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黃梅第一中學 黃智平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東漢末年，一個叫焦仲卿的廬州小吏，一個叫劉蘭芝的賢淑女子，為了捍衛(wèi)圣潔的婚姻，作出了無奈而無悔的選擇：一個“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一個“攬裙脫絲履，舉身赴請池”，上演了一曲如泣如訴的“孔雀東南飛”。
焦仲卿、劉蘭芝被推上了反封建禮教楷模的位置，也為后人豎起了一座追求愛情幸福的豐碑。然而，許多人認為：焦、劉二人反抗封建禮教的力度是不相同的，劉蘭芝的態(tài)度堅決而徹底，焦仲卿雖忠于愛情婚姻，卻“只能消極反抗，忍辱負重”，在面對母親與妻子的抉擇時，顯得無能為力。
作為一個“仕宦于臺閣”的男子，焦仲卿承受的負荷太重！在評價焦仲卿時，我們更應(yīng)該透過他懦弱的表象，挖掘其思想根源與社會根源。
焦母認為兒子“是大家子”，可見，焦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并且他還在廬州府作吏，雖然官階不高，但已具有沒“品”的資格。由此可以推知，焦仲卿接受的是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熏陶，早已將遵守封建社會的道德律令內(nèi)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在潛意識里表現(xiàn)出對封建道德觀念的認同。然而，焦仲卿也是一位丈夫，他對妻子劉蘭芝的愛戀是十分真摯的。理性與感性構(gòu)成了焦仲卿的二重人格，當?shù)赖侣闪钆c內(nèi)心需求發(fā)生矛盾沖突時，人的生存處境會十分尷尬。而焦仲卿恰恰就是陷入了這樣的尷尬處境中。
一、面臨堅守“孝道”與堅守婚姻理想沖突的尷尬
中國封建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就是“孝道”，晉武帝曾標示以“孝”來治天下。焦仲卿在堅守對妻子的愛情的同時也堅守著對母親的“孝”。
當焦仲卿得知劉蘭芝被許配他人時，完全失去求生的欲望，打算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但是，“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道德理性，使得他對母親有無盡的牽掛：“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即使是在得知劉蘭芝“舉身赴請池”之后，他還“徘徊庭樹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忠孝觀，讓他在堅守心中的婚姻信念時，備受道德律令的煎熬！
在“孝”與“情”不能兩全時，焦仲卿陷入了心的監(jiān)牢里不能自拔。
二、認同封建綱常與追求理想愛情沖突的尷尬
當聽到妻子被遣的消息時，他沒有與母親據(jù)理力爭，只是小心地詢問：“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透過焦仲卿對母親的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的表象，探討其思想根源就會發(fā)現(xiàn)：
其一，在漢代，已經(jīng)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人不能自主婚姻。從小失父的焦仲卿，其婚姻的大權(quán)自然在母親的手中。由此推知，焦仲卿與劉蘭芝的結(jié)合是其母親一手操辦的，焦仲卿自然也認同母親有重新為自己選擇婚姻的權(quán)利。當焦母決意遣劉蘭芝回家為兒子重新?lián)裣睍r，焦仲卿不可能對母親的行為有過激的反抗，因而說辭蒼白無力，即使對蘭芝的愛是如此的堅貞。
其二，焦母遣媳婦行為的背后有強大的理論后盾：據(jù)封建綱常《禮記本命》記載：“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焦母遣劉蘭芝是她認為媳婦“無禮節(jié)”，“舉動之專由”，焦母的行為代表了當時的社會行為，符合社會的道德取向。而作為封建社會的士子，在焦仲卿的潛意識里對母親的驅(qū)趕妻子的做法是認同的，他不可能嚴辭指責母親的做法。
純粹出于對妻子的愛，焦仲卿才苦苦哀求母親：“兒已薄祿相，幸復(fù)得此婦”，遭到母親得拒絕之后，他直白地告訴妻子：“我自不驅(qū)卿，逼迫有阿母”，這是對妻子堅貞地誓言。
徘徊在“理”與“愛”之間，焦仲卿的生存處境十分狼狽。
與母親的沖突，對妻子的愛，讓焦仲卿的二重人格發(fā)生尖銳沖突。在理與情的漩渦中，他始終被理虧、負疚所纏繞，既有對母親的負罪，更有對妻子的負罪，而無法找到兩全其美的人生路徑，最后只有帶著這種深深的負罪感，“自掛東南枝”，自己的生命成了理性與感性沖突的祭品。
（原載《考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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