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卡夫卡初見菲莉斯小姐，就印象不佳，覺得她清癯而骨胳寬大的臉把木然表達得過于淋漓盡致。
雖然如此，卡夫卡還是與菲莉斯訂了婚。
卡夫卡不在乎女人的外貌，而是看重內在氣質？
這次訂婚在1914年的5月底，7月卡夫卡就提出解除婚約。這時，卡夫卡開始寫作長篇小說《訴訟》。卡夫卡一心想當作家，已經寫過、也發表過不少作品。但《訴訟》是卡夫卡寫作的一個決定性的新開端，這部長篇敘事作品蘊涵的意味是他的作品前所未有的。
人們沒有留意到，《訴訟》的寫作與卡夫卡同菲莉斯的婚約糾葛是一次平行事件。
解除婚約后不到半年，卡夫卡與菲莉斯重逢，從此開始維持了差不多兩年的曖昧關系--其間還同居過，盡管時間很短。曖昧關系進行到1917年7月，卡夫卡再度同菲莉斯訂婚。同樣不到半年時間（12月），卡夫卡又提出解除婚約。小說《訴訟》就是在這種婚還是不婚的彷徨時期寫成的，訴訟敘事的過程與卡夫卡的兩次訂婚、解除婚約和其間的曖昧關系過程逆向交錯而行。德語Prozess本身就有兩個含意：過程和訴訟。
“訴訟”的過程與訂婚－解除婚約的過程是什么關系？
菲莉斯不漂亮，卡夫卡也說不上英俊。
這倒是人的常相，不是小說或電影中常見、而日常生活中罕見的美女俊男。卡夫卡是一個會寫作的男人，作為男人，卡夫卡喜歡長得漂亮的女孩子。他有過3次與“嫵媚的女孩子”的愛遇，據說（有新發現的書信為證）還曾與自己的未婚妻菲莉斯的女友有過一個私生子，她就比菲莉斯漂亮好多。
既然一開始就不喜歡菲莉斯，為什么卡夫卡要與這個女人訂婚？想結婚才訂婚，不然的話，只是同“嫵媚的女孩子”不斷地有愛遇就夠了。訂了婚當然就得準備真的結婚，與某個女人一起過日常的生活；解除婚約是因為各種可以想象和無法想象的原因不愿同這個女人進入婚姻--據卡夫卡自己說是因為害怕同一個女人（并非只是菲莉斯）進入共同的日常生活。想結婚和害怕同一個女人共同生活都是過于人性的愿望和感覺，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這兩種心情絞在了一起。既然想結婚，怎么又害怕共同的生活？既然害怕共同的生活，怎么又有想結婚的愿望？這不是有些不可思議？
其實，卡夫卡對婚姻生活沒有一點信任，他相信，人世間可能有美好的愛情，但絕對沒有美好的婚姻。在日記中他對自己寫道：
“同女人在一起生活很難。人們這么做，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膽怯、虛榮逼出來的。只在深處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稱得上愛情，這愛情是找不到的，它轉眼即逝。
愛情不是找到的，它并不在人生中的某個地點可以讓人去找。”
人們只可能在生活中偶然撞見愛情--相反的情形也極有可能：終身撞不見愛情。婚姻就不是這樣，它不斷地作為一種人性的、社會的要求出現在一個人一生中的某個地點，如果要找婚姻，是可以找到的。卡夫卡完全了解（通過自己的父母）婚姻的日常性：“結婚、建立一個家庭，接受來到世上的所有孩子，在這個不保險的世界上撫養他們，甚至領他們走一陣子……夫妻雙方相互忠誠、相互幫助，生兒育女恰如其分……”卡夫卡覺得，這樣的生活對一個人來說也相當艱難。婚姻生活往往不是人們做到的，而是“發生”在人們身上的。無論如何，卡夫卡訂婚不是出于愛情，也不是為了愛情。
既然如此，卡夫卡為什么要訂婚？
對卡夫卡這種心性過于敏感的男人來說，訂婚和解除婚約都不是隨意的小事，而是個人的形而上學大事。
一個作家的文字有兩種：公共性的（為了發表而寫作的）和私人性的（并非為了發表而寫作的）。卡夫卡有兩種文字說到自己的婚事：發表的《訴訟》是公共性的，寫給父親的信和寫給菲莉斯的信就是私人性的了。在寫給父親的長信中，卡夫卡用好幾頁談論自己婚事的篇幅來結束自己與父親的訴訟。簡單說來，這場訴訟的主題是：父親的教育帶給卡夫卡“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的性情，這是卡夫卡“私人的痛苦”，卡夫卡想通過婚姻克服這些性情，以為婚后就能與父親“平起平坐”。但卡夫卡失敗了：
