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中國明清小說的基本格調(人教版九年級選修教學論文)

發布時間：2016-8-2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悲劇，中國明清小說的基本格調

陳元

【內容摘要】明清章回小說中，尤其是三國水滸等幾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章回小說巨著中，都以悲劇作為其最終結局，主要人物都沒有擺脫痛苦的命運或死亡的結局，都籠罩在濃重的悲劇氣氛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而對這種現象的探討，對于章回小說文化內蘊的揭示，有利于人們閱讀和研究中國的明清小說，進而更加深刻地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

【關鍵詞】章回小說；悲劇；人格模式；倫理；批判

明清章回小說中，尤其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西游記》這幾部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章回小說巨著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以悲劇作為其最終結局。有人會認為，《西游記》不是悲劇結局，我說它也屬于悲劇，是有原因的，你想一個敢拼敢打的戰斗英雄，最終成為了封建權貴的衛道士，沒有了獨立自由的人格，沒有了純潔自然的個性，沒有了真實自我的思想，這些結局難道不是悲劇嗎？表面風光無限，修成正果，實則淪為幫兇。無論是《三國演義》中“白帝城先主托孤”、“孔明秋風五丈原”〔1〕，是《水滸傳》中“宋公明神聚蓼兒洼”〔2〕，是《儒林外史》中“泰伯祠遺賢感舊”〔3〕，還是《紅樓夢》中“中鄉魁寶玉卻塵緣”〔4〕，還是《西游記》中“徑回東土五圣成真”〔5〕，主要人物都沒有擺脫死亡的結局、或痛苦的命運、或喪失真實自我淪為幫兇的事實，都籠罩在濃重的悲劇氣氛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而對這種現象的探討，對于章回小說文化內蘊的揭示，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有利于人們閱讀和研究中國的明清小說，進而更加深刻地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

　　　　一

　　談到悲劇，魯迅先生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說的“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6〕，這一悲劇論斷是人們所熟知的。在這里，魯迅先生把悲劇的本質歸結為人生價值的毀滅。而價值作為一種需要的滿足，是構成價值人格的基礎。人們是根據一定的價值觀念確立自身生存狀態，設計價值人格的，不同的價值觀念導致不同的價值人格，如果著眼于人的社會價值，必然強調人對社會需要的滿足，重視人對社會的責任、義務等，形成群體人格，如果著眼于人的自我價值，必然強調對自我需要的滿足，重視人對自身的自尊、獨立等，以形成個體人格。在這個意義上，價值人格是人根據相應的價值觀念對自身存在狀態的態度和要求。既然價值觀念構成了價值人格的基礎，那么，人生價值毀滅的悲劇，主要表現為價值人格的悲劇。在章回小說中，價值人格的痛苦或毀滅無疑體現了悲劇的基本特征。

　　每一部小說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作者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去塑造、評價人物，表現、設計不同的價值人生，從而形成不同的價值人格。盡管章回小說反映了豐富多彩的人生，但是，群體人格和個體人格仍然構成了章回小說最為基本的人格模式。《三國演義》、《水滸傳》強調的是群體人格，在這兩部作品中，價值人格集中體現為倫理人格，以傳統道德為軸心的社會價值構成了理想人格的核心內容。《三國演義》主要通過對統治者之間的倫理關系的描寫，表現了作者對統治者的人格要求；《水滸傳》則主要通過對被統治者之間及其和統治者之間的倫理關系的描寫，表達了作者的人格追求。《儒林外史》、《紅樓夢》注重的則是個體人格基礎上的人文追求。在這兩部作品中，價值人格集中體現為個體人格和人文人格的統一，以具有人文精神的自我價值構成了新的人格理想。《儒林外史》主要通過杜少卿等形象的塑造，以及傳統文化中人文因素的發揚，表現了作者新的人格理想。而《紅樓夢》則通過賈寶玉這一形象的創造和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表現了作者對人文人格的追求。《西游記》中做到了群體人格和個體人格的綜合塑造。如孫悟空、豬八戒等，都寫得異常生動，惹人喜愛。這些人物之所以刻畫得很成功，是因為作者在塑造他們時，往往是將神性、人性、動物性三個方面結合起來，把他們當人來寫，使之具有人的思想、行為的人性的特點，同時又有神的威力和動物的外貌等特點，既親切又具有超現實的色彩。

　　章回小說不僅根據一定的價值觀念設計并表現了相應的價值人格，更重要的是，還通過價值人格與社會現實，以及不同價值人格之間的悲劇性的矛盾沖突，揭示了價值人格的毀滅及其毀滅的原因和過程。一方面，章回小說通過價值人格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及悲劇結局，表現了作者對價值人格的探索和社會的批判；同時，又通過不同的價值人格之間的矛盾沖突及其悲劇結局，表現了作者對新的價值人格的贊美和對傳統的價值人格的批判。正是通過悲劇性沖突的描寫和悲劇成因的揭示，章回小說充分顯示了其社會批判意義和倫理批判意義。

