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南朝以來，邊塞征戍的題材便逐漸為詩人所注目，成為吟詠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中以鮑照、吳均、盧思道、駱賓王、陳子昂等在這方面的成就較為突出，但還沒有條件足以形成一個詩歌流派。到了盛唐，由于邊塞戰爭頻繁（包括抵御少數民族騷擾入侵的防衛戰爭和統治者窮兵黷武，開疆拓土的擴邊戰爭），統治者重武輕文，士人邀功邊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舉考試而進身容易得多，于是大批文士投身戎幕，奔赴邊塞，再加上盛唐那種積極用世，昂揚奮進的時代氣氛，奇情壯采的邊塞征戍詩便大大發展起來，形成一股澎湃的潮流，成為文學史上的壯觀。而人們通常談論邊塞詩，言必及高適、岑參。高、岑二人均以邊塞詩享有盛名而被視為唐代邊塞詩人的代表。杜甫曾這樣評價他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1]他們邊塞詩的渾厚風格、激昂情調切合邊塞詩的題材，確立了邊塞詩在唐詩中的地位。
一、高、岑生平
高適（702-765）字達夫，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早年貧寒，曾去長安求仕不遇，二十歲后漫游長安、薊門、梁、宋等地，過著“混跡漁樵”的流浪生活，落拓失意，甚至“以求丐取給”（《舊唐書》本傳）。天寶初，曾任封丘縣尉，因不堪“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縣》）而去職。后客游河西，為河西，為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掌書記，歷官淮南、西川節度使，終散騎常侍，故有“高常侍”之稱。他飽經憂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對邊塞情況和軍中生活較為熟悉。[2]
岑參（715-770）南陽（今屬河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幼時喪父，家境窮困，從兄就讀，遍覽經史，天寶進士。曾隨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后隨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幾度出塞，久佐戎幕，在塞外度過六、七年，對邊地征戰生活體驗較深。官至嘉州刺史，故世有“岑嘉州”之稱。[3]
二、高、岑邊塞詩格調的形成
高、岑把詩歌當作自己精神的棲息地，在詩歌里傾訴自己的抱負，無所遮掩地表現自己的性情。相較而言，高適的詩歌雖然寫得不及岑參那樣奔放，但性情顯得更為豪爽，把自己慷慨任氣的性情融于詩，表現出傲岸自許。他在赴長安求官時寫過一首意氣豪邁的《別韋參軍》，詩的前四句道：“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此時的他自以為通文武之道，只要愿意，建功立業是很容易的事。他萬萬沒有想到在長安求官遇到挫折，在無奈中轉向邊塞尋求新的入仕途徑。這時，他恃才自傲的情緒沒有完全消退，未赴邊塞而想象到邊塞立功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止不住內心的豪情；“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他以為只要置生死于度外就可以功成名就。當他到了邊塞，才知道以前想象的立功邊塞不容易成為現實，昂奮的精神受到了冷落，高漲的情緒跌到了低谷，反思人生，清醒地面對生活：
自從別京華，我心乃蕭索。十年守章句，萬事空寥落。北上登薊門，
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拂衣去燕趙，驅馬悵不樂。……
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
耕鑿。且欲同鷦鷯，焉能志鴻鵠。(《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
這首自敘生平、胸懷的詩與他的《別韋參軍》形成了很強烈的對比，生活本身教育他重新認識自我，不再說“二十解書劍”一類的話。他對于前途的信心完全被嚴峻的現實的生活化解了，沒有能力展抱負、圖宏業，似乎應該歸于山林田園，做一個自耕自食的隱士。
此后高適的情緒一直很低落，反反復復表白空有大志，白讀詩書。“一生徒羨魚。四十猶聚螢。從此日閑放，焉能懷拾青”(《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陰亭》)。卻又在敘說人生時自我安慰：“蹇質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這幾乎是他一生前四十年的總結，他對自己很失望，想放棄對于社會政治的追求；在追求無奈之際覺得功名沒有什么作用，沒有什么追求的必要。實際上他內心對懷才不得其用很不甘心，說起話來憤激得很。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曾對高適的性格如是評價：“他雖沒有王維、孟浩然的澹遠，李白的清麗奔放，卻自有一種壯激致密的風度，為王孟他們所沒有的。”
高適以自身的才學為本，以建功立業為標尺，他自視太高，稍有坎坷，情緒的起伏就相當大，直到生活的挫折使他日顯深沉，憤世之心取代了立世之心。他47歲時才做封丘縣尉，并不快活，曾在《封丘縣》里自訴苦悶；“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他似乎想步陶淵明的后塵歸隱田園。高適的歸隱思想在不得志之后長期存在，在棄官不為上，他效法過陶淵明，但所棄的是封丘縣尉，并不能夠從此沉溺于江湖山林不入仕途。他棄小官是不愿為小官而謀求高位，使棄官只是一時以退為進的策略，終究沒有隱居，反為官漸漸顯達。當他為官顯達的時候，生活少了銳氣而有點平庸。
