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是一個散文的年代。當代散文創作的繁榮，與人們所置身的日益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和功利化的文化背景有關。今天的經濟社會已由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商品意識深入人心。一切成了商品，消費主體成了“上帝”，滿足“上帝”的需要則成了一切社會活動的驅動力。物質生產如此而已，精神生產也是如此。90年代之后，一種受消費意識支配的文學寫作動向逐漸凸顯出來，一些高雅的文學刊物在經濟杠桿的調節下，逐漸墮落為“花邊刊物”、“地攤文學”，一些號稱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也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改弦易轍，大量炮制“媚俗”乃至迎合讀者原始欲求的作品，從屬于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頹蕩文風一發而不可禁。這一動向首先表現在散文領域，其結果直接導致了90年代的“散文熱”潮流的發生。作為文學進入當代以來第一個受消費意識支配的文學潮流，分析其在市場化條件下的走向與模式，對于正確分析20世紀末中國文學市場化轉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回頭看看新時期的散文，常常是“濫情煽情，自我陶醉，無關民生痛癢，缺乏藝術回味的小品擺設”。“文學是世上最孤獨的事業”，而當代作家卻放棄了對孤獨的堅守，積極向熱鬧靠近，就怕自己被世人與時代冷落，缺失了一種平和與與世無爭的心態。不再對自己的靈魂時刻守望，不再擁有獨立內在的精神生活，對寫作失去了虔誠，也就消極地解構了文學。他們努力想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在浮華的世上留下些什么。當作家開始尋找社會對自己的認可時，他就已蛻變成一個世俗的角色，什么都想得到，得到的亦將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蕩然無存。一個人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粟，對于消逝我們是無能為力的。當代作家的消逝是消費時代所給予的宿命，而作品的消逝則是無能為力的異化的作家所給予的宿命。科技文化的高度發展，新時期社會進入了“圖像時代”，她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對散文，甚至文學，讀者們遺忘了文本閱讀的姿態，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圖像時代以前，人們進行的是文學性閱讀；而當代人們進行的是消費性閱讀。消費意識的支配，直接導致了90年代散文領域的“散文熱”潮流。洪子誠先生曾精辟的論述：“作為一種總體狀況下的‘散文熱現象’，卻是與市場經濟下的文化消費取向有密切的關聯。……是對社會的物質化追求和消費性的文化需要所作出的趨同反應。”[1]（P371）
在90年代，從某種程度上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及所謂的“文化散文”幾乎代表了散文創作的大致方向。嚴格地說，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先生所真正感興趣的并不是嚴肅地思考中國的文化或者命運，他所關注的“情”與“理”，只不過是從中國歷史人物或歷史文化形態所遭逢的周折、劫難或厄運之中抽繹出來的一些可資玩味、可資鑒賞、可資吟詠慨嘆的情感和道理。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就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入“文學讀物”一類，并認為在90年代的中國內地文壇，這類作品“成為了一種精神奢侈品，堂而皇之的接管了各個階層的讀者，與影視文化、流行音樂鼎足而立，共同左右著現代城市的文化消費市場。”[2]（P323）
20世紀90年代是散文大發展的年代，散文在內涵上，理性色彩增強，抒情意味弱化；在寫作方法上，“寫作”的成分增強，“創作”的成分弱化；在文體特點上，逐漸走向開放與多元。品牌化成為90年代散文最為重要的寫作方式，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散文文本的品牌化、散文家主體成為一種文化品牌的化身、散文客體的品牌化。90年代散文在整體上形成眾多的品牌。以汪曾祺、張中行為代表的“文人散文”、以余秋雨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羨林、金克木為代表的“學者散文”；以張承志、韓少功為代表的突出人文關懷的散文；以及素素、周小婭為代表的“小女人都市散文”都有極為鮮明的市場經濟的品牌化特征，核心在于歷史、傳統、文化與名人、現代都市格調等諸多因素的結合。在普遍的社會轉型時期散文家們抓住社會與文化心理對消費者的巨大精神資源，著重打出歷史品牌、文化品牌，而整個社會的文化心理導向、文學批評、出版發行部門對90年代散文品牌的打造推波助瀾。
