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清是哪位前輩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文化是藝術的文化。我總覺得，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話，只有深得中國文化的三昧的人才說得出來。
據我的體會，這里所以稱中國文化為"藝術的文化"，絕不僅僅是指我國傳統文化中擁有的那些豐富多采的藝術樣式和作品，而主要是指貫穿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那種藝術精神。
對于中國文化之富于倫理精神，已為世人所廣泛了解，且論之者在在皆是；而相比之下，世人對于中國文化之富于藝術精神的了解，則顯得很不夠，且論之者亦不多。其實，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倫理精神與藝術精神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傳統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種藝術的境界，而傳統藝術的重要功能則是在陶冶性情、潛移默化之中以助理想人格的完成。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修養和藝術修養是人生修養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而道德修養和藝術修養的程度如何也就被視作一個文化素質高下的體現。
馮友蘭先生曾說："儒家以藝術為道德教育的工具。"（《中國哲學簡史》第二章）徐復觀先生則說："由孔子所顯出的仁與音樂合一的典型，這是道德與藝術在窮極之地的統一"（《中國藝術精神》"自序"）。他們的論述都揭示了儒家文化中重視藝術教育和把藝術與道德高度統一起來的特征。先秦時代的藝術教育主要是"詩教"和"樂教"。對于詩，孔子認為，讀詩可以感發起心志，提高觀察力，培養合群性，學得表達感情的方法。而詩中所講的道理，近則可以用來事奉父母，遠則可以用來服事君上。此外，讀詩還可以多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1]。所以他教訓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又說，一個人如果不研讀《詩經》中的《周南》、《召南》，那就會像面對著墻壁而站著，（什么也看不見，一步也進不了）[2]。對于樂，孔子尤為重視，總是把它與禮相提并論。甚至認為樂在某種意義上更可以體現善與美（道德與藝術）的統一。如，他贊嘆韶樂說："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八佾》）以至于當他在齊國聽到韶樂后，竟"三月不知肉味"，而且無限地感嘆道："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述而》）所以，對于詩、禮、樂三者的關系，孔子是這樣來論述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這里，他把樂放在禮之后，是把樂看作人格完成的最高境界。
道家，尤其是《莊子》書中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蘊含著的藝術精神，對于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不過，道家文化中的藝術精神在老莊時代并未達到自覺的程度，而是經由魏晉玄學和其時的藝術理論家的闡發才得以發揚光大，并達到自覺的。徐復觀先生在比較分析儒、道兩家思想中的藝術精神時說："儒道兩家，雖都是為人生而藝術，但孔子是一開始便有意識地以音樂藝術為人生修養之資，并作為人格完成的境界。因此，他不僅就音樂的自身而言音樂，并且也就音樂的自身以提出音樂的要求，體認到音樂的最高意境。因而關于先秦儒家藝術精神的把握，便比較明顯而容易。莊子則不僅不像近代美學的建立者，一開始即以美為目的，以藝術為對象，去加以思考、體認。并且也不像儒家一樣，把握住某一特定的藝術對象抱定某一目的去加以追求。老子乃至莊子，在他們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沒有藝術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種具體藝術作為他們追求的對象。……他們只是掃蕩現實人生，以求達到理想人生的狀態。他們只是把道當作創造宇宙的基本動力，人是道所創造，所以道便成為人的根源地本質；……從此一理論的間架和內容說，可以說'道'之與藝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順著他們的思辯地形而上的路數去看，而只從他們由修養的工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則他們所用的工夫，乃是一個偉大藝術家的修養工夫；他們由工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本無心于藝術，卻不期然而然地會歸于今日之所謂藝術精神之上。也可以這樣說，當莊子從觀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謂道，而我們也只從觀念上加以把握時，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當莊子把它當作人生的體驗而加以陳述，我們應對于這種人生體驗而得到了悟時，這便是徹頭徹尾的藝術精神。……但因為他們本無心于藝術，所以當我說他們之所謂道的本質，實系最真實的藝術精神時，……乃就藝術精神最高的意境上說。人人皆有藝術精神，但藝術精神的自覺，既有各種層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要落實為藝術品的創造。……所以老、莊的道，只是他們現實地、完整地人生，并不一定要落實而成為藝術品的創造。"（《中國藝術精神》第二章第二節）徐先生的分析深刻透徹，我是非常贊同的。