岑參早年家境貧寒，賴刻苦攻讀長了才干，在長安十年才受命為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并不如意，也想走立功邊塞的道路，以獲升遷。初到邊塞，岑參興奮不已，他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詩中，表現自己在“側身佐戎幕，斂衽事邊陲”里切實地悟出文人在邊塞可以被改造成武將的。一旦他在邊塞生活下來，環境變了，這才發現建功立業不是想象的樣子，與意愿相違背。他在《題虢州西樓》中說：“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只上郡西樓。”所謂錯料一生事，其實是錯以為可以立功邊塞，不是他沒有才干，而是“邊城寂無事”不得不“撫劍空徘徊”(《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一時間英雄無用武之地，怨言與丹心共存。安史之亂爆發，煥發了他的愛國情思，以忠義和悲憤的情懷重視人生和現實：“吾竊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昨聞咸陽敗，殺戮凈如掃。積尸若丘山。流血漲豐鎬。干戈礙鄉國，豺虎滿城堡。村落皆無人，蕭條空桑棗。儒生有長策，無處豁懷抱。塊然傷時人，舉手哭蒼昊”(《行軍詩》其一)；“早知逢亂世，少小漫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偶從諫官列，謬向丹墀趨。未能匡吾君，虛作一丈夫。撫劍傷世路。哀歌泣良田。功業今已遲，覽鏡悲白須。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行軍詩》其二)。社會的災難、內心的哀傷與他欲報國而無以報國的痛苦相融合，真切地再現了“建安風骨”。
在邊塞，岑參感受的是生活太平，安寧，使他憂慮自己不能夠建功立業。岑參感受最強烈的就是歲月的流逝和功名的未立，二者成為他常詠的詩歌主題：
微才棄散地，拙宦慚清時。
白發徒自負，青云難可期
《虢中酬陜西甄判官見贈》
終歲不得意，春風今復來。
自憐蓬鬢改，羞見梨花開。
《春興思南山舊廬招柳建正字》
在《郡齋閑坐》詩里，岑參對自己不能有所作為感到悲哀，以徇祿違反性情流露出對追求功名的悔意。岑參“累佐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余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本來，岑參博學工文，在慷慨任氣上不及高適。但邊塞生活對他的磨煉，豐富了詩歌創作，使他有的邊塞詩也趨于豪放。
高適、岑參赴身邊塞對功業的追尋是盛唐時代文人才士的自然表現，同時，對于真的在邊塞上建功立業的人懷有很深的羨慕之情。高適在《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道：
遙傳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氣群山動。楊軍大旆翻。奇兵邀轉戰，
連孥絕歸奔。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鬼哭
黃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與巖險，鐵騎若云屯。長策一言決，高蹤百代存。
威稜懾沙漠，忠義感乾坤。
他依據傳聞渲染哥舒翰戰九曲的激烈場面，夸耀哥舒翰的英武勇猛和赫赫武功。岑參則寫過《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首》，對封長清在播仙戰勝吐蕃的武功也是極力稱道，其五、其六分別寫道；“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暮雨旌旗濕未干，胡煙白草日光寒。昨夜將軍連曉戰，蕃軍只見空馬鞍。”單從這兩首詩中可以看出，高適、岑參對邊塞戰爭的勝利懷有異常喜悅的心情，對哥舒翰和封長清的歌頌，也是歌頌唐王朝的聲威，并以哥舒翰和封長清的武功，婉轉地表現了自己所追求的功業的內涵。
高適、岑參的人生意愿與現實生活的不吻合引起各自的心理沖突，使詩歌成為最好的宣泄形式。他們在詩歌里流露出來的人生情志和憂傷的一致性，使邊塞詩常常以建功立業為重心，以此建構自己的詩歌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們的理想和失望、昂奮和憂郁的人生情緒或各有表現，或相互融合在一起，成為他們邊塞詩的基本格調：豪壯與悲憤相兼，并通過邊塞戰事和風情得以生動地表現。盡管高岑的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性情和表現邊塞時所選擇的表現對象、語言形式是不盡相同的，使他們的邊塞詩自然具有了個性特征。
三、高、岑同中有異的詩風
《新唐書》本傳說高適詩歌創作“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則傳播吟玩”；說岑參“屬詞清尚，用心良苦。詞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每篇絕筆，人輒傳誦”。這番描述說明高岑的許歌創作風格，在表現上彼此有異，在社會影響上則有共同的地方，他們的詩歌為人們喜愛，影響所及的程度足以見出詩歌的非凡成就。對于他們的詩歌風格，前人多有評說，論其同的，說高岑詩的風骨同，詩歌剛健有力，“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嚴羽《滄浪詩話》）。論其異的，說兩人在創作風格上，“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陳繹曾《唐音癸簽》卷五引《吟譜》）；“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
