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深刻全面變革的時代。百家諸子都興起于此時。
《漢書．藝文志》將先秦諸子劃分為十家，認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種“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屬專業）。
但是作為歷史學家的班固忽視了極其重要的一點：先秦諸子之分并不僅是不同的學術思想之分。這種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識形態之爭，有時也有直接的權力政治之爭。
而尤為重要的是，戰國諸子中至少有兩個學派，并不單純是學術的思想與學派，它們事實上乃是中國歷史中最初形成的雛型政黨。這兩種具有政黨形態的學派，即儒家與墨家。
近世一些學者以為，政黨政治等僅僅是西方的產物。殊不知，當春秋戰國之際，由于君權的衰落，在以天子為中心的君主制度蛻變為大夫陪臣執國政的貴族政治制度的過程中，政黨政治也已萌生于當時的諸子百家學派之中。
所謂政黨，就是具有專一的政治綱領，較嚴密的分層組織，有紀律約束，有精神、政治和組織的領袖，有遠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標，且有經濟來源即組織經費（“黨費”），從事有組織、有目的政治活動之政治團體。
從上述幾點去觀察，孔子組織的儒黨，以及后來墨子組織的墨黨，都完全符合標準。孟子曾謂“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見儒墨的影響之大。從歷史和政治活動史看，孔子與墨子，不僅是學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實上也是兩位出色的政治組織者和政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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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之興起，其社會基礎是當時社會中一個新階層的興起。這個階層，就是春秋末期的出現的所謂“游士”或“游學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蕩。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蕩，因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種社會身份。士高于農夫等勞動者，但又不是真正的貴族。士是權貴社會的邊緣階層。士在商、西周社會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則是春秋時期社會分裂的產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業，世官世守，士農工商皂（造）隸（力）各有專業分職和人身連帶，世代不能改變。因此，春秋前的“士”，并不是游士。
游士從何而來，從貴族和士階層中的“庶子”而來。庶、諸古字通。庶子即諸子。諸，多也，余也。庶子是相對于嫡長子而言，庶子是貴族階層中一種“多余的人。”
西周政治經濟制度的主體是宗法種姓制度。這種宗法種姓制度，也就是所謂“周禮”的實體。根據宗法制度，貴族階級的權力、財產、身份、地位的傳襲實行嚴格的嫡長子（宗子）繼承制。但是嫡長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長子的其他子弟，即“庶子”；他們都是沒有宗法繼承權的。
嫡長子繼承父業。非嫡長子的庶子們，享受不到父輩的貴族身份與稱號。而非貴族的王官，其庶子也無繼承權，必須學點手藝和專業。
隨著人口的代代增多，國中可分之閑土日少，官祿也日分日削。于是，在貴族和“士”的子弟中游離出來了一批無法進入貴族社會主流的邊緣人。
這些邊緣的“士”之子弟，他們雖有貴族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卻沒有繼承權，沒有土地，沒有官職，也沒有正式身份，這些人就成為了所謂“游士”。游士們的身份是自由的，在社會地位上高于農夫、商人、奴隸。游士不受人身依附關系即當時的編戶制度的約束，因此可以四處游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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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正是來自這樣一種社會階層。直到青年時代，他仍然是一個四出游蕩寄食于人的“游士”。春秋中期出現的這一游士階層中，孔子應是最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又成為了名擅一時的“名士”。先秦諸子，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貴族以外，幾乎出身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張“有教無類”，就是因為其徒黨中有很多下層出身的邊緣人。因此當時曾有人攻擊他說：“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皆從學于孔子”。
當時的宗法貴族看不起這些庶子、游士，蔑稱之為“豎子”。
“豎子”其實是“庶子”的另一種寫法，在戰國秦漢時代這是一個罵人語，其意義略相當于“小人”。盡管宗法貴族目游士為“豎子”，孔子卻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被他賦予一種新的道德涵義的詞語“君子”。“君子”本來是指貴族，是一種社會身份。然而孔子所謂君子，則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學養和道德。
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豎子，只要其修養有德，則孔子認為這種人也是“君子。”孔子使“君子”成為道德人格的稱呼，換句話說，單憑血緣關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證貴公子們成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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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本義是胥師，即主持宗社祭祀禮樂儀式和喪葬之禮的祭司。
孔子是一個私生子，其出身的母族卑微。作為一個貴族的私生遺腹子，他作為“士”的身份，事實是成年之后才被追認的。他作為祭師和傳教者的身份，本來也是自封的。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私學”的創立者。孔子創立“私學”，打破了從前學在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學術是由國家壟斷的。
但是，孔子聚徒講學，其真正目的并非僅是要傳播一種學術，而且也是為了從事政治活動。通過教育傳播一種信仰。又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們聚集在一起，組織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也稱作“儒。”
