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態人生的性格亮點
--孔乙己、范進藝術形象的美學思考
程對山（甘肅省武威市雙城鎮南安中學 033018 ）
一
《孔乙己》和《范進中舉》這兩篇小說，向我們展示了封建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的病態人生。將兩篇小說放在一起對讀，就會發現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亮點。如孔乙己單純善良而又不乏熱情。當別人問他“當真識字么？”，竟然分辨不 出此中的嘲諷意味，依然懇切地教他“回”字的四樣寫法。除卻朝代造成的于迂腐外，剩下的便是難能可貴的單純和熱情。他多排出幾文大錢換來一碟下酒的茴香豆，又“一人一顆”地發給孩子們吃。這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在那個世故污濁的時代里，孔乙己甚至有些特立獨行的品質：無力擠身于“踱進店內”“慢慢坐喝”的長衫人物中，又不愿茍同麻木冷漠、平庸世故的短衣幫。總想歆力保持一個讀書人的清高和孤傲，于是，便“站著喝酒而穿長衫”。可以想見，在那個世俗語涼薄的魯鎮街頭，孔乙己的出現無疑構成一種別樣的風景。和孔乙己相比較，范進能以冷靜的現實態度對待人生。中舉前，面對無米下鍋的窘況，便抱雞去賣。且“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絲毫也沒有難為情之態。換了孔乙已就怎么也不會去賣雞。范進性格中很少尖酸刻薄的因子。中舉前曾抱嘗岳丈胡屠戶的羞辱謾罵；中舉后不計前嫌仍贈銀十兩，這真是少有的大度和大方。在科瘵考試中，孔乙已“終于沒有進學”便罷了。范進卻連考三十年，終在 55 歲而中舉。這種百折不回夭志難移的“奮斗”精神不也是一種性格亮點嗎？可見，細加推究，這兩個長期遭人聚訟的人物身上的性格亮點還真不少。
二
讀過這兩篇小說的人都知道，孔乙已和范進的人生是病態和丑惡的人生。但是，既然作家要在作品中著力展示人物性格的病態和丑惡，為何又在展示之余顯露出人物性格的亮點呢？要是不顯露這些亮點，不就使人物顯得更“病態”、更“丑惡”嗎？其實，在文學大師的筆下出現病態人生中的性格亮點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文學藝術創作 美學原則的。因為，作家總是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子，即“對于人和人的生活環境作真實的，不加粉飾的描寫”為原則來表現生活（引文見高爾基《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人和人的生活的環境”是復雜的。有的人寬容隨和，其缺點可能是怕負責任；有的人容易親近，也許會有情感游移的時候。反過來，一個作風粗疏、脾氣暴燥的家伙，有可能比較直率坦誠；膽小怯懦，體質弱小的人更可能較少有侵害他人的壞心。可見，好人有性格缺陷，壞人也有性格亮點，這是客觀存在的真實，是生活的本來樣子。偉大的文學家在表現生活時，總是從生活本身出發，按生活的本來樣子“作真實的、不加粉飾的描寫”。所以，他們描述的故事情節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塑造的人物形象血肉豐滿，營造的場面氣氛真切感人。他們的文學作品也因而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相反，某些作家從概念和主題出發，存心把好人寫得不食人間煙火，把壞人寫得從頭到腳沒有一絲人味。這樣的作品往往是淺薄的，也往往經不住時間的檢驗。契訶夫指出：“按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它的任務是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見《契訶夫論文學》，汝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5 頁。）作為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的魯迅和吳敬梓，正是自覺遵循了“按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的藝術原則。在表現人物病態人生的同時，又不忽略病態人生中性格亮點。這樣，使整個作品具有一種“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的美學意義。
三
客觀的必然的存在于孔范二人身上的性格亮點，閱讀時，為何往往被讀者忽視呢？因為，這些性格亮點被湮沒在作品所揭示的病態人生之中。若不細加推究，很難窺見它們的影子。孔乙已“身材高大”，因致力于讀書便“不會營生”。科舉失敗后，自然身處窮途末路。窮途末路之人應該是一種粗鄙卑微、委瑣無奈的樣子。可孔乙己“站著喝酒而穿長衫”，偷了東西還要“爭辨”，生計窘迫卻常“排出九文大錢”買酒喝，“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卻偏要滿口“之乎者也”。乍讀之下，這種迂腐可笑而又自欺欺人的非常態的生存方式實在令讀者討厭。于是，孔乙已的性格亮點便被一片鋪天蓋地而來的嘲諷聲遮蓋的嚴嚴實實。相反，和特立獨行的孔乙已相比，范進是個沒有“個性”的人。他被老丈人罵得“唯唯連聲”，“東張西望”地賣雞，和常人一模一樣的辭，使他的身上幾乎沒有讀書人所應有的那種明顯的標志。即使他失敗了，他也不至于“不會營生”，不至于淪落到將要偷竊地步。況且，他還是個成功者的形象。可是，在小說中范進的性格亮點較之孔乙己卻更加模糊。原因就在于，他的性格亮點被湮沒在他本身無價值的生存和 無價值的追求之中。范進二十五歲開始參加科舉考試，將人生最富才華、最富創造力的三十年耗費在無意義科舉應考中。直到 55 歲考中了舉人，也已是“斜陽昏鴉近暮天”的垂暮之年。結局也不過是像張靜齋老爺那樣“當一任知縣”，過那種“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的腐庸昏饋日子。因其人生方式、人生追求和人生結局都是無價值的，人物性格亮點自然也就沒有了光澤。可見，無價值 的生存和病態的人生不僅銷蝕了人物的性格亮點，使人物的整個生存都失去了意義。
