活動方式決定了同水接觸的頻度與時間上的差異造成感染與后果的不同。曹操軍隊在赤壁之戰中有哪些活動感染血吸蟲呢？我們著重從行軍、訓練、作戰和生活四個方面來分析。
1. 行軍轉徙：曹軍自河南進入湖北奪取襄陽后，順漢水而下，追趕劉備經長阪、當陽，然后占領江陵，并以之為水陸軍及糧草輜重基地，之后又折向東南，進軍巴丘（岳陽）及其附近（如現今的蒲圻、嘉魚等地）同孫劉聯軍交戰，在戰事不利時，除部分守軍屯留江陵之外，曹軍大部分經江北的烏林、華容（即今洪湖一帶）退駐，繼而北撤。這樣看來，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秋七月至十二月），曹軍行軍輾轉于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及湖南北部的約四十個縣份，行程達數千里。在這段時間里，曹操兵馬可以說是“兵不解甲，馬不下鞍”地奔忙周轉。這樣頻繁的軍旅生活大大地增加了同自然界的接觸，無論是飲用、洗滌、游泳還是轉徙跋涉，無不增加了同水的接觸，自然也就增加了血吸蟲尾蚴侵入的機會。
2. 訓練水軍：曹軍南征，為了適應兩湖地區水鄉澤國的水上作戰需要，必須克服北方軍隊不習水戰的缺點。所以曹操對訓練水軍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并且早已付諸實施。遠在出發前，就在北方開鑿玄武池訓練水軍了。《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稱：“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可以說，這是曹操為應付南征水戰的先期重要準備之一。但是訓練的水準、效果如何呢?
曹操軍隊在嚴寒季節、有限時間里開鑿的玄武池，規模不大，水準不高，訓練的船艦數量不足且品質低下，有經驗的教練員短缺，這些原因，使之訓練的水軍不但人數有限，而且技巧亦差。用這樣草草訓練的隊伍去應付兩湖的長江、大湖可是勉乎其難啊!果然當幾個月后，揮師南下的曹操大隊人馬面對浩浩大江和大湖不免望之興嘆，江湖的遼闊寬深、風高浪急遠非風平浪靜的人工池所可比擬。官兵們在感嘆之余別無他法，必須采取應急措施，于是乎就地訓練水軍，而且也只有占領江陵這個重要戰略要地后，曹軍才有可能組織對水軍進行比較正規、比較系統的訓練。因為這時候既有劉表部屬的水軍、訓練用的船艦、教練員、場所，特別是時屆秋高氣爽之季，氣溫 、水溫正適宜下水活動時節。總之，一方面由于主觀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條件的現成與便利，因此，曹軍南征后的訓練水軍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并不知道這些活動地區大多是血吸蟲病重疫區，以致在船上或下水活動中增加了感染的機會。
3. 戰爭：赤壁之戰，盡管現在對其地點、規模、方式等等還有不同的理解和爭議，但對于這次軍事行動的兩軍交戰是不能排除的。赤壁之戰，除水軍以船艦相對、兩軍以軍馬、步兵沖突，刀槍劍戟對仗和羽箭的射殺外，還包括前方的偵察、后方對戰爭、生活物資運輸供應等等許多環節和部門的工作。而這些無論是前方戰場還是后勤部門，只要在疫區內輾轉，無不增加在野外的奔忙，戰事活動決定了各項活動的強度和頻率，增加了人馬在野外同疫水的接觸，從而增加了感染的機會和加重了感染的程度。
4. 生活：在戰爭期間，除戰爭活動是充滿危險緊張外，生活也不能悠閑。曹軍在赤壁之戰中東西轉移，訓練交戰中活動多、強度大，天氣炎熱時少不了要經常洗濯手腳、衣服以至于游泳洗澡；這些無不增加用水的次數和數量，也就增加了被血吸蟲感染的危險。
排除其他諸如瘧疾、鼠疫、斑疹傷寒、霍亂、痢疾、鉤端螺旋體病、流行性出血熱、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因素影響，我們應當認定，曹操在赤壁之敗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軍隊普遍感染了血吸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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