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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易翁直截了當地把娜拉比作了傀儡，而曹公之意則是要讀者自己去領會。
因受時代的局限，賈寶玉無法找到現實生活的根本出路，他想要掙脫貴族社會的羈絆，卻又離不開貴族家庭的呵護。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日常所依賴的；他所極力反對的，也正是他身體力行的。他無法與封建主義統治徹底決裂，又不能放棄自己的民主主義思想要求。
寶玉者，寶玉也。雖“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畢竟不過一“落草”之物，東方之玩偶爾。
《紅樓夢》第三回王夫人對林黛玉言道：“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后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盡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 今日因廟里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說賈寶玉是“孽根禍胎”、“混世魔王”，那是王夫人的過謙之詞，貶謫的背后揚溢著無限的寵愛。后人有《西江月》二詞道他，“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也似乎都沒有說到要害之處。只因閑來重讀挪威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倒覺得寶玉真乃“假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賈家之玩偶，方擬出這樣一個題目來。經將寶玉與娜拉仔細比對，竟發現他們二人在各自的家庭中雖然百般地寵愛，其不能自主以致于進而發展成“反叛”這一點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固立此一說，雖也難以取信于人，但盡可能自圓其說罷。
易卜生雖晚出曹雪芹一個世紀，但其在歐洲話劇舞臺上的影響力卻是與“紅學”不相上下的。尤其是1879年創作的《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對家庭的反叛與《紅樓夢》賈寶玉對封建主義的反叛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出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易翁直截了當地把娜拉比作了傀儡，而曹公之意則是要讀者自己去領會。“《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引申開去，別人怎么指揮，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魯迅《娜拉走后怎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演講）。她的丈夫總是稱她為“我的小鳥”、“我的小松鼠”。事無巨細，一切只聽命于丈夫，她甚至沒有權利擁有自己的信箱鑰匙。為了拯救丈夫的生命，她偽造了父親的簽名，而她的丈夫卻因此要與她離婚。因為丈夫看重的不是她對他的愛，而是他自己的名譽。后來債主自動撤回了對娜拉的誣告，這似乎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劇情并沒有朝著人們愿望的方向發展，他們再也無法象從前那樣過著安逸的生活。從這個事件中，娜拉徹底看穿了丈夫的虛情假意和猙獰可惡的面目，也明白了沒有經濟做基礎，什么愛情、婚姻都是飄渺的、不穩固的。因此，她決定離開她的丈夫和兒女，離開這個玩偶之家。
娜拉成為丈夫的“傀儡”，固然有著經濟上不自由的原故，“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法”（魯迅）。
賈寶玉是個男人，但他同娜拉一樣也是個傀儡，不僅是男人的傀儡，同時也是女人的傀儡。在學業上，他是道貌岸然的政老爺的傀儡；在婚姻上，他又是老太太和王夫人以及鳳姐等“女人的傀儡”。娜拉的要求個性解放表現在家庭上，賈寶玉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則集中體現在愛情方面。愛誰不愛誰他作得了主，但娶誰不娶誰他是作不得主的。封建的婚姻要聽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寶玉的婚姻還要服從于家庭的整體考慮。可是賈寶玉一心追求真愛，從不考量家族的現實利益。他愛林黛玉，因為林黛玉冰晶玉潔的思想品貌十分符合他愛情理想的最高追求；林黛玉的音容笑貌蘊孕了他所處的生活環境中女孩們與生俱來的那種能使他感動、使他親密的主客觀特質。他和林黛玉的相愛，是以含有豐富社會內涵和蔑視權貴的反叛精神為基礎的。
同時，這種自由愛情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又成為他逐步克服自身的劣性與弱點，日益發展他進步思想性格的主要支撐力量。這個以叛逆思想為內核的愛情，勢必要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嚴酷擠壓。按曹雪芹《紅樓夢》既定的劇情安排，林黛玉將淚盡而逝，(第五回，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也償還得過他了。”)賈寶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娶薛寶釵為妻（金玉良緣說--寶玉含玉，寶釵佩金，寶寶最終結為夫妻）。薛寶釵的虛偽和婚后生活的乏味令寶玉絕望于徹底，最終走出這個成為他愛情桎梏的“頑偶之家”,回到渺茫的虛無之中（“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
而娜拉也正是看穿了丈夫的虛偽才離家出走的。而娜拉的出走，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賈寶玉的出走，或許比娜拉還多一條路，那就是出家當和尚。
賈寶玉作為榮國府嫡派子孫，他出身不凡，又聰明靈秀，是賈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繼承人。所以他的言談舉趾都必須符合封建大家庭掌門人的規矩。薛寶釵的一言一行又正好與這種“規矩”不謀而合。寶釵“謙謙君子”的個性造作自然使其成為賈府為寶玉婚配的首選。但寶主所倚重的正好與之相反，他十分反感為官作宰的仁途經濟學問，也十分反感寶釵為他設定“仁途經濟學問”之路。
