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
□什么是“好書”？“好書”是讀過就懂的，“讀”與“解”同時完成的
□在語文教學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一個任務(wù)就是培養(yǎng)學生的讀書趣味
□“解”有兩種方式：一是感受方式，一是理性歸納方式。第一種是“好讀書，不求甚解”，后一種是求甚解，“好讀書，不求甚解”才是正常的讀書方式
“好讀書，不求甚解”是我國古代著名詩人陶淵明說的，但在我們通常的理解中，它卻常常作為一個不好的讀書習慣。我認為，對于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陶淵明這句話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里，首先存在的是“書”與“人”的關(guān)系，其次則是“人”對“書”的兩種接受方式。從“書”與“人”的關(guān)系而言，因為我們是從事教育事業(yè)的，是把“書”做為學生的教材看的，是希望學生通過對“書”的學習在品德和知識上有所提高的，所以我們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就把“書”等同于“師”了。我們這種理解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須看到，我們這種對“人”與“書”的關(guān)系的看法，是受到了我們所從事的職業(yè)的嚴重影響的，是同“人”與“書”的固有關(guān)系有很大參差的。
“書”是什么？“書”實際上是“一席話”。誰的“一席話”？
作者的“一席話”。作者為什么要說這“一席話”？因為作者有自己的思想或感觸，有一種需要讓別人理解和同情的愿望，也就是有表現(xiàn)的愿望，說話的愿望。這“一席話”是為了別人理解和同情的，而不是為了別人不能理解和同情的。它與日常的談話有沒有不同呢？當然有。但這種不同不在于讓人不能理解、不能同情上，而在于它需要更多的人的理解和同情上。它不是僅僅告訴一個人的，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個簡單的現(xiàn)實愿望和要求的，所以作者要把它寫出來，印出來，讓更多的人能夠讀到。在這里，就產(chǎn)生了“書”的好壞的標準。什么是“好書”？“好書”就是讀者僅僅通過它的這“一席話”就能讓讀者理解和同情的“書”，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都已經(jīng)在他說的這“一席話”里，而不需要再添上其他的一些話。假若需要再添上其他一些話這部書才能更完整、更清楚，這部書就不是一部“好書”了。也就是說，凡是那些通過這“一席話”就能讓讀者同情并理解他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的，就是“好”的作品，而凡是通過這“一席話”還不能讓讀者理解并同情他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的，就是不那么好的作品了。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因為時代、地域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語言差異的問題，但這只是一個詞語的解釋的問題，詞語都懂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存在于這“一席話”之中了。離開這一席話，作者的思想感情再也沒有了別的語言載體。
所以，好的“書”，是“讀”過就“懂”的。“讀”同“解”(理解)是同時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讀”就是“解”，“解”就是“讀”，“解”是在讀的過程或讀后自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不存在一個“甚解”的問題。“好讀書，不求甚解”才是一種正常的讀書方式，接受方式。老是覺著在作者這“一席話”的背后還有什么作者故意藏掖著的東西，像猜謎一樣非得要猜出作者沒有說的意思來，并不是作者的原意，也不是“好”作品的標志。從對學生的影響而言，這往往給學生一個印象，好像越是好的文章，越是讓人不懂或不容易懂的文章，到他作文的時候，他也要故意賣關(guān)子了，也要故作高深了。這恰恰是學生不知道寫什么以及怎樣寫的重要原因。
在這里，是不是就沒有了一個“解”的問題了呢？也不是！但“解”的問題不是從作者那里發(fā)生的，而是從讀者這里發(fā)生的。從作者那里，他是依照不必“甚解”也能讓讀者感到自己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的角度而寫了這“一席話”的，并且離開了他的這“一席話”就不是他的話了，不是他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了。他并不需要還要有一個“第三者”對他的讀者解釋自己的作品。不解釋，讀者就不明白他寫的是什么，他這個作品為什么不換一個寫法？只有到了讀者這里，才有了一個“解”的問題。這個“解”的問題首先產(chǎn)生在一個讀者并非原來的作者所假想的讀者對象的身上。