　　　　二

　　在章回小說研究中，章回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是一個早已引起人們充分注意并得以普遍深入探討的課題。近代，王鐘麒就通過章回小說的比照，高度肯定和評價了章回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他在《中國歷代小說史論》中認為，章回小說的批判精神，“一曰憤政治之壓制”，因為“吾國政治，出于在上，一夫為剛，萬夫為柔，務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士氣”。作為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說的創作“設為悲歌慷慨之士，窮而為寇為盜，有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俠五義》、《水滸傳》皆其倫也”。章回小說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會之混濁”，因為“吾國數千年來風俗頹敗，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貴者，不必賢也，而若無事不可為；貧且賤者，不必不賢也，而若無事可為”。作為對黑暗現實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說“描寫社會之污穢濁亂貪酷淫邪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7〕。黑暗的封建專制和污濁的社會現實構成了章回小說人格悲劇最為本質的社會根源。這一點正如陳忱在《水滸后傳論略》中評價《水滸傳》時所言：

　　《水滸》，憤書也。宋鼎既遷，高賢遺老，實切于中，假宋江之縱橫，而成此書，蓋多寓言也。憤大臣之覆愫，而許宋江之忠；憤群工之陰狡，而許宋江之義；憤世風之貪，而許宋江之疏財；憤人情之悍，而許宋江之謙和；憤強鄰之啟疆，而許宋江之征遼。〔8〕

　　章回小說的價值人格寄寓了人們對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憤慨，而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和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矛盾，又規定著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悲劇實質。正是通過價值人格的悲劇，章回小說體現出強烈的社會批判意義。

　　章回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首先在于通過群體人格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以及群體人格的悲劇結局，表現出對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批判。章回小說的這一悲劇特征在《三國演義》中得到了典范的體現。群體人格的顯著特點是強調人的社會價值，以道德規范作為價值人格的基本內容。在《三國演義》中，體現作者人格理想的人物，不論是劉備還是關羽，或者諸葛亮，都體現了這一特點。作為“仁君”的典型，“仁慈寬厚”、“躬行仁義”構成了劉備性格的基本特征，通過這一特征，寄寓了人們對最高統治者的道德要求。而作為“賢臣”的典型，諸葛亮的性格集中體現為超人的智慧和對蜀漢的忠貞，這種性格也體現了作者對臣僚的人格要求。而作為“義友”的典型，“義重如山”是關羽的主要性格，通過這一性格表達了人們在人際關系上的人格理想。仁君、賢臣、義友這些以倫理規范為內容的價值人格，形成了一個理想人格體系，表現了作者和當時的人們對統治者的道德要求和人格理想。而作為矛盾沖突的另一方面，曹操在《三國演義》的總體構思中是作為理想人格體系的對立面出現的。殘忍狠毒、陰險狡詐、損人利己構成了曹操性格的主要特征。盡管在他身上也有著“雄”的一面，但著眼于倫理價值，曹操仍然是“惡”的象征。“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就是曹操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他那種對上不忠、對下不仁、對友不義的惡德和《三國演義》中仁君、賢臣、義友的理想人格形成鮮明的對立。這種對立，與其說是一種政治的對立，還不如說是一種倫理的對立，是善與惡、群體人格和黑暗現實的對立。就總體構思而論，《三國演義》正是通過善與惡的矛盾沖突以及理想人格最終毀滅的悲劇結局，在表現了對群體人格熱烈贊頌與深切同情的同時，又對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從而實現了對“是非混淆，黑白易位”的混濁社會的深刻批判。

