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柳的千種風姿，萬種風情，無不洋溢著詩意。歷代文人墨客尤其寵愛它，以柳入詩的大概不下幾千首。成為千古名句的就有陶淵明的“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賀知章“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劉禹錫的“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韓愈的“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高鼎的“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毛澤東的“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楊柳走進詩詞，為詩詞增色；詩詞裝扮楊柳，使楊柳傳情。
從《詩經》開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就首開了詠柳寄情借柳傷別的先河。天下千樹萬樹，“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人們送別偏要折柳寫柳，這是因為“柳枝依依”，含情脈脈，“條條有情”的緣故。古人取其義表示眷戀不舍，以柳相留。“柳”者，“留”也，“柳”、“留”二音相諧，因而“折柳”相留，表示情真意切的惜別之情。折柳送別，自漢朝以來就有了。南朝樂府民歌有“上馬不促鞭，反折楊柳枝，碟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反映了那時贈別，馬上的、馬下的都折柳。
唐宋人特別看重離別，在《全唐詩》和《全宋詞》中，離別詩占相當大的比例。古人看重離別，江淹的《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己矣。”李白的《送友人》：“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楊巨源的《送人》：“論舊舉杯先下淚，傷離臨水更登樓。”李商隱的楊柳《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晏殊的《踏沙行》：“無窮無盡是離愁，天涯地角尋思辨。”秦觀的《滿庭芳》：“此去何時見矣，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王安石的《示長安君》：“欲問后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
送別難免有離別之苦，古代人們所處的環境與條件，使離別后的重逢成為十分不易的事情。且不說用作交通工具的牛車木船的遲緩和道路的崎嶇蜿蜒，就是離別者自身的生命也難以保障。“嗚呼，勝地不常，盛宴難再。”當時的人們離別很可能就不能相見。有的甚至成為永別。
離別還意味著死亡、漂泊、流浪、宦游，“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溝頭流水，盡是他鄉之客。”離別是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是一個超越的、永恒的生命的問題。浩若煙海的中國古典詩歌里，隨處可見那種離別時分的憂愁傷感。有相顧無言的，有悲悲切切的，有揮淚飲酒的，有撫琴悲歌的，有垂胸頓足的，更有呼天搶地的。
離別就這樣表現了生命的不自由，為了生命價值的實現，人們不得不承受空間阻隔的痛苦，承受走向未知的恐懼，承受與親朋好友故鄉故土告別的感情折磨。離別使人們的正常生活一次次被剝奪，人們不得不一次次的重新確定自己的人生，重新確定自我。這一切，都使別離蒙上一層悲切憂傷痛苦迷茫的情調，盡管春光無限，人們也會黯然傷神。“楊柳岸”成了凄苦離愁的地方，“煙柳斷腸處”道明了柳的意境就是凄婉哀怨。
在唐朝，折柳送別更是盛行，長安灞橋，專門種植了許多楊柳，供人們離別時候攀折。“楊柳含煙灞岸春，年年攀折為行人”。唐人這兩句詩，說的就是灞(亦作霸)橋折柳。灞橋在哪里?折柳灞橋是怎么回事?這是值得說一說的。灞橋在灞上，座落在長安以東(今陜西西安東)。這里，曾經是秦末農民起義隊伍進入關中后，駐扎過的地方，距當時秦國都城咸陽，不過是咫尺之遙。兵臨城下，起義軍在這里接受了秦王朝的投降，宣判了暴秦的滅亡；隨后劉邦又在這里宣布歷史上有名的“約法三章”，整頓了起義軍的軍紀，得到當地人們的贊許和擁護。可見，灞上有它當年值得紀念的偉績豐功。灞橋附近，有個灞陵，這是漢文帝劉恒的陵墓。他生前主張薄葬，死后埋葬較為簡樸，順著灞陵山勢筑墓，不再聚土加高加大為墳，其山下有川，水流不竭，這條水，就叫灞水，灞上傍水，水上有橋，便以水為名，稱灞橋。在古代，尤其是詩人筆下所說的灞橋、灞陵和灞水；往往是彼此互用，或者同是指一處地方。
橋橫漏水，四方輻輳，人來人往，絡驛不絕。自西漢定都長安，這里就成為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長安出發的關中商旅、官差，以及仕宦人家，要到關東各地，就要步過灞橋，中經秦始皇陵墓所在地臨潼，再出關到東方；關東人們進入長安，也經過灞橋。總之，灞橋是當日溝通北中國的西方和東方的交通大橋。