譬如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著作，是寫給具有現(xiàn)代物理學知識的讀者看的，我們這些不懂現(xiàn)代物理學知識的人是不通過別人的講解就看不懂的，甚至通過別人的解釋我們也看不懂。對于這一類的書，我的主張是不要去看，承認自己不懂就可以了。至多去看一看講解這些書的書，但那已經(jīng)不是讀這些不易懂的書，而是那些易懂的講解這些書的書。讀這類的書，我們無法感到輕松感、愉悅感，讀來讀去，讀書的趣味就蕩然無存了，就不“好讀書”了。而對于我們的學生，就更應(yīng)該堅持這樣的原則。凡是學生在閱讀中感覺不到樂趣而只感到困難的書籍或文章，我們絕對不要逼著他們?nèi)タ础⑷プx，特別是在語文教材中，不論多么好的文章，只要這個年齡階段的學生讀不出趣味來，原則上就不應(yīng)選到這個年級的教材里。我認為，在語文教學的任務(wù)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任務(wù)就是培養(yǎng)學生的讀書趣味。只要他們喜歡上了讀書，你讓他讀的他去讀，你沒有讓他讀的，他也會主動找來去讀，假若他一生都是一個“好讀書”的人，他的語言知識和才能就能獲得最充分的發(fā)展。你要是硬按著他的頭皮讀了幾本書，學了幾篇課文，而讓他感到的卻是讀書的乏味乃至痛苦，就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而破壞了他的讀書趣味，就是扼殺了他語文知識和才能進一步發(fā)展的機制。看似讓他懂了一些原來不懂的東西，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對于這些需要大量講解學生才能懂的作品，不是一個如何“解”的問題，而是根本不應(yīng)要求他們讀的問題。
除此之外，“解”的問題就是一個學生自己“理解”的問題了。那么，“理解”是在什么情況下才能深化呢？是在讀者自己人生經(jīng)驗或?qū)徝澜?jīng)驗的豐富化和深入化的過程中發(fā)生的。俞平伯說《紅樓夢》表現(xiàn)的是作者的“色空”觀念，李希凡、藍翎說《紅樓夢》表現(xiàn)的是反封建的意識，毛澤東說《紅樓夢》表現(xiàn)的是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都是在他們的人生經(jīng)歷中有了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和社會感觸之后對《紅樓夢》做出的自己的理解。俞平伯作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體驗了人生的無常和悲哀，李希凡、藍翎作為兩個青年知識分子更重視青年男女的自由和解放，毛澤東則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感受到了社會的矛盾和社會的斗爭。他們的不同的人生經(jīng)驗和審美經(jīng)驗投射在《紅樓夢》這部小說上，就有了各不相同的理解。這些理解，對于他們，都不是“甚解”的結(jié)果，而是在同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和審美經(jīng)驗的結(jié)合中自然發(fā)生的。他們這些理解，對于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來說，已經(jīng)帶有“甚解”的性質(zhì)，而對于中學生來說，那就更像懸在高空的一種理論，無法在心靈中同《紅樓夢》這部作品水乳交融地結(jié)合在一起，他們在自然的閱讀中絕對不會發(fā)生這樣的聯(lián)想。過早地讓他們接受了其中的任何一個結(jié)論，不但不會有助于他們對《紅樓夢》這部作品的理解，同時也會堵塞他們在自己不斷成長的道路上重新思考《紅樓夢》的可能性，對于他們加深對這部文學作品的理解是沒有好處的，會阻斷與所描寫的人生現(xiàn)象發(fā)生經(jīng)常性聯(lián)想的途徑，以及妨礙了他們深化對《紅樓夢》理解的更大的可能性。理解一個好的文學作品，依靠的是讀者本人人生經(jīng)驗和審美經(jīng)驗的不斷豐富化，在現(xiàn)有的生活經(jīng)驗和審美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硬要理解作品更深刻的意義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往往伴隨著對作品的曲解。這是兩種不同的接受方式，一種是感受方式，一種是理性歸納的方式。感受的方式是用整個心靈的，是欲望、情感、意志、理性共同發(fā)揮作用的結(jié)果。它接受的是一個復雜的整體，但對任何一個方面都沒有完全明確的結(jié)論。理性的接受方式運用的僅僅是人的理智的歸納方式，它強化了作品一個方面的意義，而淡化或舍棄了其余的更豐富的內(nèi)涵。前一種是“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方式，后一種就是一定要求甚解的方式。我認為，對于我們一般的讀者，特別是對于青少年的學生，還是前一種方式好些。總之，不要“求甚解”，但要“好讀書”。 2001年元月1日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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