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于“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縣）。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 白居易畫像
[2]，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后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臣，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書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閑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于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后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后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75歲病逝，葬于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志銘。
為官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后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并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 白居易石刻像
[4]酒，但由于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游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后捧絲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游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裝有美酒佳肴，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娛樂自己的身心？”他是用酒來和勞動進行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問劉十九》一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干燥的時候. 釀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 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總析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喻、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后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喻詩反映 白居易拱謁畫像
[7]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流暢自然，代表作有《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致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詩風格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樸而近古，因此流傳極廣，對后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等名篇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
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形象鮮明，情節連貫，語言優美，同樣是膾炙人口的篇章。《長恨歌》歌詠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于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艷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巔峰人物。 后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升根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同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等，白居易被稱為"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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