高、岑以邊塞入詩走了不同的創作道路。他們較少接受王之渙、李頎、王昌齡邊塞詩的表現形式和風格，較多地受唐太宗、駱賓王等人邊塞詩的影響，以古風的形式、鋪述的手法表現邊塞戰事和風情。這適合他們奔放或積郁情感的流動，但他們的憂郁勝于奔放，對功名的掛念使他們施展不開胸懷，說是要歸隱又不是真心歸隱，于是邊塞詩在他們手上少了王之渙、王昌齡的活潑靈動，多了渾厚深沉。高、岑的邊塞詩同中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比較。
⒈ 豪放與敦厚
高適把俠士風度融入詩，使詩情豪放，詩語快捷；岑參則把儒雅之氣融入詩，使詩情敦厚，詩語舒緩。
高適慷慨有大志，尚節義，務功名，好談論王霸之術，俠義之舉。“幽州多騎射，結發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薊門行五首》)，“橫行”所求的“聲名”，是高適的一樁心事，他在說幽州人的時候，內心亦怦然而動，“常懷感激心，愿效縱橫謨”(《塞上》)，向往立功邊塞，自以為輕而易舉，有時出語狂傲。“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別董大》）。他的《塞下曲》最能反映這種情緒：
結束浮云駿，翩翩出從戎。且憑天子怒，復倚將軍雄。萬鼓雷殷地，
千旗火生風。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青海陣云匝，黑山兵氣沖。戰酣
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
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方。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他到過邊塞，未能建立功業，而這首詩借戰士征戰的一生，從慷慨從戎到功成受獎，重現他自我的英勇精神和豪邁氣概。詩以出征為起點，以“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表現激烈的戰斗過程，然后是功成受獎。以昧此道則成老翁的議論收束。這種表現形式使全詩有很強的敘事性，詩既粗礦地把出征和戰斗寫得極有氣勢，意欲橫掃千軍，果然是橫掃千軍；又以“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的工筆，展現戰士雪亮的戈矛上閃動著太陽的光輝，皎潔的月光掛在有花紋的弓箭上，使剛勁的詩充滿了詩情畫意。其實這首詩多是想象之詞，他以為出使邊塞就能夠縱情地、奮不顧身地施展自己的本領，縱橫廝殺，然后就大功告成。所以對皓首窮經者很不以為然，“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適深諳詩文之道，在這里似乎看透了習文沒有出路，人生一世。大可不必皓首窮經。和這種人生精神相應。語言剛健有力，一呵而下。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評價高適說：“他的詩也到處都顯露出以功名自許的氣概”，“所以他的作風，于舒暢中又透著壯烈之致，于積極中更露著企勉之意”。
岑參則比他斯文得多，相似的內容經岑參表現，語言的舒緩和情感的纏綿讓人感覺到他性情的柔弱，他對人生的認識比較明確，在《送費子歸武昌》詩中曾寫道：“勿嘆蹉跎白發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必戀妻子，莫向江村老卻人。”他雖是勸慰失意的費子不要頹喪，同時也是他內心世界的表露。“守道”是人生的要義，這一點有很深的傳統儒家思想的痕跡，為道，貧困可以不計；為道，不應該隱居避世。而道是什么呢?對于岑參來說也就是盡忠報國。此時立功邊塞似乎是最佳途徑，他在赴安西途中寫過一首《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中說：
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山口月欲出，
先照關城樓。溪流與松風，靜夜相颼颼。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離憂。與子
且攜手，不愁前路修。
在家與國、妻子與君王之間，他以“萬里赴王事，一身無所求”的獻身精神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國與君王，甘愿承受邊塞的艱苦生活。他這時候仍然沉浸在對邊塞生活的憧憬當中，同樣認定到了邊塞就可以建功立業。他雖然把邊塞的生活寫得很苦，但國家和君王利益高于一切，個人之苦實在算不了什么，并以“與子且攜手，莫愁前路修”表現了同仇敵愾的英雄氣概，不僅是自己精神振奮，而且要同人也懷有他一樣的情緒。 岑參說這些話的時候，情緒并不是特別昂奮，不能不奉王事的無奈滲透其間；不為妻子兒女的生計考慮，依舊少不了發自內心的思家之情，“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離憂”。兒女私情足以化解英雄之氣，不及高適詩中的“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麟鱗閣，入朝明光宮”的豪爽。岑參常直接置身于這些詩中，表現自己的言與行，文氣有余而豪興不足。情感難以割舍，詩終究顯得有點柔弱。“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一首《逢入京使》就是最好的表征。再如《銀山磧西館》：
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
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
