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魏國著名策士。為人有膽有識，忠于使命，不畏強權，敢于斗爭并敢于為國獻身。有90歲高齡西說強秦使秦不敢加兵的魏國.曾經在魏國滅亡后出使秦國，冒死與秦王抗爭，粉碎秦王吞并安陵（魏國屬國）的陰謀。《戰國策》中對此有詳細記載。
“布衣之怒”的故事
秦王氣勢洶洶地對唐雎說：“你聽說過什么是天子發怒嗎？”唐雎回答說：“沒聽說過。”秦王說：“天子發怒，死人百萬，血流千里。”唐雎說：“您聽說過布衣（平民）發怒嗎？”秦王說：“布衣發怒，不過是摘掉帽子赤著腳，用頭撞地罷了。”唐雎說：“那是平庸無能的人發怒，不是有才能有膽識的人發怒。從前，專諸刺殺吳王僚的時候，有彗星的尾巴掃過月亮；聶政刺殺韓傀的時候，竟然出現一道白光沖上太陽；要離刺殺慶忌的時候，竟有一只蒼鷹撲擊到宮殿上。這三個人都是出身布衣的有膽識的人，心里的憤怒還沒發作出來，上天就降示征兆，現在，專諸、聶政、要離加上我，將成為四個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膽識的人發怒，倒下的雖然只有兩個人，血流僅僅五步遠，可是整個天下的人都要披麻戴孝！看來今天到時候了！”于是拔出寶劍站起來。
秦王嚇得變了臉色，急忙向唐雎道歉：“先生請坐!哪里會到那種地步!”
原文：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先王，愿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古文翻譯--<<唐雎說信陵君>>：魏國的信陵君錐殺了晉鄙，解救了邯鄲，擊破了秦軍，保存了趙國，趙孝成王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唐雎對信陵君說：“我聽說過：對于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記的，有不可不忘記的。”信陵君問道：“這是什么意思呢？”唐雎回答說：“人家厭惡我，對此我不可不知；我厭惡別人，卻不應讓他得知。別人對我有恩惠，我不應忘記，我對別人有恩惠，卻不應老放在心上。如今您殺晉鄙，救邯鄲，破秦軍，保趙國，這是很大的恩惠了。現在趙王親自到郊外來迎接您，傖促之中見到趙王，我希望您忘掉自己的大德吧！”信陵君答道：“我一定牢記您的指教。”
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不過，《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于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資料：
《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虛妄，當可定論。當代學者繆文遠先生在《戰國策考辨》一書中斷定，是章出自秦末漢初縱橫家之“擬托”。朱東潤先生也認為：“本文情節當出于虛構，不能視為真實的歷史記載。”
首先，基本情節不合事理。作為一方域僅“五十里”之小國，當天下板蕩之際，只能成為臣服大國強國的附庸，事實上是很難作為一個“國家”獨立存在的。即令魏國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橫掃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師一支以擊，彈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須卑詞“易地”，自討沒趣，進行一嘲外交斗爭”？秦王舉措固然令人費解，而唐雎之行則愚昧至極。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國既滅，安陵豈能以“五十里之地”對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換取秦王一紙承諾，在“兵革不修、詐偽并起”“涽然道德絕矣”（劉向《戰國策書錄》）的戰國末期，缺少實力保障，這種承諾也是沒有什么價值的。《戰國策》注者鮑彪認為：“唐雎之使愚矣！雖抗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戰國策士的游說活動皆有明確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會“知其不可而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準確。該文的兩個人物唐雎和秦王，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反差。歷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縱橫捭闔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專諸、聶政、要離之類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嚇，“挺劍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勢，非唐雎一類的策士所愿為所能為。而作為唐雎對手的秦王嬴政，絕不是懦弱無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種色厲內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惡叱咤一統天下的嬴政的個性特征難以吻合。只要讀一讀《史記刺客列傳》就可以知道，面對荊軻鋒利的匕首，猝然之間，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見其人身手矯健處變不驚，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那種“色撓，長跪而謝之”的形象，和歷史上的秦王嬴政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復次，重要細節嚴重失實。矛盾的徹底解決依靠了那柄來歷不明的“劍”。《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于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觀之，《唐雎不辱使命》不僅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作為文學作品，也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其文出于虛構“擬托”，而且虛構“擬托”的手法也實在算不上高明。
