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叛徒們之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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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ew.QQ.com 　 2006年10月18日

中國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這個龐大的帝國里，盛產鄉(xiāng)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他們從來沒有相信過什么，因此也不會背叛什么，最多不過是在舊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絕對不是什么“叛徒”。

20世紀的中國，魯迅堪稱徹頭徹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寫的《女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紹興地方戲里的“女鬼”。那時，先生的生命猶如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童年的記憶浮出昏濁的冰層，那長袖飄飄的女吊，一直深藏在他心靈的深處。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對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因此，他象貓頭鷹一樣，終身作惡聲。“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將來，先非撲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紳士風”和中土的“君子風”，必然是一頭孤獨的、受傷的狼。

魯迅不僅選擇了背叛，而且選擇了對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們想把他奉為教主，正如毛澤東經典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方向的方向。”然而，魯迅卻再次抽身出來，與這個“大方向”逆向而行。他發(fā)現(xiàn)周揚等人是拿著鞭子的“奴隸工頭”，那么這個工頭之上呢？魯迅沒有說，但他對革命成功后自己的被送上斷頭臺的命運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運，否則先生的命運從他的精神傳人胡風、蕭軍的命運中不難推測出來。

《孤獨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說。魏連殳“素性這么冷”，“兩眼在黑氣里發(fā)光”，走路是“一個人悄悄地陰影似的進來了”，在母親靈前的那一幕，堪稱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能發(fā)出的最強音，“他流下淚來，接著就是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著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聲常常把我從夢中驚醒，這哪里是“代表大多數(shù)人”的民族英雄的聲音呢？先生既已失去了自我，也喪失了他者----他的行動賴以獲得意義的一種規(guī)劃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搗亂，這是他唯一的樂趣。

“背叛者”們想讓“教主”充當木偶，他們在后面拉線指揮，可先生拒絕當“教主”。這樣，“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說，魯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說，魯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畢竟是當過“叛徒”的，比陳西瀅、蘇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們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對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經墮落為獨裁----把至高無尚的權利交給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從社會結構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來的反叛精英，這樣做完全是錯誤的，誰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國民黨之手，而是死于共產黨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劊子手，兩個政黨都是“昨日的反叛者”，他們卻罕有地攜起手來，執(zhí)行了對一介書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含笑就義時的槍聲，不知遠在上海的魯迅是否聽到？秋白的命運就是魯迅的命運。秋白說過，魯迅是“逆子貳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話都是多余的了。華小栓吃人血饅頭僅僅是因為愚昧，但現(xiàn)在有了比愚昧更可怕的東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這樣寫道：“他們在社會的冷笑惡哭迫害傾陷里過一生；現(xiàn)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已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先生是不需要那么輝煌的、萬人空巷的、不是國葬的國葬。那長長的隊伍里，多半是他的敵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沒有幾個是合格的學生。

增田涉在《魯迅印象》中說：“他的風貌變得非常險峻，神情是凜然的，盡管是非常戰(zhàn)斗的卻顯得可憐”。人們只注意到先生偉大的一面，卻看不到他“可憐”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發(fā)“可憐”。活在這樣的地方，活在這樣的時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許廣平說，魯迅“成天靠著藤椅，不食不言。鐵青的肉色，一動也不愿動，看了真叫人難受”。許壽裳也看見魯迅“神色極憊，不愿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這是怎樣一種可憐呢？最后，先生連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為女吊決絕于惡的人世。

還是汪暉說得好，“魯迅不僅‘在’不屬于一個世界，而且‘在’同時不屬于兩個世界。”這就注定他死后也休想獲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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