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八中 周志恩
“言為心聲”，語言是心靈的流露。文學作品能夠折射出作者本人的認識水平、道德情操、思想趣味。認真閱讀、透徹理解某一作者的作品，完全可以貼近他的心靈世界，感受其內心感受，洞悉其內在精神風貌。對《陋室銘》這樣一篇“言志”“抒懷”性的作品，我們完全可以從作品本身出發，分析作品的底蘊、情趣，把握作者的思想實質。
老實說，只要將《陋室銘》吟哦數遍，便會感覺到這篇短文寫得很美。首先，句式較為整齊，講究押韻，讀來音韻瀏亮，節奏明快，易于上口。其次，以山、水作比起興，引出文眼“德馨”。這“德馨”與“仙”使“山”“名”、“龍”使“水”“靈”一樣，是使“陋室”不陋的重要條件、決定因素。而在緊扣文眼對陋室進行具體描繪之后，引用孔子的“何陋之有？”自然作結，使得全文結構嚴謹，渾然一體。使陋室不陋、令作者引以自豪與驕傲的“德馨”，文中有具體的揭示。透過作者生動、鮮明的描繪，我們可以準確地把握“德馨”的內容，弄清其“德”的性質、其“馨”的程度。下面我們便逐句對作品的具體描繪加以剖析。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這一工整的對仗句是繪景。此番苔痕綠綠綠上階，草色青青青入簾之景雖能見出陋室環境的清凈幽雅，但充其量只能令作者自我陶醉，并不能給我們以美感。我們的感覺倒是，地勢低而潮濕，臺階上都漫生著綠苔，虧室主人還能悠然怡然！莫非身為讀書人，灑掃庭除之類的勞作不屑一動玉手吧。無論如何，綠苔漫上了臺階，室主人總脫不了生活疏懶、厭惡勞動的嫌疑。與備受北宋大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稱贊的湖陰先生（楊德逢）“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相比，這位陋室主人的生活情趣、思想境界顯然遜色多了！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一對仗句是寫人。可能會有人據此理解為：作者之所以只歡迎“鴻儒”，不喜歡“白丁”，是因為他自己是做學問的“知識分子”，與“鴻儒”在一起能互相交流、啟發，求得知識。但事實上，讀書人在一起研討學問，是需要嚴謹細致、全神貫注的，不可能經常性既談且笑的。能長時間既“談”且“笑”下去的不會與做學問有多大關系。那么，是否只有與“鴻儒”“談笑”才能求得知識呢？再者，“白丁”的耕種技術、生產經驗、社會閱歷、帶有生活氣息的幽默笑話之類，不也是寶貴的知識嗎？勞動人民就不值得接近與學習嗎？來此陋室“談笑”的“鴻儒”只能說是作者自己心目中的“鴻儒”，不見得有名有實，也不見得能為大眾所承認。由此看來，作者難免有攀附所謂的“名流”以抬高自己身價之嫌了。將“鴻儒”與不能來此室的“白丁”對舉，只能表明作者的結交面太狹窄，只能顯示出他性情的孤傲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隔閡。在他沾沾自喜、自我炫耀地吟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時，其狹隘與淺薄也就顯山露水了，其蔑視勞動人民、恥于與勞動者為伍的不良心態也就昭然若揭了。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則是敘事。陋室主人的生活確實是單調的。他日常所能做的只是閉門彈琴，自娛自樂，此外便是翻讀佛經，自我修煉，以求能夠怡神養性，益壽延年。此室絕無“絲竹”與“案牘”。豈止是沒有，作者簡直是反感之，厭惡之。在他看來，“絲竹”是“亂耳”的，“案牘”是“勞形”的，非但無樂趣，純然是苦不堪言，無法忍受。推究起來，這只能說是作者無遠大抱負、無進取斗志的表現。既不愿意又不能夠廣泛地參與社會、改造現實，就只能逃避現實，離群索居，孤芳自賞了。
從文章的繪景、寫人、敘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陋室主人：厭惡勞動，鄙視勞動人民，有一種遠離現實的清高與孤芳自賞，過著孤寂的疏懶生活，將自己這“陋室”比作是“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確實有點不自量力了。單說諸葛亮罷，鄉里老少都能傳唱他教的歌謠，都熟悉他的行蹤，了解他的品性。在他出山輔佐劉皇叔之時，鄉里百姓依依送別他的場面何等壯觀、感人。這是諸葛亮與鄉里百姓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的結果。諸葛亮輔佐劉皇叔興復漢室之偉業，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此陋室主人豈能望其項背！
通過對作品內容的具體分析，陋室主人之“德”的狹隘與淺陋也就十分清楚了：生活疏懶，厭惡勞動，鄙視勞動人民，性情孤傲，逃避現實，缺乏進取斗志。這樣一個并無遠大抱負，缺乏高雅志趣的封建文人卻要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德馨”！其“馨”也就只是作者為自己的淺薄之“德”自制的美麗標簽，僅僅是欺人自欺而已，并無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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