“我為什么沒有結婚呢？這也同其他問題一樣，阻礙重重。生活就是讓人不斷地遇到障礙。最根本的、可惜同一些細瑣的事情又毫無關聯的障礙是：我在精神上顯然是沒有能力結婚的。這表現在，從我決定結婚那一刻起，就再也不能入睡，從早到晚，腦子總是亂哄哄的。我過的不再是一種生活，我對一切都感到絕望，束手無策，……雖然那些煩惱像蛆蟲一樣啃噬著尸體，但給了我更為致命打擊的是其他東西，是恐懼、虛弱、自卑所造成的普遍的壓力。”
寫作成為卡夫卡在與父親的爭斗中最終獲勝的唯一保障。
寫小說對于卡夫卡來說，是自己平生的呼吸，編織故事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但直到解除婚約之前，婚姻和寫作對于卡夫卡在如下意義上同等重要：兩者都是卡夫卡把自己從父親帶給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來的努力。這種生命性情是潮濕的霧靄，使卡夫卡在生活中吸進身體的大多是水分，而非氧氣，以至于時常窒息得發昏。寫作和結婚是卡夫卡為自己自制人工氧氣的自救行動。在給父親的信中，卡夫卡明確承認：“事實上，我要結婚的嘗試是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于是，卡夫卡的婚事與他講故事在生存上就具有同等的意義了。
既然結婚只是為自己自制人工氧氣、為了同父親帶給自己的性情搏斗，而不是為了愛情，菲莉斯是否漂亮就無關緊要了。可是，卡夫卡發現，婚事與講故事是兩種相當不同的生存方式。前一種自制人工氧氣的行為需要一個女性的她者，后一種自制人工氧氣的行為排斥任何一個他者。這兩種行為制造出來的人工氧氣是不同的，而兩種氧氣都是卡夫卡需要的。
同菲莉斯兩次訂婚、兩次解約期間，卡夫卡給菲莉斯寫過好幾百封信（僅眼下經人整理出來發表了的就有500多封）。寫這么多的信，說明卡夫卡不是個耐得住寂寞的人，他的生命需要敘述，也需要傾聽自己敘述的人。
寫這么多信，也表明卡夫卡在是否要結婚這件事上，費了不少心思。卡夫卡解除婚約，顯然與他自制另一種人工氧氣的生活需要有關。
在給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寫道：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無論現在或過去，歷來都是由寫作的嘗試所構成，……倘若我不寫，我便等于是癱在地上，只有被清掃掉的份。
我與寫作的關系和我與人的關系是不可改變的，它們建立在我的本質中，而不是暫時狀況。為了我的寫作我需要孤獨，不是‘像一個隱居者’，僅僅這樣是不夠的，而是像一個死人。寫作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們不會也不可能把死人從墳墓中拉出來一樣，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從寫字臺邊拉開。”
給未婚妻寫信說，自己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做一個“孤獨的死人”，不是好奇怪嗎？
的確如此。
不過，對于卡夫卡來說，不僅不奇怪，而且是十分認真的生命問題：他需要的妻子可以不漂亮、可以與她沒有什么共同的情趣，卻不可以讓他無法寫作。為了寫作，孤單是必要的。為了寫作，卡夫卡想做“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他找妻子的尺度因此不是兩廂情愿，而是這個女人是否能承受一個“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
于是，我們就讀到了卡夫卡寫給菲莉斯的那幾封討論“孤獨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對自己的未婚妻說，他平生只想呆在一個陰暗、潮濕的地窖的盡頭，每天足不出窖。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子--把飯送到地窖口。那樣的話，他就會寫出令自己稱心如意的小說，為自己制造出純凈的氧氣。
寫作和吃飯--更不要說上廁所，夫妻還是可以各行其事的。但如果夜里倆人不睡在一起，結為夫妻可能就沒有必要了。僅僅為了有人送飯，并不非要有一位妻子不可。
