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創作不僅在取材上具有明顯的民間地域性特點，而且所描寫的對象大多是民間的市井人物。對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撥開壓在他們身上的層層陰云，發掘蘊藏在他們內心的美質和情操，張揚他們生活中的美和歡樂，使他們在各自微賤庸常的營生中以出色的勞動創造出了一種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評論中，常把汪曾祺的這種描寫稱之為“風俗畫”。在具體描寫中遵循“氣氛即人物”的美學主張，從營造氣氛的總體觀出發來寫人，將人、情、景融合為一，把風俗民情、作家的情感、人性之美結合為一體，形成詩化抒情的氣氛。如《陳四》一篇，全篇大量筆墨放在對迎神賽會的描寫與介紹中，對陳四這個人物介紹僅限于結尾的段落，通過營造故鄉的民風，風俗這一氛圍來表現陳四這個人物，形象依然生動。陳四所處之城，人們熱衷于賽城隍敬鬼神。“萬人空巷，傾城出觀”，規模盛大，排場隆盛，有各色節目，各種儀制，更有許多的癡男信女叩頭拜香……陳四在眾人眼中，是擅長踩高蹺表演“向榮”向大人的，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就在“向榮”這一角色的身上體現，而主體本身所具有屬人的本質卻被抽空與異化。無論看客，還是陳四自己都極其看重這一點，而忘卻了自我瓦匠這一職業，作為主體的人的一面。從這種對于鬼神的虔誠之中，我們看到了社會對生命的冷漠，而這種習俗的隆盛與浩大也就更現出人們的理性蒙昧之深。特別是陳四，以表演向榮、踩高蹺出色以為榮耀，甚至表演完畢，不卸裝，就登在高蹺上沿著澄子河堤趕去其它的地方表演。因為一次暴雨路滑不好走而誤事，自以為奇恥大辱，從此發誓不再踩高蹺。這里我們見到的是人的理性蒙昧導致的自我價值的失落而不自知的悲劇。風習有其獨特情韻之外，也有其沉重壓抑的一面；文化給人帶來的不僅是正向的價值，而且也會給人帶來遮蔽和掩蓋。作者在陳四身上寄寓的便是人的生存與文化價值關系的深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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