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的傳入和大乘佛教的特點
公元前623年，釋迦牟尼在印度誕生，35歲開悟后創立了佛教。目的是引導眾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相、苦樂的真諦，以及離苦得樂的方法，給人類以和平、幸福和智慧。
漢哀帝時，佛教傳到了氣候風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得以弘揚，至唐代達到鼎盛。佛教在印度于公元十三世紀初消亡，在中國卻作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揚和發展。
漢傳佛教體現了中期的大乘佛教的思想，而大乘佛教提倡“發菩提心，行菩薩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正體現了這種利益一切眾生的菩薩道精神。它強調應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三寶恩。
二、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貢獻
回首過去，歷史上佛教曾對中國社會各方面，尤其是對哲學思想、教化社會、文化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 哲學思想方面
從哲學思想方面來說，佛教思想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倫理道德的規范，對心理活動的分析，形成了深刻獨到的見解和完整嚴密的體系。
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緣起，它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永遠處于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中。同時強調個人解脫和普度眾生。
魏晉時期，佛教的哲學思想與道教合流，豐富了后期玄學的內容。隋唐時期佛教形成八宗，各宗對佛典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有別于印度佛教的中國佛教獨有的理論體系。
宋明時期，儒家似乎反對佛教，實際上卻又從思想上汲取佛教的精髓，形成了新儒---理學，朱熹的“一旦豁然貫通”就是脫胎于禪宗頓悟之說。
近代的改良派也從佛教汲取養料批判理學，如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思想淵源之一其實就是禪宗。
（二） 社會教化方面
在教化社會方面，佛教傳入中國，潛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并改善著社會的風俗習慣，首先表現在對人生觀的改善，和對孝道的擴展上。
1. 人生觀的改善
人都會思考自己“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問題，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人死如燈滅”的思想。但得益于佛教的傳入，中國人才明白了“三世因果輪回”的人生真相。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一切行為、語言及意念，均可形成未來果報之業力，而人生其實就被這些業力所主宰。業力有善惡，故果報亦有苦樂。
由于佛教的“三世因果輪回”說，中國民眾自古以來就相信：既不必為環境之困苦而悲哀，也不必因機遇之美好而自傲。只有把握現在，改正以前的錯誤，播善種，才能脫離困境，獲得幸福，并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如果認真修行，還可能免墮三惡趣，脫離生死，證入涅槃。
所以，佛教緣起因果說為中國人所熟知，不僅改善了人生觀，還極大地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水平，對減少社會矛盾產生了作用。
2. 對孝道的擴展
在中國，儒教和道教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依靠儒教的孝，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佛教的孝道與儒教有根本的不同。為追求真理、悟道而舍家離親的佛教的孝道，在儒教看來是大不孝，佛教卻認為這才是真孝，是拯救親人的大孝。所以，佛教的孝主要強調精神的永久的孝。
剃發并非不孝，是暫時的表面上的不孝，但卻是究竟意義上的大孝。出家是為了救父母，救曾經做過自己父母的所有眾生。
另一方面，在家的佛教徒并不否定儒教的禮，他可以一邊禮拜阿彌陀佛，一邊盡儒之孝道，這種現世的孝同樣是佛教所提倡的。
但即使在家之孝，其根本差別在于佛教不像儒教，不屬于隸屬關系，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所以它是自由平等的孝，并非義務，而是報答父母的感激之情的自然行為。
（三） 文化藝術方面
佛教傳入中國，經長期發展，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孕育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文藝家、教育家、旅行家等，如被魯迅先生稱為“民族脊梁”的西行取經的玄奘、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鑒真等名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從文學方面來說，佛典的翻譯，實為開中國翻譯史之先河，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典雅瑰麗的文學作品。《法華經》、《維摩詰經》、《百喻經》等佛教經典對晉唐小說的創作，起了促進作用。般若學說和禪宗思想使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等文豪的詩歌創作受到很大啟發。
從藝術方面來說，現存佛教寺塔有許多是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精華，一些宏偉的佛教建筑已成為各地風景輪廓的標志。敦煌，龍門、云岡、大足等地的石刻成為人類藝術寶藏的一部分。佛教音樂具有“遠、虛、淡、靜”四個特點，達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語匯：“宗教”、“世界”、“實際”、“平等”、“不可思議”等其實都來自佛教。如果拋開佛教文化，恐怕今天我們連中國話也說不全了。
三、總結
總之，歷史上佛教曾對中國社會各方面，尤其是哲學思想、教化社會、文化藝術的發展等做出了巨大貢獻。
21世紀的今天，可以預想：佛教將在人類心靈凈化、環境保護、慈善救濟、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擔任重要使命，今后必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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