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理嫦
論《竇娥冤》的悲劇意識
湖南漣源三中 肖理嫦
一．悲劇地位的界定
王國維認為《竇娥冤》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的悲劇佳作。
王國維認為悲劇有三種不同層次：“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命運之者。第三種，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張驢兒父子當然不是什么好東西，在惡人之列，但他們不是作家表現的主角；竇娥當然不會盲目的任由命運的播弄，她做出過最堅定最徹底的抗爭。所以，《竇娥冤》應當不屬于前兩種悲劇，仔細思量，還是與第三種比較貼合。竇娥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她的不幸遭遇，在元代社會，也是普遍的。竇娥的死是“本著一點孝順的心情”，逼不得已“屈招了藥死公公”，她明知這種行為的后果，但又不得不為之。
魯迅比王國維說得更簡潔：“悲劇就是將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竇娥冤》“毀滅的是一個善良女性的青春生命和柔弱的殉道者對現實社會的美好幻想。”【2】
《竇娥冤》作為關漢卿的代表作，作為中國古代十大悲劇之一，其深刻意義在于：“它通過一個蒙冤而死的普通婦女的滿腔怨憤使天地發生異常變化的情節，有力的抨擊了封建社會黑暗、窳敗的政治，強烈的表現了長期遭受壓迫的人民群眾的反抗情緒。”【3】
二．悲劇發生機制的設置
竇娥的悲劇是由于其主觀意志與客觀環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而產生的。
先看竇娥主觀意志對悲劇產生的影響。
首先，竇娥的貞節觀。竇娥十七歲守寡，并立志守節，時經三年。顯然，竇娥是深受儒家禮教影響的，并且是封建禮教的堅決維護者和執行者。守節，是程朱理學特別提倡的。如果是在宋朝，竇娥也許可以榮獲一塊貞節牌坊。但竇娥的貞節觀與元朝的主流意識是不符的。蒙古族的貞節觀念并不強，“一女不侍二夫”，寧可喪命也不失節，對于蒙古族來說是陌生的。就連鐵木真的女人也曾在部落征戰中被人搶走，幾年以后又被鐵木真奪回，仍然做了王妃。那么，普通百姓死了丈夫以后改嫁也就不足為奇了。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何況竇娥和蔡婆婆媳倆都是寡婦，且小有資產，遭人欺辱，遭人覬覦，那是必然的。所以，竇娥的貞節觀使她很有可能遭遇悲劇。
其次，竇娥的孝悌觀。竇娥對蔡婆的孝順完全是無條件的。蔡婆放高利貸，直接導致了竇娥的童養媳命運，竇娥不但沒有記恨她，反而很感激她多年來的養育之恩，最后竇娥怕蔡婆經受不住拷打，“怕連累婆婆，屈招藥死了公公”。竇娥完全可以稱之為孝悌的楷模。正是這種不問前因后果的孝順，導致了竇娥的自我犧牲和悲劇命運。
再看悲劇產生的客觀環境：
（一）蔡婆是竇娥悲劇的引發者。在張驢兒事件上，蔡婆表現得膽小懦弱，毫無主見。被張驢兒父子救了以后，蔡婆便將底細和盤托出，引起了張驢兒的覬覦。張驢兒以死相脅，蔡婆便立即答應了自己和媳婦下嫁張驢兒父子。生命危機解除以后，蔡婆沒有想任何辦法擺脫這個無賴的糾纏，且不聽竇娥的勸阻，與張驢兒的父親拜了堂。張驢兒誤殺了自己的父親以后反誣陷竇娥，蔡婆立刻六神無主，竟要求媳婦隨順了張驢兒，嫁給他，私了此事。正是蔡婆懦弱一步步把竇娥推入了悲劇境地。
（二） 張驢兒父子是竇娥悲劇的間接制造者。張驢兒本質上就是一個地痞、流氓、無賴，他為了個人私欲而無所不用其極。他救蔡婆完全不是出于善意，只是碰巧而已。聽了蔡婆的自述，便“聽財起意”，闖入蔡婆家里，看到竇娥，又見色起意。因為竇娥寧死不嫁，便惡向膽邊生，想毒死蔡婆，以便威逼竇娥成親。誤殺了自己的父親又誣陷竇娥，最后還買通貪官嚴刑拷打竇娥。真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家伙！
（三）桃杌太守是竇娥悲劇的直接制造者。如果竇娥碰到的是狄仁杰，是包拯，是宋慈，肯定是可以免遭冤屈的。但她碰到的是桃杌太守這個昏官，他信奉的是：“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他辦案不必勘察現場，不必充足的證據，只奉行一條：“人是賤蟲，不打不招。”碰上如此貪婪、昏庸的官吏，屈打成招是必然，草菅人命是必然。
（四）冷漠的民眾也是導致竇娥悲劇的原因之一。張驢兒竟敢借故要挾，無理賴在蔡婆家不走，而社會上卻無人敢仗義執言。民眾做了冷漠的看客，放縱了邪惡勢力。
三．悲劇沖突之展開
（一）沖突的引發。蔡婆的懦弱引狼入室，竇娥堅決抵制。這里有兩組戲劇沖突，顯性沖突是蔡婆、竇娥與張驢兒父子的矛盾。矛盾的一半由于蔡婆的屈服妥協而解決。而竇娥寧死不嫁，并把逼她拜堂的張驢兒推跌在地，激化了矛盾。隱性沖突是蔡婆的逆來順受與竇娥寧死不嫁之間的矛盾。竇娥可以堅守自己的立場，但她無法左右蔡婆的行為模式，否則，就違背了孝順的宗旨。于是，新的荒唐的家庭結構，對于竇娥來說，是一種危機四伏的存在。
（二）沖突之深化。張驢兒誤殺其父，誣陷竇娥，二人的矛盾白熱化。竇娥陷入困境。如果竇娥選擇私休，就必須喪失貞節，向邪惡勢力屈服，但可以避免承擔殺人罪名的風險；如果竇娥選擇官休，可以保全貞節，但是可能承擔殺人罪名。竇娥選擇了官休，她寄希望于掌著生死權的官府有一片湛湛青天，可以證明她的清白。但是等待竇娥的是桃杌太守的嚴刑拷打。弱質女流竇娥應是扛住了嚴刑拷打，但是出于對蔡婆的孝順，竇娥選擇了自我犧牲，“屈招了藥死公公”。
（三）沖突之高潮。黑暗的現實徹底毀滅了竇娥對官府的幻想。于是矛盾沖突轉化為竇娥與冷酷的國家機器之間的矛盾。竇娥的反抗精神噴薄而出，她斥罵天地“欺軟怕硬”、“不分好歹”、“錯堪賢愚”。她承擔殺人罪名，同時又為自己鳴冤，臨刑前發下三樁誓愿：血濺白練，六月飛雪，亢旱三年，渴望上天證明她的清白。她以物質生命的喪失為代價，換取了永恒的精神生命。
（四）沖突之結局。竇娥的反抗精神生死以之，即使化為鬼魂也仍然努力訴冤。最后由父親竇天章平反冤案。張驢兒受了剮刑，賽盧醫被發配，桃杌永不敘用。加了一個裝點歡容的尾巴。