四
魯迅先生指出：“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在孔乙己、范進的病態人生中，稱得上“有價值”的東西也只能是這些性格亮點。小說正是因為通過描述人物性格亮點湮滅過程，突出人生悲劇的社會意義，顯示出極高的美學意蘊。如上所述，人物性格亮點最終湮滅在病態的人生之中。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物賴以生存的那種殘酷的非人的生活環境才是造成人物性格亮點湮滅的真正根源。這種殘酷的非人的社會環境又是通過毀滅人的性格亮點為手段，最終達到毀滅人本身的目的。在小說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單純善良而又不乏熱情，“站著喝酒而又穿長衫”的孔乙己，在人情世故涂抹了他心理的單純，世態的涼薄冷卻了他心靈的熱情，人性的兇惡和殘酷磨鈍了性格中的善良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生的末路。在小說中，當孔乙己用以體現讀書人清高和孤傲的“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性格亮點，被這個非人的社會所完全吞噬之后，孔乙己便從人生的末路步入人生最后的墳墓。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場時，作者作了這樣的描述：
那孔乙己便在柜臺下 對了門檻坐著 。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 穿一件破夾襖 ，盤著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辨，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使不偷，怎么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像是懇求掌柜：不要再 提。
這里，作者故意不寫孔乙己的破長衫，著意寫他“穿一件破夾襖”。這樣一來，孔乙已就就由原來“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變成一個“坐著喝酒而穿短襖的唯一的人”了。而且言語之間再也沒有了“者乎之類”。至此，孔乙己已完全喪失了一個讀書人所特有的標志，從內容到形式純乎變成了一個“短衣幫”。但地位和境遇比短衣幫更糟：喪失了“站著喝酒”的資格（他被打折了腿）；短衣幫的酒碗是放在柜臺上的，孔乙己的酒碗則放在門檻上。先前穿長衫時不能夠“踱進店內”“慢慢坐喝”；現在變成一個“短衣幫”了，即終于能夠“坐喝”。但這是怎樣的一種“坐喝”呀？絲毫也沒有長衫人物的體面和優雅，有的只是無窮無盡的悲慘和凄涼況味。可見，這是多么荒誕、多么殘酷的一種世道！范進雖然能以冷靜的現實態度對待人生，其性格中很少尖酸刻薄的因子，且矢志不移、頑強“奮斗”。可是，那個非人的時代里，滅絕人性的價值取向誘使范進開始了遙遙無期的無價值的艱難追求和無意義的辛苦中跋涉。在此過程中，性格亮點所依附的整個 人生都被銷蝕得一干二凈。如同一個無謂空耗運轉的機器，當其非常態地空耗運轉至極限時，便出現故障成為廢品。范進將其性格亮點中矢志不移和頑強“奮斗”精神會諸無意義無價值的人生追求之中，當這種追求達至頂峰時，反使他作為人的社會屬性消失殆盡。范進中舉后發瘋便說明了這一點：范進中舉了，無價值無意義的追求終于實現了。但他又瘋了，一瞬間失去了“人”這樣一個物種的一般的正常的存在形態。正如霍琳先生所言：“下意識的痛苦一解脫，他就完全失掉了全部 0 精神，變成了一具真正的木乃伊。”（見《生死兩茫茫-- < 范進中舉 > 與 < 孔乙己 > 對讀》，載于九年義務教育初中語文第五冊《教師教學用書》，第 202 頁。）總之，從孔乙己和范進性格亮點的湮滅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個非人的時代，不僅扭曲了知識分子的性格，銷蝕了他們做人的價值，而且將他們的尊嚴、精神乃至肉體都吞噬的干干凈凈。作者將人物亮點的湮滅揭露了那個令人詛咒的非人時代的“吃人”本質。并以此達到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社會批判效果，從而，呈現出極高的美學意蘊。
五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王國維《人間詞話》）作為文學大師的魯迅和吳敬梓的文學作品，無論是“言情”“寫景”，還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都顯示出極高的藝術才華。在《孔乙己》和《范進中舉》中，作者竟能從病態人生的性格亮點--這樣一個構成小說要素的細微之處，寄寓了極為深廣的思想意義和美學意蘊。可謂“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
（本文原載甘肅省武威地區教研室主辦的《教研通訊》 1999 年第一期，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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