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趙樹理所提倡、實踐的文藝大眾化？歷史已經作了證實：趙樹理的文藝大眾化就是以農民的感情，用農民的語言，寫農民的故事，再把農民作為作家作品的主要服務對象。這就是趙樹理所堅持的文藝創作道路，也是他的作品能夠在讀者中引起轟動而影響幾代人的根本所在。
在趙樹理之前，有幾位文學大師，曾提倡過寫農民，并主動地寫了反映農民社會生活的作品，知識分子讀了后，津津樂道，認為寫得好。可是廣大的農民不買賬，看不懂，接受不了。因為這幾位大師是用知識分子的感情，知識分子的語言寫農村農民生活的，不適應農民讀者的口味。兩者為什么差別如此之大呢？這里面有個思想感情和創作目的問題。作家把對農民的同情當作感情，用自己（知識分子）的語言去抒發，目的雖是要農民朋友覺醒起來，但沒有農村農民的切身生活，用不了農民的生活語言。而趙樹理就不同了，他對農民的感情（他自己就是農民）是發自肺腑的真實情感，沒有半點裝腔和虛偽，不含同情的成分。農民想說的、罵的、愛的、恨的也正是趙樹理要說的、罵的、愛的、恨的，和農民是一脈相承。他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把農村農民中一些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寫出來，為農民兄弟提供適合自己口味的精神文化糧食，還要和那些當時統治著農村文化的舊東西爭奪陣地。因為這些舊東西大都通俗易懂，農民喜歡看、喜歡聽。
農民是中國人口的主體力量。歷史告訴我們：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中國的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講，仍然是農民問題。溫家寶總理提出的解決“三農”問題，就證明了這一問題的根本性和必要性。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發表一篇轟動一次，就是他心里始終裝著農民，在文學創作上掌握了這一社會實際，讓自己的作品盡量地做到為農民服務。
不懂得中國文藝史，或對文藝史研究不深的人往往會說：“趙樹理的大眾化作品太土了，土的就像山藥蛋。”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大眾化并不是“土”文學。大眾化作品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寫了的，寫大眾化作品的作家必須具備高深的漢文化知識和語言，并能把某一個地方的地方語言經過精辟的運用，使其成為全民語言。趙樹理時期是漢語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他被譽為一代語言大師。他第一個把文學從“象牙塔”里解放出來還給了人民大眾，第一個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為老百姓說話，為老百姓樹碑立傳。主要表現就在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審美觀和語言。
趙樹理的大眾化作品，有兩大特點，一是“雅俗共賞”，二是“懂”與“動”。“雅俗共賞”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歡讀，作品有市場。中國現代的知識層都喜歡讀趙樹理的作品，讀后不覺“土”不感“俗”，寫出了感動肺腑的讀后感和評論文章。而廣大農民看了、聽了，不僅覺得不“洋”、不“玄”，卻感到親切，說他講的就是咱們身邊的事兒。“懂”與“動”，簡單地說，就是趙樹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讀懂，不識字的人能聽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聽越想聽，直至看完、聽完還回味無窮，還想再看再聽。“動”也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看了受感動，作品的思想、人物、語言打動了讀者；第二層是感動后要行動，行動起來學習書中人。比如1943年底，左權、武鄉一些村里的年輕人讀了《小二黑結婚》后，自發地成立了“自由婚姻”小組，提倡、支持自由結婚，反對父母包辦、買賣婚姻，有的人學習小二黑，逼著父母退了“童養媳”。又如襄垣、平順一些農民讀了《李有才板話》后，要求農會成立“評干”會，監督、評審村干部。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
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以趙樹理為首的一批站立在解放區、根據地老百姓立場上的作家，為了推動、實踐文藝大眾化，在彭德懷對文化人的兩次講話鼓舞下，他們就創立了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通俗化研究會”，文藝界的趙樹理、王春、石雷、新聞界的林火、袁勃、李莊、江牧岳、馮詩云、章容等都是這個研究會的骨干，他們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倡文藝要民族化、群眾化、大眾化。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讀者能夠讀懂他們的作品，讀了他們的作品應該有些什么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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