魏晉玄學融會儒道，進一步溝通了宇宙根本和人生境界。王弼言圣人體無而有情[3]，嵇康標越名教而任自然[4]，郭象唱身居廟堂而心寄山林[5]。特別是玄學提倡的"得意忘象"（王弼），"寄言以出意"，"求道于言意之表"（郭象）等思想方法，開啟了中國藝術以"立意"、"傳神"、"求韻味"為上的根本精神。在玄學思維方法的影響下，中國的藝術內涵豐富，具有深邃的哲理性；中國的哲理則語言簡約，富于生動的藝術性。深邃的哲理性和生動的藝術性混然一體，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特性和基本精神。中國佛教中禪宗思想之富于哲理性與藝術性，早為世人所共知，當無需多說。對于理學，人們多以為其間只有一通正顏厲色、枯燥無味的道德教訓。其實，只要我們稍稍選讀一些周（敦頤）、張（載）、程（顥、頤）、邵（雍）、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著名理學家的著作，以及有關的傳記，即可處處感受到他們借詩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二文辭》："文所以載道"），談文藝以明道，（陸九韶（象山）言："文所以明道"，見《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的力量，而在他們的處世行事中、人生境界的追求中也極富于藝術的精神。所以，理學在融哲理與藝術于一體方面，在發展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傳統方面，絕不亞于先秦之儒學、魏晉之玄學和唐宋之禪學。
藝術精神的養成是離不開藝術實踐活動（創作和欣賞）的，但藝術精神高于藝術實踐活動。藝術精神不僅指導著各種藝術實踐活動，而且經過理論的提升和認識的自覺，滲透于社會、人生的各個領域。在這一層次上，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更主要地體現為一種對社會、人生意義的理解和價值的判斷；對社會、個人生活態度和方式的思考；對理想社會、完善人格的追求；乃至于對處世（人際關系等）行事（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法的把握與運用等等。
藝術活動，無論是創作還是欣賞，都是一個人內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6]，反映了他對人生的理解與追求。藝術創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賞趣味中格調的高低，也就會直接反映出或影響到一個人品格和境界的正邪與高低。因此，通過藝術修養培養起高尚的藝術欣賞趣味來，對于高尚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和確立是有重要的、積極的意義的。為什么這里只提出培養高尚的藝術欣賞趣味呢？這是因為，一則創作立意是離不開欣賞趣味的，二則創作或要有某種天分或要有一定的專門訓練，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之的，而欣賞則人人在領受和多少能夠為之的。因此，把欣賞提高到自覺的程度，培養高尚的欣賞趣味，乃是最基本的和第一位的。追求藝術的完美與追求人生的完美，在其終極之相會合，這就是中國文化中藝術精神的體現。
沒有創造就沒有藝術，創造精神是藝術的靈魂。不僅是藝術作品的創作中有創造，就是在藝術欣賞中同樣也有創造。古人說："詩無達詁"（董仲舒），"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梅堯臣），"古畫畫意不畫形"（歐陽修）。這就是說，言象只是一種表意的工具，做詩作畫者可以此言象來表達其心中之意，賞詩析畫者也可以此言象來表達其心中之意，賞詩析畫者也可以此言象來契會其心中之意。作者心中之意與賞者心中之意不一定相同，也不必相同。欣賞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詩畫中的意境，無需受創作者所寄之意的限制。這就是欣賞者的創造。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創造中又有著鮮明的個性。發揚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最根本點就是要發揚這種主動的創造精神。
藝術的完美離不開和諧，和諧精神是藝術的根本目標。藝術家對于畫面的經營布置，詩句的平仄對伏，樂章的高低緩急，無不煞費苦心，這從一種意義上說都是為了達到某種完美的和諧。藝術作品所達到的和諧程度如何，反映出藝術家水平的高低。因此也可以反過來說，經營布置已達到完美的和諧，就是一種藝術創作活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為至德，正是充分地把握和運用了這一藝術精神和技巧去處理人事世務的體現。
藝術的視野，給人以曠達與平靜；藝術的幽默，給人以智慧與輕松。多一點藝術修養，多一點藝術精神，將給人生增添無盡的生氣活力，將給社會帶來普遍人格的提升和生活秩序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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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于《民主與科學》1992年第2期。
[1]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2]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同上）
[3] 例劭《王弼傳》載："弼曰：'圣人體無'……""何晏以為圣人無喜怒哀樂，……弼與不同，以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王弼集校釋》）
[4] 嵇康在《釋私論》中說："矜尚不我乎心，攻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通順，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5] 郭象在《逍遙游注》中說："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
[6] 以樂（連及詩、舞）為例，《禮記樂記》言："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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