“南登漏陵岸，回首望長安”。這是東漢末年詩人王粲，先前由河南洛陽來到長安，后來又要離開，再度來到灞橋與長安告別時吟誦的詩句，從此他揚鞭出關東去了。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這是唐代詩人韋應物迎接來自東方故人馮著的詩句。那時象馮著那樣經淋灞陵雨、抖落灞橋雪的恐怕不少。因為長安是唐朝首都，而且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文化都城，是與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居住在這里的人，包括國內少數民族，以及國際友人、佛僧、留學生，就將近百萬，其中僅是遷居來的突厥人(六世紀時游牧于新疆阿爾泰山)就有一萬多家。那時有接待各國使臣和外賓的鴻臚寺，接待著來自西亞、中亞、印度等國經由“絲綢之路”來到長安的使節，以及來自東方的朝鮮、日本的使臣。又有各地州府在京的辦事官署“進奏院”。由于長安與祖國各地交往日益密切，原先磚木結構的灞橋，到隋朝已改為石橋。折柳灞橋，就是與灞橋頻繁的迎來送往聯系在一起的。“灞橋斜日裹垂楊”。這枝“垂楊”，也就是行人來到灞橋所要攀折的一枝“垂柳”。古書說：“楊葉短，柳葉長，楊枝硬而揚起，柳枝弱而垂流，蓋一物而二種也。”楊與柳二者同屬于楊據《三輔黃圖》說：“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此橋，折柳贈別”故又名銷魂橋。從漢、唐以來，這兒不知演過多少人間悲劇，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學士將它攝入詩篇。“楊柳含煙灞岸春，年年攀折為行人”“年年柳色，灞橋傷別”，王之渙有詩說：“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為離別多。”可見，在灞橋握別的離情有多么深厚，詩人把送別離恨寫得銷魂蝕骨。據唐詩說，楊柳是“專管”人們離別的，解人們離恨的。“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意思是，長安道上的千樹萬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據《天寶遺事》說，霸橋迎來送往，“此為離別之地，故呼為銷魂橋。”這就是后人說的“霸橋送別，橋是銷魂。”折柳霸橋，霸橋尚在。橫貫我國東部和西部的大動脈隴海鐵路就經過那里。長安是我國“六大古都”之一，大日北中國東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不是這樣，有怎么會有頻繁的贈別，有怎么會有“霸橋折柳”呢?
“為近都門多送行，長條折盡減春風”，大家送行，走出長安都門，離人去了，長條折盡，春色又減去幾分。據說，長條是一種離恨，當年有個雍某人也在送客，來到一座名叫“情盡橋”的橋頭上，問左右隨從：“為什么要起這樣的橋名？”左右說：“因為這橋是送迎之地，把客人迎來了，情也迎完了；把客人送走了，情也送走了。所以就叫‘情盡’”雍某人一聽，感到不象話，當即題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條條就是“長條”，也就是條條柳枝；柳枝條條，喻為條條“離恨”。
折柳贈別，不少地方也有這種習俗。例如江南地區有所謂“折柳亭上提壺”的說法，這是宋代江寧縣的“折柳亭”，據說是宋人張詠所建。“提壺”大概是指長亭、短亭贈別，送君一杯酒，折柳告別離的意思了。
古代四川巴州柳獨具姿采，“風懿絕殊”，“巴州西門外，自古是通向京師之路”，明代有個太守鄭某人，見柳姿風采，感到十分可愛，途中有亭，便命名為“折柳亭”，以“取折柳贈別之意”。
唐朝楊巨源：“水邊楊柳曲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行者借折柳自喻，將送行者比作春風，意味，只有你如春風殷勤吹拂折柳那樣，帶著深沉真摯的感情來為我送行。這是一種十分動情的聯想和幻覺，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滲透到物象之中，本來是無情的東西，看上去也變得有情了。宋謝枋評此詩到：“楊柳已折，生意何在，春風披拂如有殷勤愛惜之心，此無情似有情。”
“會得離人無限意”的楊柳，就這樣充當人們離愁別恨的載體，“千絲萬絮惹春風”，留下了一串串帶淚的故事。這些離別詩都被一種千回百結的愁腸所纏繞，被一種凄風苦雨的色彩所籠罩。直到王維一曲陽關三疊，高歌“渭城朝雨邑輕塵，客舍輕輕柳色新”，一場清爽明亮的朝雨，灑洗了亙古如斯、哀怨凄苦的“輕塵”，“柳色”更新，終于使離別透露出一種富于希望的情調。
畢竟，“多情自古傷離別”，王維的“朝雨”沖不走詩人們太多的凄涼悲苦與無奈。柳永的“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三個景物組成了一個蕭瑟颯然的環境，再加一個別酒醒、不見情人的“我”，烘托出了離別者的內心苦楚，使讀者充分感受到其中蘊含的一片悲愁難己的情懷。柳永一生浪跡江湖，留連紅樓，同歌妓舞女有著較多的交往，因而刻畫離別情緒及其傳神，這首詞情致纏綿細膩，結構縈回曲折，聲韻凄楚婉轉，為歷代所傳誦。
“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當年幼柳的嫩枝，如今都已成了衰颯垂老的古柳了，真是歷盡滄桑，令人觸目傷懷， 詞人寫折柳送別的人間悲劇，一個“幾”字，把多少人、多少代的共同悲哀一筆寫盡了。周邦彥的“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表面上看來是愛惜柳樹，深層的涵義卻是感嘆人間離別的頻繁，情深意摯，耐人尋味。
“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后會甚時節”，“西城楊柳弄輕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將離恨付楊柳，一片煙水凄迷中，有著太多太多的離愁別恨，濃郁得讓人透不過氣來，難怪“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別離的悲哀流傳到后世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的情調，所以，成語中有“生離死別”一詞，古語里有“悲莫悲兮生別離”的說法。這種暗色調的情緒，因為有了裊裊的柳枝作為意象，使得離別的傷感充滿了春意與詩情。也許這也是詩人們以柳代情的主要原因。
瞿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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