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姜太公)封齊

發布時間：2017-11-11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邊樹本

　　姜尚，字牙，或尊稱子牙，其先人伯夷封于呂，以國為氏，因而也稱呂尚。史稱他“生而早慧，預知未來”。自幼喜好學道修禮，畫陣比戰。年長后進一步精研傳統推數之術，善于洞察時事，分析形勢，應時權變，是西周間的一個偉大政治家、軍事家、經濟改革先驅人物。為求賢主入西周、周文王拜他為師。他以文韜武略，不畏天命、不懼鬼神、順勢進取，佐周滅紂。以首功封齊，創建了東方大國――齊國的千載業基，受到永世贊譽。

　　一、周師齊祖

　　姜尚雖抱補天凌云壯志，但仕途不暢，曾經歷了“屠牛朝歌、賣食棘津，” 長期流蕩和隱居避世的生活。《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候，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在他七十多歲的時候，才遇西伯姬昌訪聘歸周，開始了他佐周文、武兩王修德安國、強兵興邦、兼濟天下的宏圖大業。

　　姜尚入周，先是佐文王姬昌表面上做殷的順民，暗中以德治政、舉賢任能、爭取民心、聯絡諸候，強兵以備攻伐。公元前1055年，在經過長期的軍事及輿論準備之后，為了預測一下伐紂可以集結的軍事力量于武王九年(公元前1133年)，太公輔佐周武王在孟津大會諸候，命諸候帝兵前往集結會盟。《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集否”。出發前武王依傳統先祭兵主天星，申明出兵要義，懇請上蒼庇佑；并舉起了文王的旗幟，自稱“太子發，奉文王遺命伐紂，不敢自專”，以號召天下諸候，祭畢，又把文王牌位車載軍中，以鎮懾諸候，鼓舞士氣。當然這些都是太公的安排，大軍出發時稱師尚父姜太公為三軍統帥，左手舉著統帥三軍的信物黃鉞，右手舉著指揮各軍行動的令旗，向三軍下達命令。要求全軍將士，聽從指揮，奮勇向前，后到的斬首。軍紀嚴整，號令森嚴、大軍直奔孟津。行軍途中，每到一處，無不受到士民歡迎，武王乘船渡河，行至中流，有一條白色的魚跳入船中，過河宿營，又有火光芒覆于武王帳頂。傳說中的這些吉祥征兆大大振作了士氣，鼓舞了軍心，到了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候”。檢閱車、舟演陣、各諸候軍配合默契。攻戰自如，顯示了強大的戰斗力。諸候們都主張順勢一鼓，但姜尚卻有不同看法和打算，他認為滅殷的時機還未到，讓武王詔告會盟諸候，各自回兵待命。

　　公元前1052年，也就是姜尚八十七歲時，姜尚了解到殷紂王昏亂暴虐到了極點，重臣微子多次諫紂王修仁行義、紂王不聽，微子含淚離開了殷都，箕子再次勸諫，紂王把他囚禁起來，王子比于身居相位，看到朝綱紊亂，國王殘暴，民不聊生，入宮強諫，三日三夜長跪不起，紂王怒而命人剖挖比于之心。

　　太公姜尚看到伐紂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向武王提出：“天命勿違，遇時不疑，即刻發兵伐紂。”武王于是通告諸侯，選精兵良將，總計兵車達4000余乘，除內地諸侯外，邊遠蠻夷邦國，也多半參戰，武王與師尚父率周軍居中，有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000人，諸路并進浩浩蕩蕩，直取殷都朝歌。在大軍剛出發時術士龜骨、蓍草占卜此大舉進軍的吉兇，卦兆不吉。又恰遇大風大雨，隨軍眾臣皆生懼心。姜尚面對眾人的疑懼，武王的不決，深知大軍緩行將失去戰機，于是態度堅決地折斷蓍草，踏碎龜殼對眾臣說：“龜殼朽骨、蓍草枯葉，怎么會預知吉兇呢?”大軍至刑丘，大風把武王的車楯折為三截，武王的乘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軍十分困難。武王動搖了決心，產生了疑惑。但太公堅定不移，說服了周公和眾臣，他說：“楯折為三，是天示意我們分兵三路進軍，大雨三日不停，是在灑我們的軍隊，而震死乘馬，是示意此馬不好讓我們換良馬快行。全是吉兆。應順從天意安排。”武王聽后也堅定了信心，決定照師尚父的指揮安排行動。姜尚為了防止再有人生二心，影響士氣，遂采取斷然措施，過橋毀橋、過棧燒棧，渡完最后一條河，把船全部沉毀。他向三軍宣布：“太子(武王)為民伐罪，為父報仇，我等要懷以死的決心去換取伐紂的勝利，只有前進沒有退路。”于是大軍個個爭先，人人拼命，名路諸侯也效法周軍，義無反顧，直撲殷都朝歌。