參考資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685406.html?si=1
一幕「折服秦王」的荒誕劇
《唐雎不辱使命》選自《戰國策魏策四》（下引文字出此不注）。是章，不少讀者誤作史傳，以為實有其事，初中語文《教參》的分析不能不說是極有影響的：
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國，秦企圖用“易地”的政治騙局進行并吞，由此引起了兩國之間的一場外交斗爭。這篇文章記敘唐雎出使秦國，義正辭嚴地同秦王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終于折服秦王的經過，表現了唐雎不畏強暴的精神。
其實，秦王是否有必要設計這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政治騙局”？兩國之間是否存在這番驚心動魄的“外交斗爭”？一介之使唐雎是否可能輕而易舉“折服秦王”？探究有關史實，結論只能是否定的。
戰國末期，天下紛爭，游說之士活躍于政治、外交舞臺。唐雎是魏國的策士，《戰國策》對其人其事之記載，真假參半虛實有之。該書詳錄唐雎四次游說之辭，茲據于鬯《戰國策年表》編年如次：
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齊楚攻魏，魏安厘王遣唐雎入秦求援，唐雎以“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為由，說動秦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魏信陵君竊符救趙，志得意滿居功自矜。“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唐雎以此語誡之，信陵君幡然醒悟謙恭“受教”。
秦始皇六年（前241），唐雎說楚春申君合縱，“相萬乘之楚，御中國之難”，“為天下梟”（《戰國策楚策三》），率諸侯合力抗秦，事未果。
第四次，即受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國。該章載錄秦王“滅韓亡魏”之語。始皇十七年（前230）韓滅，后五年魏亡，故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廷見秦王嬴政事，《戰國策年表》系于始皇二十二年（前225）。
按照《戰國策》的記載，唐雎活動于戰國末期約四十年間（前266－前225），其一生行事多與抗秦存魏攸關，從《戰國策》所錄其人言辭看，此人乃一“辯其談說”（《荀子儒效》）的策謀之士。《唐雎不辱使命》的記載與唐雎的這一身份似乎也沒有扌干格難通之處。然而，《戰國策》關于唐雎的記載卻存在一個難以彌合的破綻：
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余，謂魏王曰：“老臣請西出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至于此，甚苦矣……”
這便是《戰國策》所載唐雎首次使秦事。是年唐雎“九十余歲”，自稱“老臣”，秦王則以“丈人”呼之。照此推衍，十年后說信陵君，十五年后說春申君，唐雎已過百歲，至為安陵君使秦而面見秦王嬴政，上距說秦昭王四十余載，唐雎已為一百三十余歲之朽然老丈矣！元代吳師道《〈戰國策〉校注補正》析曰：“唐雎為魏說秦時，九十余，至與信陵君語，相去十年，為安陵使秦……上去說秦四十二年，決不存矣。”吳氏之說切中肯綮。《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雎，其人之存歿已屬一大疑問，遑論奉命出使懾服秦王了。一百余歲之老朽面折廷爭折沖樽俎，而令秦王驚惶失態俯首聽命，這只能是編排出來的一幕滑稽劇，而絕非真正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戰國策》的記載是不能自圓其說的。①
退一步說，即令兩次使秦的唐雎非為一人②，該文的歷史真實性依然是大可懷疑的。
安陵，即鄢陵。安、鄢古韻同屬元部，可行通用，《唐雎不辱使命》亦見《說苑奉使》，其文“安陵君”作“鄢陵君”，可見其地實一。楊寬先生《戰國史》所附歷史地圖于“安陵”下括注“鄢陵”，亦可證之。安陵原為魏之屬地，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秦相穰侯魏冉興兵擊魏，斯時鄢陵已入秦境：
（魏昭王）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此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壓力，魏國已割鄢陵以增廣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說，唐雎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秦莊襄王三年（前247），魏信陵君有言：“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可見此時安陵之歸屬尚無變化。沒有材料可以證明，此后安陵復歸于魏，又成“魏的附庸小國”。誠如歷史地理學家顧觀光所云：“鄢陵久為秦有，而安陵至戰國末尚存，此則傳聞異辭，當在闕疑之列矣。”（《七國地理考》卷五）
