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夢云
陳獨秀、胡適，是20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兩顆燦爛的巨星。論政治理念，陳獨秀與魯迅比較接近，都傾向于比較激進的左傾革命立場，較多地接受了共產主義世界觀，而反對胡適的溫和路線，反對他的“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漸進改良觀。然而在個人交往上，胡適與陳獨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兩人保持了終生的友誼，陳獨秀始終信任胡適，他的遺稿最后也是由胡適為之作序出版的。
論個性，兩人也可以說是迥異其趣。從五四時代就與兩人有交往的魯迅，不怎么喜歡陳獨秀和胡適。他曾經寫過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較陳、胡二人的性格：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當然這只是魯迅個人的意見，不能說這就是定論。1949年胡適離開大陸時，走得匆忙，書信文稿多未帶走。胡適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前所長耿云志先生看過這些大多沒有發(fā)表也不準備發(fā)表的私人文稿書信，寫了一篇《中國現(xiàn)代史料的豐富寶藏---胡適先生私人檔案介紹》，談到胡適為人時說：“我研究胡適近20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多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于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為一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當可以說是一個胸懷坦蕩、掬誠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適新論》，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頁）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為人劍拔弩張，胡適待人溫厚平和。但是這兩人私下交往時，有時候情形恰恰顛倒過來，倒是胡適主動與他爭吵，批評得很嚴厲，陳獨秀的聲音卻低了下去，像忠厚長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靜靜地聽。
兩人吵得最兇的時候，是陳獨秀成為中共領袖叱咤風云的那幾年，焦點是在如何對待帝國主義和群眾運動上面。陳獨秀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根源于帝國主義的壓迫。胡適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問題有什么簡單的根本解決方案，反對“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頭上”，更反對群眾反帝游行中焚燒報館等暴力行為。兩人在這些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有次辯論到激烈時，平時頗具紳士風度，舉止溫文爾雅的胡適，竟然拂袖而去。
胡適后來寫信給陳獨秀，說：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的領袖，對于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我很感怪詫的態(tài)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fā)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里為是為非，絕沒有被自命為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惟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版，第356頁）
對于胡適這樣嚴重的批評，陳獨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擊。他對胡適，猶如兄長之于小弟，很愛惜胡適之才，盡量避免與他正面沖突，只是設法在文章中從側面點撥。
胡適呢，一生極重友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年，胡適還是默默無聞的留學生的時候，就是在陳獨秀的催促鼓動下發(fā)表了那篇《文學改良芻議》，并且陳獨秀自己也發(fā)表一篇《文學革命論》與之呼應，大加推崇。胡適以此而少年成名，陳獨秀可以說對他有知遇之恩。最重要的是，胡適知道，他們二人頭腦中仍然保留著容忍異己的共同底線。
正像他給陳獨秀信中所言：
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yè)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我們腦子背后多少還有點容忍異己的態(tài)度。……如果連這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敵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6頁）
1927年以后，陳獨秀先因托派等問題被開除黨籍，后來又被國民黨通緝，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適對于陳獨秀的被捕，向來盡力搭救。當年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適氣得直罵：“法國人真不是東西！”這一回，他協(xié)同一批朋友，盡全力營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陳獨秀免于軍法審判，交由普通法庭審理。
待審期間，胡適發(fā)表演說《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高度贊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功勞和他一往無前的精神，更對他結合文學革命從事政治革命的實績作出肯定評價。他主編的《獨立評論》刊出傅斯年《陳獨秀案》，公開為陳獨秀辯護，稱他“背后無疑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要求“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判決，不可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分”！國民黨今日絕無殺害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慧星”之理，應當“依據(jù)法律進行特赦”，予以釋放。
這年12月1日，陳獨秀從獄中寫信給胡適，感謝他和一班朋友奔走營救，再要胡適給他寄一批書，供獄中閱讀。還要胡適催促商務印書館早日出版他的書稿《拼音文字》。然而商務印書館礙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適乃與趙元任私下里籌集了1000元，當稿費送給陳，供其生活之需。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日軍空襲南京，陳獨秀獄室被炸，險遭不測。胡適當時因參加廬山談話會，正好在南京，見狀大急，會同張伯苓等人多方奔走請托，終于使得陳獨秀獲釋出獄。
抗戰(zhàn)中，陳獨秀幾經輾轉，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極為凄涼清苦。當初陳出獄時，胡適曾設法轉托一家美國出版公司，要他們邀請陳獨秀去美撰寫自傳，陳謝絕了。后來胡適任駐美大使，得知陳獨秀景況，除經濟上幫忙以外，又大力設法讓陳獨秀出國療養(yǎng)。但是陳獨秀一身錚錚傲骨，寧愿清苦自持，絕不肯在這個民族戰(zhàn)爭的苦難歲月里出國避難。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病逝于四川江津，終年僅63歲。全國各界，包括許多曾經與陳獨秀政見相互敵對的人和團體，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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