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魯迅的《在酒樓上》，周作人稱：“本文里所說的呂緯甫的兩件事都是著者自己的，雖然詩與真實的成分也不一樣。”給小兄弟遷葬，那是民國八年的事；送剪絨花的一節原是小說化的故事，但后半卻是有事實的根據的，順姑自有原型，她的真名字已記不清楚，她是一個很能干的少女……①
如果說，周作人的文章旨在“紀事實”--著力索引“詩”下所系“真實”：人物原型、情節本事；那么本文則意在尋索“真實”后的“詩”，更多地關注那業已詩化了的情感符號、精神意象。筆者無意細究順姑的真名實姓；也無心考證“吃蕎麥粉”一類的情節是否實有；因為，筆者認定現實中的順姑早已幻化②，而呈現于文本里的那個叫順姑的，已然是魯迅記憶中的“重構”，她是呂緯甫抑或亦是作者所云“舊日的夢”的肉身化③；是“夢中的女孩”。
心理批評范疇的“夢中的女孩”這一命名，暗示著人到中年、入世漸深的作者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童年、青春。與其把它視作筆下人物（或作者）曾經的初戀；不如說那是理想主義生命存在的憧憬，是“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希望，是刻骨銘心的“心象”，是苦于不能忘卻的夢。“夢中的女孩”是不會“長大”的④，永遠那么的明凈、清純。如沈從文筆下那翠翠的湘西山水孕育的“翠翠”；又如汪曾祺《受戒》中的小英子，在篇末腳注中，汪老曾一語泄露天機：“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
魯迅又何嘗不是在“尋夢”！小說中作者對順姑的肖像描寫，似可印證此說。試讀以下片斷：她“長得并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長，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里就沒有那么明凈了”。魯迅欲揚先抑，在寫實地描寫了順姑那不無“平常”的臉形臉色后，又反復不已、極盡形容地狀寫她的眼白。與其說是“畫眼睛”，不如說是畫心靈，有意無意間賦予了筆下人物頗不平常的心象。恰是作者對“明凈”的刻意形容、著力強調，透露了順姑所具“夢中的女孩”型清明、純凈的標志性品格。
長時期以來，研究者解讀《在酒樓上》時，每每重視“遷葬”一節；而對“吃蕎麥粉”、“送剪絨花”等內容則一筆帶過。不知是因著前者更具“傳記成分”，抑或它更其直觀地呈示了“墳”--那可怖的深不可測的黑洞。其實比之后者，“遷葬”止是小說印證生命的虛妄的預演：記憶的墳一經掘開，那曾經實有的被褥、衣服、骨骼“都消盡了”，“過去的生命”縱影全無；而后者--那以“夢中的女孩”之死所象征的“舊日的夢”的轟毀，才是更其沉痛的悲劇。如果我們注意到林毓生對前述周作人考訂的如是理解--“他的意思似乎是說魯迅對那鄰家女兒的感情和呂緯甫一樣，所以說第二個情節也是魯迅自己的‘經歷’”⑤；注意到小說中呂緯甫即便飽經風塵、變得“模模胡胡”、混濁不堪，依然在心底珍藏著順姑的記憶，言談間詞重意切地珍視著她的“明凈”；我們愈發體驗到接踵而至的幻滅的嚴重性與深刻性。
呂緯甫之所以還鄉，顯意識層自然是來為小兄弟遷葬、為順姑送剪絨花的；然而其深層卻不知不覺兼負了作者由故鄉這一生命的始原處追問“靈魂的有無”、生命的本體意義之使命。就在九天前寫作《祝福》時，那個叫祥林嫂的就曾如是追問過第一人稱的敘述者“我”：“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我”（亦未嘗不是作者）無以言對，“說不清”。九天后，盡管敘述者“我”深覺不安，已逃入城里；這一懸念卻依然如怨鬼似的糾纏著魯迅。就這樣《在酒樓上》接續了《祝福》：那魯鎮“團團飛舞的雪花”與S城雪天的風景，“說不清”的我與“模模胡胡”的呂緯甫， “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疑慮與呂緯甫掘墳“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的愛念，乃至二作中的“地獄”與“墳”，聯系著上述追問前呼后應。作者無從回避。這便解答了呂緯甫在掘墳前何以大詞小用--“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敷敷衍衍的他此時居然毫不含糊，他是在替代作者對生命的本相窮根究底！
