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梭羅生于康科德城，哈佛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執教，然后他住到了思想家愛默生家里當助手，并從此開始寫作。1845年，他單身只影，拿了一柄斧頭，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此后他患了肺病，醫治無效，于1862年病逝，終年僅44歲。
梭羅不像一位作家，卻像一位村長-一位自己的村長。他是因為瓦爾登湖而出名的。瓦爾登湖，也是因為他而出名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瓦爾登湖惟一的代言人。梭羅的理想就是營造一座特殊的村莊-一個人的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瓦爾登湖給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會與條件，“為了什么理由，我要有這么大的范圍和規模，好多平方英里的沒有人跡的森林，遭人類遺棄而為我所私有了呢？最接近我的鄰居在一英里外，看不到什么房子。我的地平線全給森林包圍起來，專供我自個兒享受……”就像一個最符合他心愿的夢境，瓦爾登湖在他生命中出現了。他在這無人知曉的湖畔獨居兩年，從事著最原始的建設與耕種，有充裕的時間用來思考--思考自然，思考人類自身，思考那些在繁華都市中無從想象的東西。
《瓦爾登湖》這部平民化的經典，簡直是他蘸著清澈的湖水寫下的，他的散步、他的露宿、他的感嘆與記錄、他的計劃經濟（包括他的那點甚至算不上農業的種植），似乎都出自于上帝的示范。梭羅的手不僅拿筆,也拿斧子,他的眼睛不僅看書,也看綠樹、青草、落日和閃動著波光的湖水。他的腦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維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里大概也埋著感覺之根、情感之根。
在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做隱士比做總統要難。尤其是在工業革命后，人類貪婪地榨取著文明的禁果，把物質的享受看得比精神的創造還要重要。梭羅卻離家出走了，投奔甚至在地圖上都無法顯示的瓦爾登湖。或許，他天生就是城市的叛徒、鄉村的忠臣。他無法挽救鄉村那衰落了的文明，可是鄉村挽救了他，挽救了人類一顆枯竭的心。他像青苔一樣恢復了滋潤，并且成為瓦爾登湖、成為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的標志。
梭羅并不是瓦爾登湖真正的主人。原先的主人是位早年的移民，據說瓦爾登湖還是由他挖出來的，鋪了石子，沿湖種了松樹。由此可見，大名鼎鼎的瓦爾登湖，其實是一座人工湖。在一座人工湖邊，卻能發出諸多創世之初般的詠嘆--梭羅確實是偉大的。我們只能猜測：他是否繼承了古老的宿命，他是否長有一顆古老的心？
梭羅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瓦爾登湖畔,他把自己的生活需求降到了最低限度,摒棄了幾乎所有的奢侈品,而他的精神生活也因此格外豐富。他在屋邊的沙地上種豆,在露天的火上用印第安玉米粉和黑麥焙制面包,劃著小船到湖上釣魚……他在小木屋中讀書、思考,同時他觀察自然,與自然對話,在自然中探索人生的真諦。夏日整個上午,他坐在陽光下的門前,在松樹、山核桃樹和黃櫨樹之間凝神沉思。冬天,他在冰上測量湖的深度,湖水解凍的日子,他到處尋找春天的信號……梭羅與自然的親近絕對是一種天性。
讀過梭羅，我們浮躁的心能不引發震蕩嗎？我們都生活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在自然中，然而我們并沒有好好地打量這一切，包括我們自身內心自然的需要。我們肯定梭羅，當然不是說一定要效仿梭羅，以那樣的方式去珍愛自己的生命，但我們可以在生活中保持這種自然的生活態度。
我們周圍有的是為生存而不擇手段的人，他們的內心在現實的物欲世界中被扭曲，生活只教會了他們去放手追逐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們的內心沒有平靜的時候，盡管他們也常去大自然游玩，但那只不過是一種生活之外的休閑而已。而梭羅呢，他是個徹悟主義者，他沉浸于湖邊的小村，與禽獸為鄰，在最純凈的大自然里閱讀、尋找自然與內心的詩篇。
在19世紀中葉，美國正因商業和技術而走向大工業化國家。這樣的社會變革，讓梭羅很是不安，工業對大自然的破壞是不言而喻的，不但如此，由此帶來的剝削也讓梭羅充滿焦慮。對我們常人來說，工業與后工業社會帶給我們的與讓我們失去的相比，至少不會讓我們對這個社會躲避、排斥。而梭羅的人生目的和他要到達目的路徑，卻要以這種離群索居素面朝天的方式，這是我們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這也正是梭羅的人格魅力。
梭羅的進步意義至少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他關于生活意義的思考與闡示，另為一種新文體的建立。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感受到物質文明給人們帶來的先進，為機械化生產帶來的高速發展而傾倒，對物質的追求日益顯露。商品化時代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任何精神信念在這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潮中都變得蒼白無力不堪一擊。面對這種現象，許多學者、思想家和其他一些仁人志士都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疑慮：難道資本主義商品化社會就是我們人類的理想家園嗎？難道現實中的金錢社會就是我們的精神歸宿嗎？帶著這種種疑慮，梭羅--這位先驗主義思想家獨自一人住進了離康城不遠的湖畔林中。在那里，他雖然只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時間，但其意義卻相當深遠。在那兩年多的時間里，梭羅自食其力，完全靠自己的雙手建屋取食過上一種原始簡樸的生活。他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人們完全不應該將時間傾注于無休止的物質追求方面，而應當將少量的時間用于謀生而將更多的時間用于精神探索。