在殷郊牧野，姜尚帥諸侯聯軍，與殷紂王的17萬大軍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曠古稀有的大戰，姜尚帥領的大軍雖不及殷紂軍隊人數眾多，但太公與武王巧用奇謀、分合變化，疾如閃電，猛如鷹虎，使殷軍措手不及，沖得陣法大亂，《詩經大雅大明》這樣記載姜尚在牧野之戰中的雄姿：“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殷軍將士無心交戰，有人倒戈，有人逃跑，自相殘踏，殷軍大敗漬散，紂王自焚于主鹿臺。太公引武王入殷都朝歌，斬紂王首、妲己頭以示眾。遂詔告天下，宣布殷朝滅亡，周王朝誕生。

　　二、首功封齊建國本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賞功臣謀士，師尚父姜太公憑著在興周滅紂中的首功被封于齊，太公封齊，是武王與太公靖邊安周的重大決策之一。當時，齊國地方國林立，勢力強盛，其中實力強大者不下十余國，如萊國，杞國、譚國、蒲姑國、奄國，還有熊國、夷維等國，這些地方邦國世居東夷，繁衍生息，根軍蒂固，又因他們的居地犬牙交錯，而且廣交天下，形成了寬緩闊達，尚武崇仁，重地自信的民族性格。殷商曾多次征討，均未能臣服他們。由于他們不附中原已久，周朝建立以后，他們也仍然因疑忌周王朝的征討而與周對立不附，這樣周王朝的東部邊境就難于安寧。因此，讓一個熟知東夷地理風土、人情，且又智謀權變之人去鎮守東方，那是再好不過了，而太公姜尚出身東夷，熟悉當地方國情況，而且又老謀深算，機智權變、正符合這一要求。況且太公佐武王伐紂興周，為西周三公首輔大臣、功蓋天下，正可以封齊以獎其功，武威懾諸夷以靖邊患。

　　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武王二年，八十八歲的姜尚以興周滅紂的首功被封于齊，侯爵，都營丘。領封之后，太公帶領文武百官，攜家人侍從，車乘輜重，浩浩蕩蕩，東行就國。他們晝行夜宿，走了好幾天還有沒進入齊地境內。這天他們住旅館不久，就聽店主人說：“有道是機會難得易失，這些人行動不緊不慢，哪象個赴國建都的樣子。”太公聽了這話中有話，預料前途可能有阻礙，遂即命令一行人，夜衣西行，黎明至國。到達營丘才知，果然已有外患發生，萊人聽說太公來營丘建都，急發兵來爭。太公先禮后兵，一場大戰，擊敗萊侯，占領營丘，建都稱齊。