〔孔子聚徒講學的所在地，似就是曲阜。雖然前人有不同說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實際就是來自陬邑（孔子父親的守邑）。孔子任中都守后，得到了采邑，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Lycewm（呂克昂，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的講學地）。〕
這個團體既是學術團體，也是政治團體。他們共同信奉和奉行以“六經”之道為主體的圣賢學說，形成一個學派，此即后世所說的“儒家”。其從學者稱之為“弟子”（子弟的倒置詞），而外間則稱之為“徒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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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徒黨”，皆尊奉孔子為精神領袖和政治領袖，實踐其政治學說和政治主張，從事政治活動。因此，這一學派實際是組織成了一個在當時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性黨派。
實際上，漢語中謂“黨”這個字，正與孔子講學的鄉黨社堂有關。在孔子之前，當學在官府時，宗社所在的鄉校之社堂，本來就是士子們聚會和評議時政的場所。黨，字源來自堂。堂，即鄉社，又稱鄉黨。黨人，就是同黨之人，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是“黨人”的特征。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鄭然明以鄉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孔子之所以贊揚子產，是因為子產允許士子們在鄉黨中批評和評議國政。而批評也就是一種參與。孔子顯然已意識到鄉校聚徒講學，可以讓作為邊緣人的庶子游士們介入和從事政治活動。
而孔子本身作為一個曾長期不被社會承認為貴族身份的“非士”，本來是根本沒有這種從政機會的。他肯定也會意識到，如果把眾多象他這樣具有參政興趣而沒有機會的庶子游士們聚集在一起，組織成一個團體，就可以成為政治中的一種積極的、重要的力量。
于是他就這樣去做了。他所發起和組織的這個團體，就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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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人們囿于成見，一般只認為，儒家是一個學派，是一個學術團體或教學團體。
其實在孔子以后，以至后來的秦漢時代，“儒家”更象一個政黨。漢武帝獨尊儒家，實際是將儒黨拔擢為執政黨。這個政黨的宗旨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即“尊王攘夷”，“克已復禮”。這八個字正是漢武帝所需要的。
這儒家之黨，可稱為“孔黨”或“儒黨”。這個組織是有紀律的。背叛師門者，會受到處罰，“弟子可鳴鼓而攻之。”孔子使冉求為季氏吏，冉求為季氏聚欽。背叛了孔子的教義，于是孔子將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門戶。這其實也就是開除黨籍。（《論語．先進》）
史傳孔子弟子三千，其中名世之賢者七十二。三千弟子，就是儒黨的黨員；賢人，就是分層的領袖。有人不相信人數三千這個數字，認為是夸大的。其實如果作為政黨，人數三千實在算不上太多。嫡派弟子七十二賢人，若每人領屬二層弟子四、五十人（不過一個班而已），則總人數即已超過三千名了。
這三千多人的徒黨，無論在當時的魯國或孔子所到往的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可能不被視為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趙簡子本來要攻擊衛國，由于聽說了孔子儒黨在衛，遂不敢去攻。
這也就是當時在列國政治中孔子之所以聲名顯赫倍受重視的原因。同時也是孔子在魯在齊、在衛、在宋、在陳蔡之間，儒黨們總是被驅逐，被圍困，屢遭驅逐的原因。孔子被當時人目為“素王”，“素王”即無冕之君，實際就是政治領袖。
如果孔子只是一個平靜的書齋學者，提筆寫文章，登堂講經籍，僅僅作為一個執教授業解惑的學者、教授，所謂“教育家、思想家”，則孔子必不可能發揮那樣大的影響和作用。
晚年，孔子其徒黨被魯哀公請回魯國。當時季氏公族強大，侵凌魯君。哀公實際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政黨的支持，形成一種制衡季氏權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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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子并不是純粹意義的學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從未將自己關入書齋從事研究和寫作。“述”，就是演講和鼓動。孔子的目的并不單純是研究學術，著書立說，傳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單純的歷史學家，他治史的目的不是為了求歷史之真相，而是“以古非今”，抨擊時弊，令“亂臣賊子懼”。
孔子將六經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詩經》本來是民歌、史詩和宗教樂歌，但孔子說詩則側重于以解讀古詩用以諷喻和批評政治。（《詩經》毛亨序傳，正是傳述了子夏和孔子所讀解的詩歌與政治）。這種借古非今的態度，就是儒家“今文”家言。
實際上，先秦諸子學說所以興起，并不在于著書立說，而在于要求付諸政治實踐。著書而成為學者，并不在他們的興趣之中。孔丘、墨翟都是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來的子夏、孟軻、荀、韓看來，政治行動實踐的成功和失敗，乃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創立學說成一家言，則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濟世的觀念，重視實際效果，希望有利益于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棲棲遑遑，到處宣傳仁善和克已復禮的觀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國，到處宣講“兼愛”，這些學說無不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而發，是適合于時勢要求的。
總之，孔子不僅是單純的教育家或思想家，他有遠大的抱負，為此而聚徒結黨，形成了一派政治力量。通過這一學黨--“儒士”的力量，孔學得以長期傳承，并終于在漢武帝一朝得到國家承認，成為支配中國政治兩千年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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