妻子構成一種生活的情調、一種生命的空氣：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親、纏綿、攙扶的空氣，與孤獨地喃喃敘事的空氣不同的空氣。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中說，每次訂婚前，自己總是翻來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過，若與某個女人結為夫妻，是無法拒絕夜里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學過法律，他當然知道，拒絕與妻子睡在一起，做一男一女的倆人該做、只有一男一女的倆人才能做的事，妻子可以告到法院，讓他吃官司。要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卡夫卡只想點著燈看書--當然最好有一個女人依偎在身邊，而這個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想與自己做應該做的事，怎么辦？
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細致、審慎，他要在訂婚前先問清楚，如果發生這類情形，菲莉斯是什么態度。
于是，就有了那封與菲莉斯討論袁枚與其女友深夜奪燈的事的通信。如今只能看到卡夫卡留下的書信，菲莉斯的看法無從得知。不過，對我要講的故事的主角來說，這已經夠了。
為什么袁枚在深夜時分要與女友、而不是妻子呆在一起？卡夫卡對菲莉斯寫道：袁枚非常明智，這關系到奪燈的權利（可見卡夫卡多有法律意識！）有多大。女友意味著，這個女人不是時時都守在袁枚身邊，她與袁枚度過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與袁枚奪燈--熄燈做一男一女倆人應該做的事，只是想贏一次。“由于她長得美麗而又只想贏一次”，袁枚與她奪燈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夠的歡樂”。
如果是妻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子意味著時時都廝守在袁枚身邊，奪燈的深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個例子，當然不僅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例子，這種生活是一場圍繞那盞燈的斗爭”。女友與妻子的不同，不僅是倫理關系的不同，重要的是權利不同：在夫妻關系中，作為丈夫--卡夫卡清楚得很--自己孤獨的權利是受限制的。袁枚與女友沒有婚姻契約關系，倆人的相處好像社會學家涂爾干說的有機連帶，是情意的相契，無需法律上的契約來拉扯--興許這里還可能出現愛情。
沒有契約，也就沒有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愛情與權利和義務毫不相干，所以，女友根本沒有（也不必有）奪燈的權利、袁枚也沒有（也無需有）必須允許奪燈的義務。這樣，與女友奪燈才可能是倆人之間的歡樂游戲。
至于妻子呢？就讓卡夫卡害怕了：妻子有權利，卡夫卡有義務。什么樣的權利和義務？
一個妻子則永遠有理，她所要求的不是一個勝利，而是她的存在，這不是那個俯在書本上的男人能夠給予她的，即使他只是整天整夜裝模作樣地看著書，心里除了妻子外別的什么都不想，他愛她甚于一切，但恰恰是以他天生的無能愛著她；即使如此也仍然無濟于事。
卡夫卡害怕結婚的原因已經很清楚了：他害怕妻子向他要求自己的存在，結婚就意味著他有義務向她提供這種存在。卡夫卡清楚，自己無力向她提供這種存在，否則，他自己的存在就被抹去了。卡夫卡也沒有忘記對菲莉斯提到，孤獨的“書呆子”的“住所是空空蕩蕩的，那里沒有孩子”突然蹦蹦跳跳出來圍住父親。
這無異于說，即便卡夫卡要同菲莉斯結婚，也不能生孩子。
（摘自《沉重的肉身》，劉小楓著，華夏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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