　　太公建都營丘后，又遇到了內部“頑民”的阻擾，一個是《春秋繁露》記載的“誅司寇營湯以定齊國”事件，司寇營湯，巧言令色，對太公的政令緩辦慢行，對百姓暴虛濫殺無辜。但口才很好，能言善變，且陽奉陰違，惑亂百姓，滿口“仁義”。太公勸說他，不聽從，太公令人把營湯斬首，以正政令。《韓非子右經》又載：太公封齊時，當地有被時人稱為“賢人”的居士狂矞、華士兄弟，他們揚言：“我們不為天子臣，不做諸侯官，自己耕種糧食吃，自己掘井飲水，自食其力，不求名不求利。”太公入齊后聽說此二人有賢名，三次登門拜訪，想讓他們為國家效力，但二人閉門不見，拒絕聘用。太公為了政令暢通，下令處罰他們。消息傳到周公那里，周公派人傳話給太公：“聽說二人有賢名，處罰賢人恐怕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太公對此回答說：“他們宣揚不為天子臣，不為諸侯做事，不為國家盡任何義務，這是賢人的行為嗎?如果所有的人都象他們那樣，國家的法令政策就無法實行，那么，國還像國嗎?這樣的人不但不是賢人，而是害群之馬，害群之馬不除，怎能使群馬為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誅狂矞、華士兄弟，全齊再無違撫命令法規之事發生，局面迅速安定。五個月的時間即向周公“報政”，即匯報封齊定國后的安定局面，使周公十分驚訝，在這樣一個民族關系復雜土著人性格難馴的地域，在這么短的時間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確實是一個奇跡。據記載，齊國初封面積已達500里。《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稱：“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毛詩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同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對此五百里封地，五個月使之安定，周公還問：“退萊罰逆之后，你又是如何做的?”太公回答說：“尊賢尚功，因俗簡禮，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民族同異，愿為齊出力的，均安排合適的位置，讓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東夷傳統禮俗，允許沿襲使用，若有改變，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發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們的擁護，實現了朝野歸心。”周公聽了太公的話，感慨地說：“為政簡易，便民順情行政，民人自然樂于接受并為之效力，魯國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齊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后，立即著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設，營丘經濟自然地理條件并不好，《史記貨殖列傳》載：“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而人民寡。” 《鹽鐵論》則說：“昔太公封營丘，辟草萊而居焉。”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對經濟的發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謀略智慧，結合當地實際，確立了務實求功的基本指導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國策：“舉賢尚功”, “因俗簡禮”、“通商工之業，使漁鹽之利。”

　　舉賢尚功。就是選拔有才德，有建樹人，給爵位授實權，讓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對通過考核符合選賢標準的人，不分親疏，均用其所長，并督創實績，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事實證明，太公這條“舉賢尚功”的用人路線，是他超越時代的先進思想的表現，他突破西周“尊尊親親”的正統思想束縛，舉賢任能不計親疏，唯才是舉，從而為后來“齊日大至于霸”的業績，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因俗簡禮。就是因東夷土著之俗，簡化西周的繁禮，以適應當地的民情。齊地是中國早期開發區，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這里雖是農業滯后但都是制造舟車、冶鑄兵器的肇始之地，這里有尚武重仁的傳統，蘊藏著全面發展的無窮潛力。太公深知，要發揮這一優勢，就要調動廣大士民的積極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眾，合其親，因其明，順其常”(《文韜文韜》)的策略，要求官使們對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同上)以爭取民心，激發士民的生產積極性。對于周禮，即保持了它的權威性，又簡化了一些繁瑣程序，從齊地民俗的特點出發，兩相結合，創造了既讓齊民樂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禮的新制，從而調動了齊民興齊建國最大的積極性，開改革開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太公封齊之初，營丘一帶原是一片荒涼的草萊之地，雖然齊無膏壤千里，但也有自己的優勢，營丘西境有盛產高含量的優質鐵礦石的商山，因出鐵礦著名又叫鐵山、迤東有煤山，儲銅礦豐富；北境靠清河臨濟水，兩水入海處構成了天然的魚鹽產區，地潟鹵宜種桑麻，紡織品早已知名，從而構成了齊民發達的絲麻紡織業。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發揮這些優勢的經濟政策，即：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實行農、工、商并舉。他在注重發展麥、黍、稻生產的同時，又大力發展桑麻種植，舟車兵器制造，勸女工極技巧。《論衡》說：“齊女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說明當時已有規模可觀的紡織、刺繡手工業。據《子牙子》、《六韜》載當時已有鐵矛、飛鉤、錘、戟、斧、刀、耒耜等鐵器的制造。與開發礦業，冶鐵相匹配的，就是煮鹽捕撈、向河海求利，鹽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場廣闊，因而很快成了齊國的支柱產業。河海之利進一步帶來了經濟的發展。農、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