梭羅對人類文明的第二個貢獻是他對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突出的成績。在早期的美國文學作品中，他的《瓦爾登湖》一直被后人奉為美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與其同時代的天才作家霍桑、麥爾維爾和恩師愛默生相比，他的散文似乎更具備20世紀的風尚。
梭羅代表的是一種精神，而并非僅僅是一種生活態度。這種精神，在21世紀的今天對我們更具有指導意義。
梭羅性格中最吸引我們的可能就是那種與我們的性格最不同的東西，就是他整個人的獨特性。他也許比別人更多地逃脫了概括，逃脫了歸類。梭羅生活得有時像個隱士，他可能時常覺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與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個朋友也說他：“我愛亨利，但無法喜歡他，我決不會想到挽著他的手臂，正如我決不會想去挽著一棵榆樹的枝子一樣。”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樹--我們可以從樹的全部意義上去理解這句話：它的傘樣的形狀，它不斷迸發的枝條、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進土壤深處的根須和承受陽光雨露的綠葉，而尤其是它的獨立支持和獨特性，對于梭羅，我們可以像惠特曼一樣說：
做好一件事--這就是他告訴我們的。專心致志于你所做的事--這就是他告訴我們的。為什么要急于成功？如果一個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許是因為他聽到的另一種鼓點，遵循的是另一種節拍。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來看待每一個人吧。而你卻要專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輩子也許只是一件事。
而這就要使你的心靈單純。生活越簡單，宇宙的規律也就越簡單，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給每一個人的。不要以復雜的方式來解決簡單的問題，不要以多余的錢和精力去購買多余的東西。
我們總是過于匆忙，我們似乎總是要趕到那里去，甚至連休假，游玩的時候也是這樣，要急急忙忙地跑完地圖上標上的所有風景點，到一處“咔嚓、咔嚓”，再到一處“咔嚓、咔嚓”、然后帶回可以炫示于人的照片。我們很少停下來，停下來聽聽那風，看看那云，認一認草木，注視一下蟲子的爬動。
人們總是樂于譴責無所事事，而碌碌無為不更應該受到譴責？特別是當它侵害到心靈也許是為了接納更崇高更神圣的東西而必須保有安寧和靜謐的時候。在梭羅于瓦爾登湖度過的第一個夏天，他沒有讀書，他種豆，有時甚至連這也不做，他不愿把美好的時間犧牲在任何工作中，無論是腦的工作或手的工作。他愛給他的生命留下更多的余地。他有時坐在陽光下的門前，坐在樹木中間，從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黃昏，在寧靜中凝思，他認為這樣做不是從他的生命減去了時間，而是在通常的時間里增添了許多、超出了許多。
梭羅并不希望別人成為和他一樣的人，因為他希望自己也不總是過去所是的人。他不執意要做一名隱士，他想隱居時，他就來了，他覺得夠了時，他就去了。他注重的是生活得自由，而不是執著于某一種外在的生活方式。他明確地說他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他愿意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并堅持他自己的合適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親的、或母親，或鄰居的方式。他是一個天生的倡異議者，他對每一個建議本能的反應是說“不”。而現在有什么人愿意做人中的黃蜂呢，人們更喜歡在互相恭維的泥淖中打滾。他的善意和同情并不表現為順從別人，他的堅定和明智也不要求別人的順從。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可是一個人仍然可以在這種意義上成為和他一樣的人：即成為一個與任何其他人(當然也包括梭羅)不同的人，成為一個可以說這一句話的人--我是我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塊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這塊地方可能并不是我們現在正匍匐的地方，但并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出發去尋找它。它不僅是我們身體的棲所，也是我們心靈的故鄉，精神的家園；它給我們活力，給我們靈感，給我們安寧。我們可能終老于此，也可能離開它，但即使離開，我們也會像安泰需要大地一樣時常需要它。
而梭羅是幸運的，他出生的地方也就是他精神的故鄉。不過，從他的祖先是從法國古恩西島遷來而言，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尋找，一種失而復得。誰知道呢，也許他更其遙遠得多的祖先(梭羅決不會以自已是美洲土著的后裔為恥的)曾冒死漂洋過海，而現在梭羅又重新找到了他的故鄉。 （摘錄整理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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