　　章回小說還通過個體人格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及個體人格的悲劇結局，表現了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如果說，《三國演義》的悲劇典型地體現為群體人格的毀滅；那么，《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悲劇則表現為個體人格的痛苦。個體人格的顯著特點是強調人的自我價值，以人的獨立作為價值人格的基本內容。而在杜少卿身上，正好體現了這種人格特點。從杜少卿那“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的宣言中，我們看到的是對自由生活的向往；從杜少卿牽著老婆的手游清涼山的舉動中，我們看到的是對審美人生的追求；從他“大捧的銀子與人用”的“大方舉動”中，我們看到的是超脫物累的瀟灑；從他拒絕應征“博學鴻詞”的行動中，我們看到的是對功名富貴的藐視；從他對沈瓊枝的同情中，我們看到的是對人格平等的張揚。要求個性解放，主張人格獨立，追求自由生活，構成了杜少卿個體人格的核心內容。作為對自己真實生活的寫照，在杜少卿這位“海內英豪，千秋快士”身上，無疑表達了吳敬梓的人格理想。而杜少卿的個體人格必然導致和污濁腐敗的社會及江河日下的士風的悲劇性的矛盾沖突。就像吳敬梓的價值人生在現實中“鄉里傳為弟子戒”一樣〔9〕，在《儒林外史》中，那位以正統自居的高翰林就斥責杜少卿為“杜家第一個敗類”，并在子侄的書桌上貼上了“不可學天長杜儀”的戒條。杜少卿與高翰林之類的對立，既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價值的對立，也是個體人格理想和腐朽社會風氣的對立。而杜少卿身上最終流露出濃重的悲劇色彩，正是這種矛盾的必然產物。杜少卿送別虞育德時所說的“老叔已去，小侄從今無所依歸矣”，正是杜少卿的個體人格和腐敗社會的矛盾中所形成的彷徨人生和孤獨心態的真實流露。而《儒林外史》就是通過對杜少卿這種悲劇心態的描寫，對這位時代先行者苦悶心態的揭示，表達了對那個扼殺個體人格，戕害美好人生的污濁社會和腐敗世風的鞭撻和唾棄。《儒林外史》的社會批判意義也由此得以深刻的昭示。

在《西游記》中，孫悟空是第一主人公，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無窮的本領，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著大英雄的不凡氣度，也有愛聽恭維話的缺點。他機智勇敢又詼諧好鬧。而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斗。孫悟空他天資聰敏，思想跟行動都敏捷如風，學得一身高強的法術，吹一口氣，就能夠七十二變，并且有法寶金箍棒，縮小如針，放大如銅棒，筋斗云一駕，就能夠上天下地。悟空仍有猴性，他精明頑皮，愛作弄。說到豬八戒，好吃懶做，好占小便宜，有小私有者的惡習，貪財好色，貪生怕死，但又性格溫和，憨厚單純有時也很英勇；經常被妖怪的美色所迷，難分敵我。他對師兄的話言聽計從，對師父忠心耿耿，為唐僧西天取經立下汗馬功勞,是個被人們喜愛同情的喜劇人物，是孫悟空第一得力助手。唐僧的形象寫得不錯，但比起孫悟空、豬八戒來，則要遜色得多。他誠心向佛、頑固執著，舉止文雅、性情和善，佛經造詣極高。他不怕困難，堅忍不拔。沙僧更是缺少鮮明的性格特點，他任勞任怨，忠心不二；他心地善良、敦厚樸實，老實忠誠，默默無聞，但同時又過于缺乏主見。從這幾個人的不同性格，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有著極大的差別，這是他們經常鬧矛盾的主要原因。他們之間又有著共同的理想信念，這促使他們有始終走在同一道路上。從他們的個性和共性中，可見作者對他們的肯定與否定都是那樣的鮮明而深刻。

　　　　三

　　倫理道德自身是一個動態系統，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這種發展變化在以下兩個層面上得到突出體現。第一，具體道德規范之間的相互消長。倫理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必須通過具體的道德規范，如忠、孝、節、義，才能起到調劑人際關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各種具體道德規范之間也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對某一道德的肯定，有時會導致對另一道德規范的否定。如“忠孝不能兩全”之類的說法，就是這種情形的寫照。第二，新舊道德規范之間的轉化。道德的本質是調整個體和群體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最終受制于經濟基礎。由于經濟關系的變化，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系得到不斷的調整，從而引起道德觀念的變革。而新的道德觀念的出現，必然導致對舊的道德觀念的批判。因而倫理道德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實現自身批判的過程。體現在章回小說的發展中，盡管倫理判斷是章回小說價值判斷的主要形式，并直接影響到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建構，但由于倫理本身是一個動態系統，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所以，章回小說價值判斷的發展和價值人格的演化過程，也是實現對傳統倫理的批判過程。而章回小說正是通過價值人格自身和不同價值人格之間的矛盾沖突以及理想人格的悲劇結局，實現了對傳統倫理的批判。

