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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材料
朱元璋--朱升：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極具雄才偉略、目光高遠的皇帝，他以工于心計、深諳統御用人之術而著稱。當時，起義軍各自為戰、各自稱帝，而他卻韜光養晦，聽從儒士朱升的建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潛心壯大自己的地盤和隊伍，避免“槍打出頭鳥”，等到其他起義軍與元朝大軍相互撕殺得兩敗俱傷時，他才脫穎而出，將二者一并殲滅，稱雄于天下。
劉邦--樊噲張良： 進咸陽后，劉邦本想住在豪華的王宮里，但他的心腹樊噲和張良告誡他別這樣做，免得失掉人心。劉邦接受他們的意見，下令封閉王宮，并留下少數士兵保護王宮和藏有大量財寶的庫房，隨即還軍霸上。為了取得民心，劉邦把關中各縣父老、豪杰召集起來，鄭重地向他們宣布道：“秦朝的嚴刑苛法，把眾位害苦了，應該全部廢除。現在我和眾位約定，不論是誰，都要遵守三條法律。這三條是：殺人者要處死，傷人者要抵罪，盜竊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們都表示擁護約法三章。
齊威王--鄒忌： 齊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后，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
比爾蓋茨： 在一次會議上，“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受到嚴厲指責，一名技術員指出公司開發網絡瀏覽器滯后。蓋茨略作沉吟，決然自責，并向與會者誠懇道歉，此舉也宣告了”微軟”經營方向的轉型。蓋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說：“我不想在面子問題上浪費時間，那是沒有意義的。特權會使人腐化，但我想保持前進的動力。”從當年的毛頭小伙一躍而為世界首富，這樣的成功并沒有塞住的蓋茨耳朵。學會聆聽，無疑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敢諫鼓： 堯設“敢諫鼓”，廣開言路，開張圣聽，納諫除弊。
馬謖--諸葛亮、王平： 諸葛亮囑咐馬謖：“靠山近水安營扎寨，謹慎小心”。 馬謖到達街亭后，不按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卻驕傲輕敵，自作主張地想將大軍部署在遠離水源的街亭山上。當時，副將王平提出：“街亭一無水源，二無糧道，若魏軍圍困街亭，切斷水源，斷絕糧道，蜀軍則不戰自潰。請主將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馬謖不但不聽勸阻，反而自信地說：“馬謖通曉兵法，世人皆知，連丞相有時得請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知何兵法?”接著又洋洋自得地說：“居高臨下，勢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這是兵家常識，我將大軍布于山上，使之絕無反顧，這正是致勝之秘訣。”王平再次諫阻：“如此布兵危險。”馬謖見王平不服，便火冒三丈說：“丞相委任我為主將，部隊指揮我負全責。如若兵敗，我甘愿革職斬首，絕不怨怒于你。”王平再次義正辭嚴：“我對主將負責，對丞相負責，對后主負責，對蜀國百姓負責。最后懇請你遵循丞相指令，依山傍水布兵。”馬謖固執己見，將大軍布于山上。最終導致兵敗街亭。
夏桀--關龍逢： 關龍逢，夏桀時大臣，因忠諫而被桀所殺。據《韓詩外傳》記載，夏桀時，建造的酒池中可以運船；堆起的酒糟足有十里長，池中之酒可供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向夏桀進諫說：古代的君王，講究仁義，愛民節財，因此國家久安長治。如今國王您如此揮霍財物，殺人無度，您若不改變，上天會降下災禍，那時定會有不測的結果。他懇請國王改變這種情況。說畢，立于朝廷不肯離去。夏桀大怒，命人把他囚而殺之。關龍逢因忠諫被殺，在夏王朝內外引起很大不滿，很多人都不敢直言進諫，只想遠遠離去。
周厲王--邵公： （厲王止謗） 周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得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華羅庚：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剛讀書時，老師說他永遠不會有出息，是個“笨學生”，然而其不自卑，相信自己，勤奮學習，積極好問，終于成為一代英才。
詞語解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琢磨。別的山上的石頭，能夠用來琢磨玉器。比喻能幫助自己改正缺點的人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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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之治”和《貞觀政要》的辯證關系及其啟示
因為有”貞觀之治”的出現，才有《貞觀政要》的撰寫；而《貞觀政要》的面世與流傳，又使”貞觀之治”更加顯赫于青史，影響于后世。這是歷史與史書的辯證關系的一個突出表現。人們從這種辯證關系中得到無窮的啟示，不斷創造著新的歷史。
吳兢撰寫《貞觀政要》并把它獻給唐玄宗，其本意在《貞觀政要序》和他的《上〈貞觀政要〉表》中說得很真切。他在序中寫道：”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謨諫奏”的詞理，都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只要當今君臣”克遵前規，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吳兢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把他的撰述宗旨說得更加清楚。他寫道：”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湯不如堯舜，伊尹恥之；陛下倘不修祖業，微臣亦恥之。”（《全唐文》卷三九八）顯然，吳兢認為他所處的時期的政治，已遠遠比不上唐太宗時期的政治了。因此，他以耿直而誠懇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這樣的希望。
