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僧李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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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10/09:30

當和尚的情況并不一樣，有因觸犯刑律出家免禍的，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有因家境貧寒被家人舍身為僧的，如一般寺廟中的小沙彌；有參透人生，悟道為僧的，原本有一定學術根底，又精研經律輪三藏的，則是由儒而僧的儒僧。和尚中被稱為高僧的，有不少人出身于儒，但在儒佛兩道都有成就的卻為數不多。在這一點上，我很景仰的有兩位：前有屈大均，后有李叔同。屈大均生活于明清之際，他在明朝（包括南明）生活了21年，僅僅是個秀才，算不上明朝的遺老；在清朝生活了50年，但一直采取不合作態度。始而以儒者面目出現，傳播儒家傳統文化；繼而又遁跡方外，以傳統的逃禪方式來對抗新政權。我看屈大均當和尚似乎不存在“忠明”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他深受儒家“華夷之辯”的影響，視清朝為異族，既不肯臣服，又無力反抗，于是就利用逃禪的身份，以語言文字來保存和宣傳華夏文化，這種行為當然不容于現政權，但在屈大均生前，清政府還忙于平叛定亂的重大問題，遂使屈大均逃脫了災難，可在身后，仍然遭到乾隆的明令撻伐，上諭中曾痛斥逃禪的金堡和屈大均“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屈大均雖遭乾隆的冥誅，但仍能以他的名著《廣東新語》和《屈沱五書》等傳世，而成為嶺南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李叔同學名文濤，叔同為其字。出生在清光緒六年（1880年），處于清末民初，上距屈大均的出生整整250年（1630－1880年）。他們有若干相似處，如同處于改朝換代的社會轉型期，一個由明到清，一個由清到民國；他們自幼飽受儒家經典教育，都有較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和名著傳世，屈有《廣東新語》，李有《前塵影事集》；他們的周圍都有一批博學多識的精英，屈與著名學者顧炎武、朱彝尊、閻若璩和毛奇齡等多有往還，相互切磋求真求實之學。李則與王仁安、夏?尊、孟廣慧、豐子愷、馬一浮等為師友。他們也都性好游歷。屈以南人曾北游京師，周覽遼東，西涉山陜；李則以北人旅居滬濱，東渡扶桑，布道浙東南閩。綜觀他們的一生，都無愧于儒僧之稱。但是，他們在相似中也還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雖然彼此都經歷了社會轉型期，可是屈所經歷的是從一個封建王朝到另一個封建王朝，而李則是經歷了結束封建制度走向共和國的轉型，李所承擔的社會沖擊力自然要大得多。屈主要繼承儒家文化，李則不局限于儒家文化，還對佛學、西學、美術、戲劇以及詩詞等學無不博涉旁通，較之屈氏眼界更為開闊，思辨力更為深入。李氏的交游也不止是古學之士，而是社會各方人士：有飽學儒士，有文人騷客，有藝人名妓，有釋子名流，這些方方面面的影響鑄就了李叔同的各種才能，所以他能不拘小節地瀟灑風流，他能吟詩填詞繪畫作書，他能粉墨登場唱京戲演話劇，真正成為“津沽風流在叔同”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李叔同與屈大均的最大不同處在出世道路的不同，也就是為什么由儒而僧。屈大均的為僧純出于民族界限，1651年（清順治八年），當他21歲時，清兵圍廣州，屈為表示與異民族政權的不合作，即削發為僧，法號今種。李叔同的出世道路非常漫長，幾乎是盡一生精力進行層次升華。他的入室弟子豐子愷曾用自己對人生的理解來分析李叔同的層次升華。豐子愷說： “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 豐子愷認為人生就是在爬這樣一種樓，但他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能爬到頂，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循層而上。他在195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李叔同的升華道路就是從一樓循層而上到三樓的。他分析說： “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強！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樓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面的天才，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于二層樓，于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凈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與弘一法師”，見《李叔同――弘一法師紀念集》第106－10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豐子愷還用喝酒打比方，酒量有大小，酒的品類就不同，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須喝高粱酒才過癮，也就是必需到達三層樓才能滿足他的“人生欲”。