詩中對鐵門關風、月、胡沙的描寫，是自然形于詩的邊塞風情，足見邊塞生活的艱苦。這和他對人生的追求比較起來，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岑參以此為鋪墊，映襯對功名的追求，只要能夠建立功名，甘愿投筆從戎，承受邊塞之苦。不過他訴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的時候，無形中包含了自我“終日守筆硯”的現實，在難以忍耐的歲月里他還是忍耐著，苦悶縈懷。身為一介文士，從文得不到發履，投筆從戎是不得已的事，赴身邊塞卻“雙雙愁淚”’一個“愁”字，在這里盡現出文人的氣習，缺乏豪健的人生精神。
⒉ 悲壯情懷與雄杰氣象
高適在邊塞詩中較多地表現出悲壯情懷，儒雅的岑參則在邊塞詩中以出征的將士勾畫出雄杰氣象。相應地，高適的這些邊塞詩就顯得情感沉郁，岑參的情感則偏于高昂。
高岑的邊塞詩悲壯，是自古以來許多人的共識，高岑自覺地把對人生的直接或間接體驗融入邊塞之事與邊塞之景，盼望出征卻又有很濃厚的惻隱之心，為血與火的爭斗下的犧牲傷感，同時并不愿意削弱本來懷有的英雄性情，詩的悲壯就是必然的。在這方面，高、岑的邊塞詩雖然有相同的地方，但高適的悲壯略勝一籌。這不是因為他的情緒易于隨客觀環境和自我的遭遇搖擺，能大起大落，而是他以功名心為轉移在邊塞詩里表現自我的人生，又能從拯濟百姓的愿望出發，關注下層人的生活。“永愿拯芻蕘，孰云干鼎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因下層人的不幸命運激發悲壯之情，使他邊塞詩的悲壯超越了狹隘的個人圈子，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意義。正如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認為：高適詩歌的“氣象比不上岑參的奔放，然格調高遠，富于蒼涼的情韻”，“在描寫邊塞的風光、戰爭的場面下，同時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婦的情懷，故能于高壯的詩風里，呈現出慷慨之音”。高適寫過《薊門行五首》，其一道：“薊門逢故老，獨立思氛氳。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勛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其五：“黯黯長城外，日沒更煙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黃云愁殺人。”前一首寫一個老兵的遭遇，他征戰一生，少壯赴沙場，如今已是鬢發皆白，孤身一人，功業無著，也不用再談功業了，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征戰一生，居然連將軍也不認識，叫人相對無言。后者寫邊塞戰場，戰斗激烈。高適寫得很含蓄，說“古樹滿空塞”，戰斗的殘酷可以想見。同人死于戰場，僥幸者既有喪友之痛，又有孤獨而思鄉的悲涼。這兩首詩很短，關涉人的生死命運，情感的容量卻相當大。最能表現高適悲壯情懷的是《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
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翰海，單于獵火照狼山。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
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
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后。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
飖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云，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
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這是高適最有影響的七言古詩。這首詩以豪壯為基調，兼以悲憤，以敘述場景的轉換構成全詩的跌宕起伏。先以豪壯之調揚起，“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是何等的富有氣勢，隨之寫戰士之死、少婦之思，豪壯之氣弱而悲憤之氣生。既而以“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的豪壯取代悲憤。最后以自己的抒情、議論作結，情緒下落。同時，這首詩采用合而后分的表現方法，“男兒本自重橫行”，既是寫將軍，又是寫戰土。高適把重心放在戰士身上，寫戰士慷慨應征，不畏寒苦，浴血奮戰，以身殉國，實踐著男兒重橫行的人生準則。將軍呢?“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赴死與樂生相成了鮮明的對比；“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對此唐汝詢曾在《唐詩解》里評價道，漢將邀功生釁，恃恩輕敵，致使征人久戍不歸，戰士苦于征戰而思李將軍守備以息兵，彼此共享太平安寧。高適通過戍邊戰士的遭遇和生活感受婉轉地表現了自己的情懷，他并非因戰士的悲壯而悲壯，而是把自己的精神借助戰士的行為表現出來，這依然是充滿矛盾的，為功名趕身邊塞理應殺敵立功，為征人之苦則應消彌戰爭，讓征人無須慷慨獻身，無須遙隔萬里思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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