千百年來，人們重視《貞觀政要》，閱讀、講解《貞觀政要》，歸根到底，是要通過它去認識和體驗”貞觀之治”并從中受到激勵與啟示。這已為千余年來《貞觀政要》流傳的歷史和人們對它的評價所證明。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為座右銘來看待的。金熙宗把它作為案頭書來讀，認為”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元仁宗贊揚它”有益于國家”。明憲宗認為”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清乾隆皇帝通過”讀其書，想其時”，探討貞觀年間”其所以致治”，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諸賢。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從各自的認識出發評論了《貞觀政要》的價值。其中，元人戈直的《貞觀政要》序所論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他稱贊《貞觀政要》的史文和紀事有重大的歷史影響，說它”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
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于天下后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這是指出《貞觀政要》對于反映”貞觀之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他指出”貞觀之治”的業績對于后世的意義，認為唐太宗”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后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這是說明后人從唐太宗的政治作風中可以借鑒的具體內容。
《貞觀政要》這部史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視，以至于規法、仿效，可見它的歷史分量是很重的。這一點，當勿庸置疑。現在，時代不同了，社會歷史的內容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人們從認識”貞觀之治”與《貞觀政要》的關系中，仍然可以獲得許多啟示。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就說過這樣的話：”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其大意是：后世的人們認識歷史上的事情，是作為一面鏡子來看待，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得成功，所以不要把古今混同起來。這話不僅適用于古人，也適用于今人。因此，今人讀《貞觀政要》，首先固然是為了更深刻地認識和說明”貞觀之治”其致治的原因，其次則是通過《貞觀政要》所提供的歷史經驗、歷史智慧而探尋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并用以指導現實的歷史運動和自身的社會實踐。
在這方面，《貞觀政要》確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探究和思考。譬如，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曾對大臣們說：”朕謂亂離之后，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仁義》）這里說的”人無常俗”、”政有治亂”，”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是關系到實現政治穩定的信念和途徑。又如，唐太宗對魏徵說：”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范。”于是命魏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教戒太子諸王》）當然，諸王未必都能因此從善棄惡，但這種認識和做法卻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對大臣們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卮鸕潰骸比順既粑捫б擔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唐太宗稱是：”信如卿言。”（《崇儒學》）用人以德行、學識為本，這是貞觀朝君臣的共識。還有：魏徵所論”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魏徵回答唐太宗所問，認為守天下”甚難”，這是因為：”觀自古帝王，在于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政體》）魏徵又引用《禮記曲禮》上的話闡明全面看待和評價一個人的原則說：”《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君臣鑒戒》）
等等。這些都是帶有規律性或普遍性原則的認識，其內容可以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而變化，但其本質卻不會過時；正因為這些認識是同有關的史事結合在一起，故更容易被人們理解并從中受到啟迪。
清人龔自珍說過：”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龔定庵全集類編》卷四《乙丙之際著議第九》）。吳兢的《貞觀政要》，正是一部出于”良史之憂”的著作，必能為今日之”智者”提供有益的啟示。
鄧仲達
[《求諫》學案(5)(人教版高二選修)]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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