　　太公把“通末業”作為富強民國的根本保障之一。“末”即指工商業，這里特指商業。太公一方面重視了自然資源的開發，發展桑蠶絲織，發展魚鹽捕撈，積累了大批的商品資源。另一方面，重商業貿易，必使齊國貨物遍利天下，“冠帶衣覆天下”，發展與各國的通商貿易，以實現財蓄貨殖，富民強國的目標。在一個不長的時間里。使一個“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變成“世為強國”的大齊。

　　三、平叛安周征四方

　　太公封齊治齊，正欲大展鴻圖之時，接到西周訃告：武王駕崩，太公看罷，十分震驚。剛滅殷二年，天下未穩，世子姬誦年僅十歲，難以臨朝執政，若不及時定王權、安天下，新生的政權將吉兇難料。此時可謂西周的存亡之際，事關重大，不容遲緩，太公當時即赴京奔喪。至周宮先見了留朝輔政的周公，二人對王權有所安排后，又與諸重臣商議立王與治喪事宜。大家議定，立世子誦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攝政期間，暫由周公攝政，待成王年長后還政于王。成王即位，詔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遺體于畢地(今陜西省咸陽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齊。

　　太公返齊不久，就有消息傳來，說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語說：“周公將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說周公攝政實為奪權，將來還政于成王，不過是一句空話。這流言景影響極廣，使朝野人心浮動。周公于是對太公、召公說：“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沒有臉告慰先王在天之靈……所以才輔佐成王。”《齊太公世家》中也記載“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之時，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陽，實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讓他們監視紂王子武庚，故稱“三監”，他們若對周公疑心并妄動為亂，諸侯有人乘勢而起，后果將不堪設想。太公接周公書信，知道事情嚴重，一面表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備不測。

　　成王元年，“三監”果然與紂王子武庚內外勾結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勢而入，這場西周王室內部的權力之爭，在性質上變成了殷商遺民復仇、舊朝復辟的叛亂了。特別是亂發京畿，外邦諸侯有人響應，形勢就更加嚴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縣境)、管叔發于庸(今河南鄭州市北)，蔡叔發于衛、霍叔起于邶，對周室王城形成三面進攻之勢。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東夷實力強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應起事。而周王朝大戰方休，兵疲財乏，而平叛的戰機刻不容緩。

　　太公以其雄韜偉略，與周公兵分內外，兩線出擊。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誅武庚“三監”；太公奉成王詔書討伐五侯九伯。兩線齊擊，讓叛軍不得內外呼應。二年敗武庚，誅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繼以齊軍降淮上九伯，并遷其君；滅蒲姑平息東夷五侯之亂。武庚殘部竄入東海上，靠將領正廉驍勇頑的抗，太公“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下》)，擒殺了武庚。內外伐勝利之后，太公順勢一鼓作氣，又平定了不順者50余國。從而使周轉危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他才應成王詔，使齊成為專征伐大權的東方主盟國家。

　　軍事取得勝利之后，為長遠之計，太公與成王、周公共同總結這次禍亂的教訓，制定并推行了一套加強王權的得力提施和政策。

　　首先，把反叛的“三監”與舊殷之上層奴隸主貴族，驅出殷地，遷于成周(今洛陽市境)，使他們離開故土，失去原有的權、財、勢，以便改造他們。封康叔為衛侯居殷，以監視“三監”之遺民。對全國其他地方，則廣封兄弟親姻，分居四方，以拱衛王室。

　　其次。對異姓氏族，只要真心擁護周朝，就給他們一定的爵位，如封殷之宗親微子于宋、名列諸侯，承奉殷祀。八百諸侯，各有安撫。

　　其三，改殷奴隸舊制，實行分茅裂土封邑賜采的新政策。使諸侯有土，卿大夫有采邑，以使他們相安共處。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相互間不得以氏族關系相聯，相率，只有一切聽從王命。至此周王朝八百年基業，始奠牢基。

　　平叛勝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領地又封給太公，使齊國版圖大大超過了500里。而齊專征伐大權，權力所及，“東至海，西至河，南王穆陵，北至于無棣”，大大超過了其版圖。這些均為太公提供了發展齊國政治、經濟、軍事的有利條件，太公二次安周，再次體現他高超的政治軍事天才，他在封齊之后，仍能夠做到周、齊兩地兼顧，既是周天子的良輔，又是齊國人的圣君，為后世千載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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