小說充分展現了他優越的物質生活環境和復雜的家庭矛盾及社會關系，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長的主客觀原因。一方面，以男權為中心的貴族社會是那樣虛偽、丑惡和腐朽無能，使他因感到自己身為須眉而終生遺憾；另一方面，少女們的純潔美好又使他覺得只有和她們生活在一起才感到清爽，才稱心愜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研讀四書、五經之類的仁途學問，但家塾的內容和風氣是那樣的腐朽敗壞，在這種教育體制下培養出的那些老少爺們兒又是那樣的庸陋可憎，他對于封建私塾的那一套教育模式，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近做官的父親，畏之如虎，敬而遠之。母親也不過是生他而矣，是奶娘和丫環從小把他帶養成人。那些圍繞著他，各以一顆純真的心對待他的丫環、姐妹，才是他生活的希翼所在。丫環們的真摯純潔、自由不羈的品格感染著他，她們由于社會地位低下所遭受的種種不幸也警醒著他。在賈寶玉的情感世界里，她們和那些以世俗男性為主的居于中心統治地位的勢力，在每一個層面上都形成鮮明的對照：聰明和愚蠢，純真和腐朽，潔凈和污濁，天真和虛偽，善良和邪惡，美好和丑陋。賈寶玉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逐漸形成自己愛憎分明的感情傾向。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魯迅）。令寶玉夢醒的是包括晴雯在內一個個離他而去的丫環，令娜拉夢醒的是她為洗刷清白的女友。娜拉偽造父親的簽字向人借錢,目的是為了給丈夫海爾茂治病。丈夫了解事情真象后,不僅不為之感動，反而怒斥妻子下賤無恥。當債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動退回借據時,海爾茂又對妻子裝出一副假惺惺的笑臉。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間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于是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的代表。《玩偶之家》雖然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婦女解放等問題，但并沒有找到，實際上也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固然是“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的局限性使然，也同樣是易卜生世界觀的局限性使然。“寫作，既是坐下來判斷自己”，易卜生在自己的作品扉頁上寫下了這句話。這位北歐文化巨人，以深刻的哲學思想、豐富的人生內涵，反映了挪威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生活。
話劇中的娜拉，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影響的產物，或者說她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婦女從經濟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爭取權利、博得與男性平等的美好愿望。易卜生曾說過，“藝術家用生命鑄造生命,用靈魂鍛造靈魂,當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為可以感知的活體”。既是“可以感知的活體”，就必然有他的局限性，娜拉能夠勇敢地走出這個“玩偶之家”，在其所追求的個性解放上已是一次了不起的飛躍。
賈寶玉的性格發展同樣也經歷了痛苦而艱難的轉變。他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開始就定型了的，作品著力描寫了他性格發展成長的歷史。最初，他不過是被女媧氏棄在青埂峰下的一塊“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的“頑石”，能大能小、可佩可拿。和尚茫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見其可愛，遂送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旅、花柳繁華地、富貴溫柔鄉去安生樂業”。他“投胎”在罪惡腐朽的深宅大院里，不可避免地沾染著一些貴族紈绔的惡劣習氣，但同時也因此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第二十五回“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寶玉和鳳姐遭馬道婆魘魔法，幾近一命嗚呼。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正鬧的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兇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政聽了這話言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故不靈驗了。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頌持頌，只怕就好了。” 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峰一別，展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卻因鍛煉通靈后，便向人間覓是非。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櫳晝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孽償清好散場！”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后，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來，說腹中饑餓。賈母，王夫人如得了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才把心放下來。經過這次魔亂，寶玉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惡劣的東西慢慢減少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也漸漸地趨于成熟。從此他對兩性關系逐漸表現出嚴肅態度，對自己所處的家族爾虞我詐、爭利爭寵更覺得污穢不堪，從內心深處生出幾多反感和厭惡。
寶玉尊重個性，主張各人按照個人的意志自由行事。在他看來，人的區別主要在于真假、善惡和美丑，而不在于貴賤與貧寒。他憎惡和蔑視世俗男性，親近和尊重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女性。他說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他憎惡賈氏家族的奢侈和淫穢，愛慕和親近那些與他品性相近、意趣相投的人物，盡管他們出身寒門，地位低微。他極力抗拒封建主義為他安排的傳統的生活道路。這在實質上就是公然對于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的否定。對于封建禮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盡力逃避參加士大夫的交際和應酬；對封建士子的功名利祿、封妻蔭子,十分厭惡,全然否定。他只企求過隨心所欲、聽其自然，亦即在大觀園女兒國中斗草簪花、低吟淺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著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托生為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
賈寶玉否定封建主義社會秩序，但思想上并沒有達到否定君權和族權亦即封建主義統治權的高度。因受時代的局限，他無法找到現實生活的根本出路，他想要掙脫貴族社會的羈絆，卻又離不開貴族家庭的呵護。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日常生活所依賴的；他所極力反對的，也正是他身體力行的。他無法與封建主義統治徹底決裂，又不能放棄自己的民主主義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現實中是找不到的，最后只能回到虛無縹緲的超現實世界中去。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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