在上文如此真切地深味了“過去的生命”的虛妄后，“夢中的女孩”是真實還是虛妄，顯然已不止是“身外”的關注，亦是呂緯甫乃至作者 “身中”的生命期待。就此意義而言，“吃蕎麥粉”一節之意義遠不止是舊夢重溫，而是作者力圖向經驗世界求證夢的實有。一如論及愛羅先珂童話時魯迅所力證的，那是“有真實性的夢”⑥。他呼喚“人們進向這夢中，看定了真實的虹”。緣于此，呂緯甫以下的敘說，情景尤為具體、清晰：前年“我”回故鄉接母親時，鄰居長富家請“我”吃蕎麥粉。待長富的女兒阿順調好端來的時候，“我”不覺一驚，一大碗，足夠吃一天。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幾口，就想不吃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得不好，愿我們吃得有味”。“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著的得意的笑容，已盡夠賠償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漲得睡不穩”，“也還是祝贊她一生幸福，愿世界為她變好”。在小說悉心渲染的一派冷漠的氛圍里，驀然插入那么一段有情的文字，不免引人注目。執著現在的魯迅筆下，素來鮮見“一切理想家”那般津津于“幸福”的“祝贊”；更難得有“愿世界為她變好”一類的柔情流露。溫柔緣何而生？
米蘭昆德拉的如下說法或可解釋上述疑問：“當我們被拋到成年的門檻上，當我們在童年時并未理解的童年的好處被我們不安地領悟到，在那一刻，溫柔便產生了。”⑦這正是魯迅寫作此段文字時的心境。他也“間或休息于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感同身受著那“童心，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那是一種深入生命的感情，事幻而情真。故而作者不在意講故事，而注重捕捉印象、捕捉感覺，捕捉那不可捉摸的感情：順姑那“希望”的神情，那“忍著的得意的笑容”，那么的明亮、動人。那是少男少女滿溢著“青春與春天”的情思的寫照，抑或是記憶中的故鄉早已不復存在的幻美的投影？朦朦朧朧，飄飄忽忽，卻又那樣的“真實”，雖經歲月淘洗，依然刻骨銘心。那抽取純粹的精神感情、虛化肉身的具體性的寫法，又一次印證了小說兼具“夢中的女孩”型的特質。
是的，夢幻本文中的順姑出污泥而不染，超脫世俗而明凈，象征著鄉情、人情、愛情，早已逸出原有的意義界限。與此相類，那滿盛的“一大碗蕎麥粉”中，那不免夸大的飽足感里，則潛隱曲折地透露出“過客”魯迅的情感缺失、魯迅的孤獨。在以后寫作《過客》時，記憶中先在的那“一大碗蕎麥粉”便衍生為女孩充溢著“少有的好意”的一杯水，滿含著“少有的好意”的裹傷的一片布，撫慰著身心饑渴的“過客”。此刻的呂緯甫又何嘗不是一個“過客”。自然，有別于《野草》中那個執著于“走”的過客；他應是一個走了一個圈子，難耐身心“勞頓”，終于“回轉去”的過客。
如果說，吃蕎麥粉一節隱隱透露著“舊日的夢”的幻美印痕；送剪絨花一節則分明是舊日夢尋的詩美延伸。有研究者稱，《在酒樓上》中，“‘進化’現在被代之以‘圓圈’，‘改變中國’被代之以為久已不見蹤影的尸骨遷葬或者為一位久已逝去的姑娘獻上一束剪絨花，簡言之，這是傳統對‘舊夢’的勝利。”⑧此處所謂“傳統”，應指“念舊”一類的中國傳統價值觀，這一觀點源自林毓生那篇影響深廣的《魯迅的復雜意識》篇中。倘若我們注意到呂緯甫之“舊日的夢”也即其早年理想主義追求的代名詞，那么送剪絨花一事則恰恰隱喻著“舊夢”對“傳統”給定的生存方式的最后力爭。它表達著呂緯甫對“夢中的女孩”的最直接、最詩意的獻禮，盡管最終衍為獻祭。
在“舊夢”的蠱惑下，行動“格外迂緩”的呂緯甫變得格外敏捷、熱情。他“先在太原城里搜索了一遍”，又到濟南搜索；還為送花“特地耽誤了一天”。雖不知順姑喜歡什么顏色，但還是買了一朵大紅、一朵粉紅的。這顏色應是阿順的歡喜，也是魯迅著意選擇的“亮色”。不然如何照亮故鄉“鉛色的天”與同樣“晦氣色”的長富的家。
那剪絨花不由地令人聯想到小說中濃墨渲染的那株山茶樹，據說，那原是故家書房里的故物。在作者筆下，二者神彩互發，彼此照應。恍惚間，讓人直是懷疑，這小花似乎不是從店鋪里買的，而是徑直從記憶中那株同樣亮麗的山茶樹上摘下。夢中的順姑的笑容,一如那與之般配的紅的剪絨花、那“明得如火”的紅山茶，脫穎于雪天密織的鉛色的羅網里。那是魯迅建立于絕望基礎之上的希望的詩意外化。
魯迅一面尋夢--愿現實如夢，“愿世界為她變好”；一面卻清醒地意識到夢與現實間有著難以逾越的距離，深知舊夢難以重溫，正如童年永不復返。他不愿遁入夢境。也許夢的位置只應深藏于心的最為柔軟的一角（這一角由于平素冷槍暗箭相逼，由冰冷、堅硬的“鐵甲”遮擋著，故常為研究者忽略）；在現實中則不得不無情地打破心造的幻影。