四．悲劇價值的思考
（一）《竇娥冤》體現了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
落后民族對中原的入侵，總免不了帶來一定的破環。因此，元朝的黑暗和腐敗也是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對被征服地區肆意掠奪，推行民族壓迫、民族歧視政策；第二，強占農田，加重剝削，使農業經濟受到破環；第三，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冤獄遍野，民不聊生，這也是元朝的痼疾；第四，元王朝輕視學術文化，使得知識分子地位低下。”【4】《竇娥冤》集中反映了第三點，而關漢卿本人的生平經歷，更是第四點的生動寫照。
《竇娥冤》第三折中，【滾繡球】一曲集中體現了竇娥的反抗精神。在對官府的幻想破滅以后，她沖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憤然指斥天地。在這里，天地就是現實的象征，鬼神是人間統治者的象征，所以該曲實際上是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控訴和抗議，對封建秩序的否定。【一煞】則揭示了竇娥悲劇的直接原因：“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而竇娥的三樁誓愿也充分揭露了當時社會官吏昏聵，法制腐敗，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無門的真實情況。它著力表現了主人公與社會惡勢力“爭到頭，競到底”的至死不屈的斗爭精神，這種精神甚至產生了超乎自然之上的感天動地的力量。
總之，“《竇娥冤》悲劇產生的最初原因是高利貸剝削，推動悲劇發展的是元代野蠻而又混亂的社會秩序，決定這個悲劇的結局則是元代腐敗黑暗的吏治。”【5】關漢卿正是通過這一典型悲劇，批判了元代社會。
（二）《竇娥冤》體現了儒家詩教觀念和“樂生”精神。
儒家詩教觀念自漢代成熟以后，一直深刻的影響著文學創作。“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一直被當作文學的功能和任務。“文以載道”反映在悲劇創作中便是“禮義為先”，中國悲劇的精髓就是“護禮”，即側重于對禮的服從。“百善孝為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由之，“孝悌觀念”，“貞節觀念”，理所當然的成為合乎社會規范之女性的應有之義。
以儒家的價值目標作為評判標準，竇娥無疑合乎一切“禮”的要求，是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毫無原則的孝順婆婆，孝順到容忍那種荒唐的家庭結構的存在，孝順到臨刑前仍一心為婆婆牽掛擔憂；她恪守婦道，“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她嘲笑蔡婆答應再嫁，“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叫人笑破口。”作者正是通過塑造“善”的形象來感染人，打動人，化育人，從而達到“美教化”的功利目的，實現儒家道德體系中人的價值。
中國古典悲劇以悲苦為主，但往往苦盡甘來，用否極泰來的方式實現悲喜劇的交融，創造一種哀而不傷的悲劇美。劇中悲劇性的兩難沖突是在“正義之我”與“邪惡之他人”的層面上展開的，這就決定了沖突的性質必定是善惡兩元的對抗，并且必定有為善的命運多舛，造惡的得意一時這種規定情境的出現。如果這種設置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那就不符合儒家的勸善懲惡機制。于是，“正定勝邪”便成為一種必然結局。所以，《竇娥冤》也添了一個“補恨”的尾巴，用大悲大痛之后的“小喜”來沖淡悲劇意識，以達到一種“哀而有節”的審美效果。
儒家肯定幸存的社會秩序，執著于現實人生這塊“樂地”，因此，他們總是在消極中加入一些積極因素，促使人們不斷去追求，驅策人們“入世”。作家試圖通過悲劇意識的消解或沖淡，來告訴人們：“人生依然是塊樂地，盡管有那么多不盡意的地方；無論何時都應該積極追求自己的理想，因為善惡到頭終有報，光明總是在前方。”【6】
受儒家的“樂生”文化影響越深，悲劇中的喜劇色彩就越濃。在儒學中浸淫了大半輩子的關漢卿雖寫出了《竇娥冤》這種典型的悲劇，其戲劇創作仍以喜劇為主流即為明證。
參考書目：
1.《中國文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出版；
2．《中國古代文學史》，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國古代文論史》，賴力行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釋：
【1】《中國古代文論史》第291頁，賴力行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國文學研究》第101頁，湖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出版
【3】《中國古代文學史》第60頁，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國古代文學史》第7頁，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5】《中國古代文學史》第64頁，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6】《中國文學研究》第102頁，湖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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