從時間、地點、人物的矛盾情形看，《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虛妄，當可定論。當代學者繆文遠先生在《戰國策考辨》一書中斷定，是章出自秦末漢初縱橫家之“擬托”。朱東潤先生也認為：“本文情節當出于虛構，不能視為真實的歷史記載。”（《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遜上編第一冊137頁）斯誠不刊之論。倘對該文內容深入剖析，這一點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首先，基本情節不合事理。作為一方域僅“五十里”之小國，當天下板蕩之際，只能成為臣服大國強國的附庸，事實上是很難作為一個“國家”獨立存在的。即令魏國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橫掃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師一支以擊，彈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須卑詞“易地”，自討沒趣，進行一嘲外交斗爭”？秦王舉措固然令人費解，而唐雎之行則愚昧至極。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國既滅，安陵豈能以“五十里之地”對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換取秦王一紙承諾，在“兵革不修、詐偽并起”“氵昏然道德絕矣”（劉向《戰國策書錄》）的戰國末期，缺少實力保障，這種承諾也是沒有什么價值的。《戰國策》注者鮑彪認為：“唐雎之使愚矣！雖抗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戰國策士的游說活動皆有明確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會“知其不可而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準確。該文的兩個人物唐雎和秦王，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反差。歷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縱橫捭闔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專諸、聶政、要離之類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嚇，“挺劍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勢，非唐雎一類的策士所愿為所能為。而作為唐雎對手的秦王嬴政，絕不是懦弱無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種色厲內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惡叱咤一統天下的嬴政的個性特征難以吻合。只要讀一讀《史記刺客列傳》就可以知道，面對荊軻鋒利的匕首，猝然之間，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見其人身手矯健處變不驚，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那種“色撓，長跪而謝之”的形象，和歷史上的秦王嬴政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復次，重要細節嚴重失實。矛盾的徹底解決依靠了那柄來歷不明的“劍”。《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于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觀之，《唐雎不辱使命》不僅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作為文學作品，也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其文出于虛構“擬托”，而且虛構“擬托”的手法也實在算不上高明。
對照《史記》對唐雎其人其事的記載，對準確理解《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不無啟迪。太史公處置《戰國策》中關涉唐雎的材料，采取了三種方式。一是載錄其事直書其名：《魏世家》記唐雎說秦昭王援魏事，文字與《戰國策》悉同。一是載錄其事諱涉其名：《魏公子列傳》載唐雎說信陵君事，不書“唐雎”之名，而云“客有說公子”者。史遷下筆審慎，無疑對其時唐雎之年齡及緣何由魏入趙俱生疑惑。一是對《戰國策》中有關材料棄置不用：《唐雎不辱使命》即屬此類。照一般讀者看來，《唐雎不辱使命》情節生動文字鮮活，絕不比《刺客列傳》中的“曹沫之劫齊桓公”遜色。《史記》何以作如此取舍？合乎邏輯的解釋是，太史公已辨其偽。可以說，早在二千年前，司馬遷即以史家銳利的目光對唐雎劫秦王之真偽作過甄別。秦帝國是一個短命的王朝，秦始皇仁義不施積怨天下，故漢初縱橫之士假托唐雎之名，向秦始皇潑了這盆污水。③這就是《唐雎不辱使命》產生的社會背景。“易地”是秦始皇的祖宗們常常祭起的法寶，而“劫秦”之事，在秦的歷史上也不鮮見。這無疑給“擬托”者提供了歷史素材和想像空間。在此基礎上，塞進漢初方士們特別感興趣的“白虹貫日”“慧星襲月”“倉鷹擊殿”之類“天人感應”之談，迷人心竅惑人耳目，所有這一切拼湊一處，便借著“唐雎”的亡靈，上演出一幕“折服秦王”的歷史荒誕劇。
〔注釋〕①《戰國策》系西漢劉向據六種書合成，文字非出一人之手，有此矛盾，并不奇怪。②《戰國策》整理者南宋鮑彪認為，兩次使秦之唐雎非為一人。然魏有兩唐雎之說舍此別無根據，故多數治《戰國策》者并不認同。③楊寬先生認為，《戰國策》某些章節，“只是用作練習游說的腳本的，就不免夸張失實，甚至假托虛構”（《戰國史》529頁）。《唐雎不辱使命》很可能正是講究“揣摩”的策士們虛擬的供“練習游說用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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