前文曾論及《在酒樓上》與《祝福》的連通。由二作中復沓出現的“祝福”二字，可想見魯迅應已產生如是的聯想、如是的自省：《祝福》中凡夫俗子們買福禮、放爆竹、點香煙式的傳統“祝福”形式固然純屬迷信；《在酒樓上》緣于那純情女孩而生的用心的“祝福” ，與之雖有著本質的區分，又何嘗就能輕信？于是“獻禮”于頃刻間顛覆為“獻祭”。阿順死了，而她的妹妹--“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一樣的阿昭才是呂緯甫必須正視的現實。阿順與阿昭、象與物、幻與真、舊夢與現實、正題與反題……重重悖論，反映出別一意義上的魯迅意識的“復雜”（不止是前引林毓生之文所歸納的趨新與念舊的矛盾）。
阿順之死又一次凸顯了魯迅那冷峻得近乎“殘酷”的現實主義精神。他不僅沒有一廂情愿地讓游子與其“夢中的女孩”在故鄉圓夢；更借呂緯甫的形似“隨便”之舉“無情”地戲謔了“舊日的夢”的化身：如果我們認同剪絨花的象征意義，那么贈于阿順還是贈于阿昭則絕非無關緊要；一如哈姆萊特著名獨白中的生存還是毀滅，“這可是個問題”！
盡管“實在不愿意送她”；但那花終于還是送給阿昭了。其心理心境無異于《孤獨者》中“孤獨者”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褻瀆“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類的自虐、自戕。作者抉心自食，解構心象，以宣泄夢的面紗下那“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所謂蚌病生珠，那才是“夢中的女孩”的“真實性”蘊含⑨。
與呂緯甫送剪絨花給阿昭的“隨便”適成呼應，阿順之死小說何以處理得如此輕易？緣于作者深恐記憶中的女孩明凈不再，重逢時如成年閨土那樣不無隔膜地喚一聲“老爺”？緣于“同我有關的活著，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因此“得了誰的布施”，“祝愿她的滅亡”？⑩……我更傾向于作如是解：順姑愈是稍縱即逝，便愈印證了她的夢幻性、彼岸性：她永遠訴諸作者的心靈，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暗含著對至美的追求終是無望的恒長的悲涼。
注釋：
①參閱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中“酒樓”、“遷葬”、“小兄弟”、“故鄉風物”、“剪絨花”諸節，《魯迅的故家》中“阿有與阿桂”一節，以及《<吶喊>索隱》篇。止庵編：《關于魯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298頁；89-90頁；585-586頁。
②“幻化”一詞移自《朝花夕拾小引》篇。筆涉故人舊事，魯迅稱：“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魯迅全集》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29頁。
③《在酒樓上》中，呂緯甫曾說及“這一夜雖然飽漲得睡不穩”，“也還是祝贊她一生幸福，愿世界為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舊日的夢的痕跡”，《魯迅全集》2卷，第31頁；另參閱《吶喊自序》：“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魯迅全集》1卷，第415頁。
④有感于某一類型少女精神的早熟，魯迅曾援引俄國作家梭羅古勃頗傳神的概括：“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參閱《上海的少女》，《魯迅全集》4卷，第564頁。
⑤（美）林毓生：《魯迅的復雜意識》，收入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73頁。
⑥、⑨在編譯《愛羅先珂童話集》后所寫的《序》中，魯迅稱：“我覺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而我所展開他來的是童心，美的，然而有真實的性的夢。這夢，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紗罷？那么，我也過于夢夢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離了這童心的美的夢，而且還要招呼人們進向這夢中，看定了真實的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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