時隔40余年，金梅先生于2000年為《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撰文時也把李叔同的一生劃分為三大時期，即才子期、藝術教育家期和高僧期。雖說法不同，但與豐氏說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從李叔同一生所走過的道路來看，豐、金二氏的分析是合乎李叔同人生實際的。他們的議論也比較平實而不虛夸。但是，我認為不如把李叔同的一生分為在世和出世兩期更顯示轉變的明確，因為豐、金二氏所定的前兩期是李叔同徘徊、探求人生的時期，許多時候都是在一二層樓上上下下，可合并為在世期；而到1917年底，他在虎跑見友人彭遜之出家，大為感動，遂拜了悟和尚為師，了悟為其取法名演音，法號弘一，次年（39歲）秋，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入靈隱寺受具足戒為僧，并以法號弘一行世后，他的人生從此發生了一次大超越，進入其人生的出世期。在世、出世雖是兩大時期，但卻不是截然分開的。在世期所經歷見聞的各種苦難所釀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飲下去，推動他向解脫塵世紛擾的境界跑去，終于進入出世期。他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臨終時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就是他參透人生，最后徹悟的總揭示。他想到在世期的種種坎坷不平和人間百態，不覺悲從中來；但又想到自己能以慧劍斬斷紛雜無緒的種種情思，一切煩惱渙然冰釋而欣悅無比，于是安然生西。李叔同不論在世、出世，一直以一顆赤紅的心悲憫護愛周圍的一切。他同情母親的身世，憐惜母親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一生盡孝來填補母親的生活空缺。當母親早逝后，他改名為哀，號哀公，這種悲哀一直延續到他出家。他愛自己破舊的國家，以激越的心情歌唱祖國，寫下了《祖國歌》《我的國》和《大中華》等主題鮮明、感情充溢的歌曲，不僅流行于當時，而且傳留于后世，至今猶作為校園歌曲在傳唱。他愛朋友，和夏?尊結為摯友。夏?尊的《愛的教育》給當年無數少年以愛的培養；應該說與李叔同的愛心有一定關聯而引為同調。他的學生豐子愷的《護生畫集》，秉承師脈，呵護生靈，啟示人們應有仁人愛物之心。他旅居滬濱，與當地名士許幻園、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等相交默契，結為金蘭之好，稱“天涯五友”不時杯酒唱和。他走馬章臺與名妓歌郎過從來往，并非單純沉浸于歡樂，從他的贈名妓謝秋云詩中可見痕跡，詩云：“冰蠶絲盡心先死，故國天寒夢不春，眼界大千皆淚海，為誰悵惆為誰顰？”這首詩透露李叔同對風塵人物的同情愛憐，也流露出他的憂時憤世。待他出世后，又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說法傳經，普度蕓蕓眾生。他尋求的雖是一條消極之路，但確實抱著一片愛心引導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 1942年秋，李叔同以弘一法師的身份卒于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時年63歲。他吉祥西去留給后人無限哀思，人們同情他起起伏伏的傳奇一生，釋家欽敬他重振南山律宗這一絕學。坐化后，遺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彌陀巖和杭州虎跑寺兩處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禮拜。有關他的詩文撰作，屢見不鮮。1980年，趙樸初居士為弘一法師李叔同百年誕辰所寫獻詞尤能概括法師的一生，詩云：“深悲早現茶花女，勝愿終成苦行僧，無數奇珍供世眼，一輪明月耀天心。”研究著述也相繼問世，年譜、傳記、全集、文集，不一而足，多為論述詳盡，搜羅較豐之作，不過均以文字出之，對法師主身行事，缺乏形象感覺，似抱微憾。左圖右史本為我國記事之優良傳統，圖文并茂尤為讀者所喜愛。近代攝影技術早已傳入我國，晚清以還，更行普遍。法師僧俗影像當不在少數，以往每讀法師詩文而無圖像對照，時望有識之士廣事搜羅，成一影集，以饗仰慕者，如親謦咳。后見滬上有影集出版，惜欠充實。今年為法師120年誕辰，其故鄉天津舉辦紀念會，我有幸獲天津地方志辦公室所編《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一書，讀其行事，見其影像，一生蹤跡，躍然紙上，欣悅無已，讀之者再。《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始編于1998年，集津門“弘學”研究者，群策群力，歷時二年余，共收錄照片550余張，撰文12余萬言，另附照片說明，使全書構成以照片為主，以文字為輔，以照映文，圖文并茂，特色鮮明的格局。照片內容包括法師影像、書法篆刻作品、書信、駐錫過的寺院以及有關著作的書影等，是一本頗為完整充實的影志。全書按李叔同一生兩大時期分為在世與出世兩篇，按時間順序記事，文字清新可讀，隨文插圖，井然有序。末有后世篇為全書附錄，以編年體記述法師于1942年化去后之遺響余韻，可備研究“弘學”之參考。此書有英譯目錄及序言，以便域外人士了解，與時代要求相合。全書不過10余萬字，設能全譯而對外介紹，使法師更具世界性意義，豈不大善？如條件欠備，何妨將照片簡要說明英譯，亦有助于西方人士之閱讀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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