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廷芳
中國二十世紀的各類風云人物大多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紛紛誕生，故在這兩個世紀之交頻頻讓我們紀念。在這個風云榜中我們很容易找到詩人兼學者馮至的位置。作為詩人，他學生時代出版的抒情詩集《昨日之歌》與《北游及其他》就矚目于詩壇，甚至被魯迅譽為當代“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爾后又以糅合中西某些詩歌風格的特點寫成的《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以及解放后寫的詩集《西郊集》、《十年詩抄》、《立斜陽集》、散文集《東歐雜記》等作品，屢屢博得文壇好評。晚年合乎邏輯地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作為學者，他曾先后出版專著《杜甫傳》、《論歌德》、《德國文學史》和論文集《詩與遺產》等，并譯有多量的歌德、席勒、海涅、里爾克、布萊希特等大詩人的作品，成為院系調整后的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中國科學院（1977年起分出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學部委員之一和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
馮至先生是“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他既有國學的扎實功底，又有西學的深厚造詣。他不但能用母語寫出優美的詩歌、散文，而且具有古文的過硬基礎，故他對中國古典文學也相當諳熟，尤對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以至擁有權威性的發言權。在德國留學的五年里，他不僅攻讀了德國文學，而且也攻讀了德國哲學。所以他關注的德國作家多是哲學味道較濃的詩人，除歌德、席勒、海涅外，他也關注帶有“現代”特征的詩人：諾瓦利斯（這是他的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荷爾德林、里爾克等。他翻譯的上述古典名家的詩歌、散文和美學論著在我國擁有眾多的讀者；他翻譯的里爾克《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九封信》最早向中國讀者介紹了這位世界級的現代詩人，對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由于馮至先生在兩個領域里的顯著成就，他獲得“雙肩挑”的雅稱。毫不意外，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宣部在組織大學文科教材編寫的時候，馮至以《中國文學史》與《歐洲文學史》總負責人的資格參與并領導這兩部著作的編寫工作。
馮至先生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除了他的作品與著述以外，還有他嚴謹的治學精神。凡是他自己確立的研究項目，他從來不從書本到書本，引經據典地生吞活剝，快速成文成書，而是依據自己豐富的創作實踐和長期的生命體驗，將自己的靈魂融入研究對象，作出令人感佩的解讀和闡釋。無論是他的中國文學研究的代表作《杜甫傳》，抑或他的外國文學研究的代表作《論歌德》，論篇幅都不長，各約十五萬字。但是它們的誕生過程都不短，尤其是《論歌德》，前后斷續達四十年！這不禁令人想起歌德的《浮士德》，前后寫了六十年！馮先生分明是用歌德寫《浮士德》的精神來寫《論歌德》了！無怪乎，當我收下他送來的這本書的時候，我一口氣就把它讀完了，覺得論者和作者字字句句都在進行著生動而深入的精神交流，讀來令人刻骨銘心。難怪，有一次我表示希望他再寫一部關于歌德的書，他斷然說：“夠了。寫得多有什么好！”的確，這部書幾乎凝聚了他一生的精血，再寫下去，就是“制造”篇幅了！
馮至先生恪守的治學原則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是他經常告誡后學的箴言，也是他用以律己的一句座右銘。他對研究對象和有關資料總是以徹底弄明白為前提，決不生吞活剝，人云亦云。有一次我編一部書，組織多人撰寫十幾位有代表性的現代主義作家，其中的里爾克我約馮先生來擔筆。他同意了。但到時候他未能交稿。我寬限一次后又寬限一次。最后一次去取稿時，他深表歉意地說：“葉廷芳，我跟你說實話：里爾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沒有搞懂，所以不好寫。”我聽了深為感動，覺得先生在我國是以里爾克的最早介紹者聞名的，如今卻這樣直率地在學生面前承認自己的欠缺。然而，想到出版社的頻頻催稿，我又十分焦急，就說：“哎呀，馮先生，您太認真了。關于里爾克的資料那么多，您參考一下別人的就是了。”他不無激動地反駁說：“別人寫的那是別人的看法，詩這東西主要靠理解。人云亦云，那是問心有愧的！”這一回答擲地有聲，深深震動著我的靈魂，覺得老先生這里所堅持的，正是我輩或后輩所缺乏的。作為昔日老師，他繼續在給我上課。在爾后的治學生涯中，馮先生的這種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時時都在鞭策著我。
馮先生雖然掌握豐富的母語功力，但無論他的詩文或譯作，從不生花妙筆，鋪張辭藻，而是文如其人，樸實無華。他經常以這種精神教導我們后輩，尤其在撰寫辭書的時候。他也把像他這樣的同調者引為自己的精神知己。他曾贊揚布萊希特的文字“簡練”得“幾乎不能增減一字”。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次他在前民主德國文藝界的朋友陪同下去柏林的名人公墓掃墓。他帶去一個花圈，原想獻給著名詩人、原民主德國文化部長貝歇爾的，但他發現，附近布萊希特的墓碑，只是一塊不足一米高的未經雕琢的三角形石頭，上面只有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德文名字，連個生卒年都沒有。他激動不已，臨時決定將這個花圈敬獻在布萊希特的墓前。是的，布萊希特的文風乃至他的日常生活，包括在墓旁的住宅，就是這樣簡樸得不能再簡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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