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三歲喪父，其兄韓會及嫂撫養之。韓會能文章，對韓愈有影響。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貞元二年（786年），19歲的韓愈赴長安參加進士考試，三試不第，直到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應考，才考中進士。此后又連續三次應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皆不中。直到29歲才在汴州董晉幕府中謀得一個觀察推官的微小官職，后回京任四門博士。36歲時，任監察御史，不久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而被貶為陽山縣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歲，官職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韓愈50歲時，因參與平定淮西吳元濟之役表現出處理軍國大事的才能，遷為吏部侍郎，進入朝廷上層統治集團。但兩年后，他卻因上表諫迎佛骨而觸怒憲宗，險些被憲宗處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貶為潮州（在今廣東）刺史。在潮州八個月，宦官殺憲宗，立穆宗，韓愈被召回朝，后歷官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長慶四年（824）病逝于長安，終年57歲。
政治主張
韓愈在政治上主張天下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他和柳宗元政見不和，但并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因為進言佛骨一事，被貶潮州，后因治政突出，遷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并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現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為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為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他的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歷詩人的狹小天地。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他善于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異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摯電的壯觀。另外韓詩在藝術上有「以文為詩」的特點，對后世亦有不小的影響。當然韓詩中也有追求怪誕詭譎的游戲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韓昌黎集》，《外集》，《師說》等等。
教育思想：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比較復雜。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但他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倫理觀念，維護封建制度，這當然也是錯誤的。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超越歷史，具有我們當今的思想。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維護“道統”，但往往又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他在《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斗性的思想。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響的。
文學成就
文學創作理論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 韓愈石像
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并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詩歌創作探索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后代有不良影響。
熱心的教育家
韓愈還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能逆當時的潮流，積極指導后進學習，他“收召后學”、“抗顏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特別重視教育和培養年輕作家。 他在《答李翊書》一文中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養、人格修養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對搞好創作的重要性。現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韓愈作為修武人，曾多次游歷縣境北部的百家巖，在此曾作長詩《題西白澗》，由此使西白澗也成為百家巖重要一景。 思想淵源于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并無二致。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指為死者歌功頌德，在墓志銘中不論其功績如何，一概夸大其詞予以贊頌的行為）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領導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在詩歌創作方面，針對大歷以來詩人“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的浮蕩習氣，“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詩風，自覺地繼承和發揚李白、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業績，力圖恢復盛唐氣象。
因此，他在詩歌創作上勇于創造，大膽革新，另辟蹊徑，獨樹一幟，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成為中唐時期詩壇上一個影響較大的詩人。但是，一些文學史和有關韓愈研究的論著，以反映人民疾苦為評價韓愈詩歌的準則，也就是政治標準第一，因而認為韓愈反映現實的詩歌數量不多，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繼承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意義不大。如游國恩諸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意見：“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和白居易著重繼承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詩》也是這樣說的：“在韓愈詩里也有些反映現實的。但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張燕瑾同志《唐詩選析》認為：“韓愈的詩歌追求奇險，形成了宏偉奇崛和‘以文為詩’的特色。但反映社會重大生活內容少，比較膚淺。”類似的意見還有，這里不一一列舉。我以為上述諸先生的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韓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在數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就韓愈而論，他的詩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難，揭露統治集團罪惡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擊佛、道二教危害之作，還有指斥當權者壓抑人才，抒發懷才不遇的作品。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較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的重大生活，有強烈的戰斗性，應該說也是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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