　　章回小說的倫理批判意義，首先在于通過群體人格的內在沖突和悲劇結局，揭示了道德規范之間的對立。《水滸傳》中宋江的悲劇為證實這一觀點提供了典型的范例。道德規范的主要作用在于協調群體關系，由于不同群體之間對立，必然引起具體道德規范的矛盾。而宋江這一形象的悲劇根源也正在這里。一方面，宋江“全忠仗義”的人格理想和黑暗現實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悲劇沖突。這一點，誠如王鐘麒在《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中所言：施耐庵“痛社會之黑暗，而政府之專橫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構成此書。設言壯武慷慨之士，與俗有所迕，憤而為盜。”〔10〕 “全忠仗義”和黑暗現實的矛盾直接導致了“逼上梁山”的悲劇。但這只是宋江悲劇根源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則來源于宋江群體人格理想內在的矛盾，即“忠”和“義”之間的沖突。“忠”和“義”作為調整個人和不同群體之間的行為規范具有不同的倫理內容。余象斗在《題水滸傳序》中說：“盡心于為國之謂忠，事宜在濟民之謂義”〔11〕。在《水滸傳》中，“忠”所強調的是個人和統治者之間的行為規范，而“義”所強調的則是個人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行為規范。而在封建社會中，由于統治群體和被統治群體之間的對立，使“忠”和“義”這兩種著重于不同群體的行為規范在客觀上難以達到統一。這種情勢使宋江處在徘徊于“忠”、“義”之間的兩難境地。而宋江的人格悲劇在于他一生都在尋求事實上難以統一的“忠”與“義”之間的統一，以實現“忠義雙全”的人格理想。正如他臨終之前所言：“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義不負朝廷。”正是由于追求“忠”與“義”之間的統一，才形成了“朝廷負我”、“賜死無辜”的悲劇結局。“忠”與“義”兩條人生之路的交匯，正好構成了宋江悲劇之路的起點。盡管《水滸傳》的作者對宋江的“全忠仗義”進行了熱情的歌頌，但同時又以客觀的描寫，展示了宋江理想人格中所存在的“忠”與“義”的矛盾，并通過宋江理想人格的悲劇，揭示了封建社會中“忠”與“義”難以兼容的事實，對“忠義”道德表現出極大的困惑。

　　章回小說還通過個體人格和道學人生的矛盾沖突及個體人格的悲劇結局，表現了對封建道德的批判。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個性解放思潮的興起和主體意識的弘揚，重視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尊嚴，追求自由生活形成了新的人格價值取向。這種個體人格思想在賈寶玉這一形象上得到最為突出的體現。在這個時代的先行者身上，“重情不重禮”，“一味的隨心所欲”，構成了賈寶玉價值人格的核心。這種價值人格體現在人際關系上，形成了賈寶玉以反對“男尊女卑”，否定封建等級觀念，主張人格平等的人格理想；體現在人生道路上，形成了賈寶玉厭惡貴族生活，蔑視仕途經濟，追求自由生活的人格理想；體現在婚姻觀念上，形成了賈寶玉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門當戶對”為主要內容的封建婚姻觀念與婚姻制度，強調自主婚姻的人格理想。賈寶玉的個體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導致和封建道學人生的沖突。賈寶玉和賈政之間的矛盾就是這種沖突的直接體現。在《紅樓夢》中的賈政身上，典型地體現了正統的道學人生。作品的第二回就借冷子興之口介紹說：“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作為官僚，他“居官更加勤慎”，“人品端方，風聲清肅”；作為家長，他“訓子有方，治家有法”；更重要的是，“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賈政的人生是按照封建道德規范設計的正統的道學人生，而作為兩種不同價值人生沖突的結果，賈寶玉的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劇結局，寶黛愛情悲劇和寶玉中舉出家就是這種結局的具體表現。而《紅樓夢》正是通過賈寶玉人格的悲劇和理想的毀滅，揭示了封建倫理道德以及以此為基礎的道學人生對個體人格的窒息與扼殺，作品的封建倫理批判意義也在這里得到深刻的體現。

　　章回小說一方面通過群體人格和封建專制的矛盾及群體人格的悲劇，揭示了封建社會對倫理人格的戕害；另一方面，章回小說又通過個體人格和封建倫理的矛盾及個體人格的悲劇，反映了封建道德對自由人生的扼殺。封建專制、倫理道德和理想人生錯綜復雜的矛盾構成了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悲劇之源。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不論是群體人格，還是個體人格，不管是倫理人生，還是自由人生，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間。章回小說的人格悲劇所昭示和批判的，正是這樣的殘酷現實。你想，連孫悟空這樣本事的猴精，都逃不脫如來佛的手掌心，成為喪失自我的封建衛道士、鄶子手，就不必說那滿口忠義雙全、替天行道且好歹不分的宋江了，也不必說那迂腐的范進之流了，更不必說那稱得上異類的寶玉，保護不了嬌滴滴的黛玉，更不要說保護那弱不禁風的愛情了。

【參考文獻】

〔1〕（注：本文所引《三國演義》原文，均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注：本文所引《水滸傳》原文，均出自《水滸全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

〔3〕（注：本文所引《儒林外史》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4〕（注：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出自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注：本文所引《西游記》原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6〕（注：《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頁。）

〔7〕（注：郭紹虞等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頁。）

〔8〕（注：曾祖蔭等《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頁。）

〔9〕（注：吳敬梓：《減字木蘭花庚戌除夕客中》其三，《文木山房集》卷四。）

〔10〕（注：郭紹虞等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頁。）

〔11〕（注：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