由此可見，當代社會是個消費的時代、世俗的時代，每個人都在這個世俗世界中茍延殘喘……于是，大家都為自己配備了精致的面具，過著“理想的、美化的”生活，人與人的聯系與溝通失去了真實，生活失去了真實，讓藝術去何處尋找它的“源頭”呢？當散文家無法用心真正去體味生活時，怎會有好的作品？作品，大概也隨波逐流帶上了面具了吧！生活失真了，信仰喪失了，人們在荒原苦苦尋找屬于自己的位置，卻無果而終，于是我們的思想也成了一片可怕的荒原。一個失去反思的社會，一個不能說真話的社會，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一個喧囂熱鬧的時代，寧靜淡雅的散文也披上了浮躁的外衣。在目前的情況下，讀者的閱讀情趣大體上向兩個維度靠攏：一是需要在閱讀后獲得一種思想的震撼、精神的享受、理想的寄寓。這種要求勢必使散文寫作向富于思辨性的“形而上”方向靠攏，閱讀后產生大快朵頤的感覺。二是在那些真切抒寫普通人的生存景觀、生活情趣、凡人小事中尋求一絲溫馨與慰藉。這樣勢必要求使一部分散文的寫作向善于表現生活的“形而下”方向靠攏。90年代的散文創作熱潮，顯示了散文由傳統向現代的藝術轉換。1.從中心到邊緣。傳統散文對中心意識形態、主流文化的歸附，顯示出寫作者本質主義的寫作走向。于堅的《高原上的高原》、張銳鋒的《飛箭》等，是對既存的“文化現實”、“神圣存在”的重新敘述。這種敘述不是在已有的存在中添加一些新質，而是對既定存在的唯一性、合法性、自然性的質疑和動搖。2.從真實到虛構。對傳統散文“真實”寫作觀的質疑還是來自于堅等人，他們的寫作一方面消解了傳統散文創造“真實”的神話，另一方面確立了散文新的本體論存在--虛構，它開啟了散文存在的多重空間，消解了散文的本質。3.從所指到能指。所指、能指本是語言學范疇的術語，在文學看來，讀者的文學，其實是所指，它所規定的讀者形象是被動的、強制的，讀者的閱讀行為只能是從能指到所指，這種文學在文學的形式中，完成了某種意識形態的教化。作者的文學，其本質在能指，不存在從能指到所指的平滑過渡，所指的存在是延宕的，它的存在只是一條若隱若現的蹤跡。它使讀者的主體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但是，不論散文創作如何變化，現代散文如何消解傳統散文，散文的本質還是應該存在的，否則散文也就不稱其為散文了。消費時代對散文創作提出挑戰，散文創作也面臨一系列的問題。1.散文創作模式化，趨同化，這不僅僅是體裁上的“一窩蜂”，比如歷史文化散文走紅，就一窩蜂都去寫這類體裁。更重要的是我們很多感覺來自媒體信息，出現媒體時代特有的特征，使思想觀念和意識不約而同地走向一個模式，雖然是“我”的口吻，但意識已經不是自己的。個性淡弱，共性強化，散文生產“批量化”都會影響散文的生命力。2.相當一批散文表現出姿態化的特點。過去的散文創作“我思故我在，我心寫我口”，真誠地表現自我，而商業化的時代，信息過剩，一些作家為了能夠吸引讀者，擴大、強化信息量來避免被埋沒，出現姿態化問題，姿態與真誠對散文孰輕孰重？如果犧牲真誠追求吸引力，便泯滅了散文基本特征，散文建設就無從談起。3.散文創作中詼諧、幽默、調侃增加，但這應與生活結合在一起，如果僅僅是插科打諢，離開了思想及生命體驗，會造成散文低俗化。4.技術主義問題，很多人認為散文是很容易寫的，這就從一個方面導致散文深刻的含量不足，一些青年作家把詩的語言帶入散文，在意象營造上煞費苦心，造成散文行文的雕琢。
散文的成長過程需要多種元素的滋養才能完成。散文之所以打動人心,首先是作家傾入其中的情感成分，情感是作家的一種感悟，一種發現，一種與土地血脈相通的精神，散文如果丟失它們，就會蒼白虛浮，構建不起散文生命的質感。“當散文不再成為拷問靈魂的哲思時，當散文的性靈的鬼魅一次次被驅逐瓦解時，當散文那個隱在的精神的向度被顛覆時，當散文僅僅成為女人撒嬌、男人顯擺的華麗外衣時……我便懷疑起散文的生命力來了。我們實不指望散文在虛假的繁榮中有什么大的作為，只盼著它能夠回到作者的性靈之中，成為守望靈魂的自我故里。”這是著名學者丁帆教授對當代散文的闡釋，我們信然。無獨有偶，著名學者劉錫誠也說：“散文就如同彈唱藝人手里的豎琴，從那顫動著琴弦上飛流出來的，都應是真實的思想情感，都應是發自肺腑的真話。”[3]
“真情實感”是散文的生命，離開真實散文也就失去了意義。好的散文總歸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產兒。思想和情感的真實在散文來說，是最重要的。沒有真實的思想的散文和沒有真實的情感的散文，都難以成為散文，更難以成為好的散文。換言之，散文貴在“真”這一個字上。巴金老先生總結他大半生的創作經驗，將散文的創作概括為三個字“說真話”。在此，我認為，在商業化的今天，對待散文也不能隨意貼標簽，合理的散文概念的提出，是散文發展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前賢之士的基礎上，我們提出：散文是一種散以成行的，善于運用抒情、敘事、議論等多種表現手法，真實地表達自我情感與思考的一種文體。
注 釋：
1、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3、劉錫誠.給我一把豎琴[J].文匯報筆會,2001年6月5日.
參考文獻:
1、梁向陽.泛文學化時代散文研究的幾個問題[J].理論與創作，2003（2）.
2、梁向陽.困惑與突圍[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6月.
3、張健.消費社會里的散文生產與消費[J].貴州社會科學，2004（6）.
4、胡彥.從傳統到現代--論90年代散文藝術范式的轉換[J].當代文壇，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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