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娛樂信報
KK“樸實的服飾和沉默的風度”感染了朱自清
KK葉圣陶，是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意義，不僅可以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讀到，更可以在他的為人處世的人生態(tài)度中讀出來。
KK１９３０年７月，朱自清在北平的清華園，寫了一篇題為《我所見的葉圣陶》的小散文，內中提及１９２１年秋第一次見到２８歲的葉圣陶時的感受，為他那年紀并不老但“樸實的服飾和沉默的風度”所感染。在其后的交往中，朱自清在葉圣陶身上，見到很多看似尋常卻也崎嶇的景象，并認定，葉氏的沉默寡言而不喜歡論辯、極為和易而從無怒色，是一種智慧之舉；此外，提筆從容而文稿極清楚、生活隨意卻極有秩序、態(tài)度積極卻不怎么浪漫，這些，均“出于天性”，出于一種自然而然的生命狀態(tài)。
KK自然而然的質素，在葉圣陶身上表露無遺，那是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呢？那是吾國先哲與文人最傾慕的狀態(tài)，道家如此，釋家如此，儒家也如此。也正因為這種自然而然，使得葉圣陶先生“長生久視”，成為永遠的葉圣陶。他作品中的“淡”，不是做出來給人看的，或求人喜歡的；那是他平氣順心之個人產(chǎn)品，也正因為其稱物以德、心平氣順，眼前無非生機，正可中和養(yǎng)身、頤養(yǎng)天年。在隨處可能產(chǎn)生矛盾的生存狀態(tài)中，社會中的人，倘若可以平常心視之，自然而然，其修養(yǎng)與心性，當然便可知其高明了。
KK見性明心，葉圣陶先生的文章，的確可以如此來評價。這四個字，雖然主要來自于佛家典籍，但其實，它是滲透到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各個方面的；而一個可以稱得上“大文人”的文人，又無不是綜合了中國傳統(tǒng)的諸端學問的。倘若在人這一層面沒有實現(xiàn)見性明心，也不會出現(xiàn)葉圣陶其文。
KK有著審美經(jīng)驗的讀者，會成為作家作品的知音
KK文如其人，從葉圣陶的小說里，可以讀出他不同時期心境的遷變。他的小說，更多的是遵循著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在真切地觀察，冷靜地思考，在尋常的人生境遇中，攝取不同尋常的所在，于是，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把平凡而具體的生活題材，刻畫得出神入化。這樣的筆觸，類乎于繪畫的白描，其精神的展現(xiàn)，卻是依靠了寫生的最強大的技巧，乃可以凝神定照，乃可以氣韻生動，雖似乎很少直接抒發(fā)自己的主觀見解，但，一切的一切，已包籠其中。
KK現(xiàn)實的一切，是最有說服力的，也是最有戲劇性、矛盾性和藝術性的。作家所要描寫的，也正是這一切，誰能不著痕跡，誰能自然而然，誰就是大家手筆。有著審美經(jīng)驗的讀者，會成為作家作品的知音，于呈現(xiàn)在紙上的“客觀生活”中，讀出冷峭或熱情來。葉圣陶的小說，從通篇氣息到結構章法再到言辭造句，都是一樣的樸實凝練、純凈流暢，令人佩服的是富含了強大的表現(xiàn)力。散文集《劍鞘》（１９２４年）、《腳步集》（１９３１年）、《未厭居習作》J１９３５年K、《西川集》J１９４５年K、《小記十篇》J１９５８年K等等，無不是這樣，那是需要在私下認真而細致地打磨，才可以在外顯光華的里面，來內包堅質的。
KK內在的精神與外在的形式，善美地結合起來，于是稱得上“文質彬彬”--這已不是單純的溫文爾雅，而是趨近于“為道日損”、“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狀態(tài)，此時，內心已洗滌掉所有的塵垢，人性本真本善本美的實在，開始大放光明，這光明，是燭照一切、通透一切的。憑借乎此，作品中抒情、狀物、記人、說理，在清淡樸實之中，蘊涵態(tài)度風格，總之自然而然，無須任何多余的雕飾。葉圣陶先生的文風，大抵從此角度審視，最為得利。
KK葉圣陶的沉重，源自于關愛人生的大慈悲心
KK也憑借乎此，能在客觀中見出主觀，在理性中見出感性，在現(xiàn)實中見出理想，這便是作為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葉圣陶，能同時成為中國現(xiàn)代童話創(chuàng)作的拓荒者的緣由。《畫眉鳥》、《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鳥言獸語》和《火車頭的經(jīng)歷》等等，是他的可以稱作“浪漫”的作品--我們來慢慢品味這些“浪漫”，會忽然發(fā)現(xiàn)其中的沉重，非凡的沉重，永久的沉重。
KK葉圣陶的沉重，是源自于其內心的一種宏闊的境界，一種關愛人生的大慈悲心。儒家的仁人君子，靠著自身的道德自覺、自律、自策，來完善自身的心性修養(yǎng)和行為規(guī)范，來承載一個文士所能承載的那一部分社會責任。這些無數(shù)的“一部分”，便構成整個社會歷史；社會的整個秩序與正常運轉，也依賴于此。儒家的“仁者愛人”與“忠恕”的思想觀，在葉圣陶的小說中表現(xiàn)為溫情與關愛，在他的生活中則為誠信與寬容，而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毫無勉強之感的。對于文章，他如此，對待朋友，他更是如此。朋友，比如他生平最知己的夏丏尊和朱自清，在各自的交往之中，彼此所看重的，也無非如此。
KK儒家所看重的，是生命的實在，是作為正常的社會中的人的那一部分責任心。對于儒家的精髓，葉圣陶先生是深諳熟稔的，表現(xiàn)于更大的范圍和更大的力量，則是他的努力實踐于教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的這一綱領性的思想，基本概括出整個人類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其具體實施，則落在教育的肩上。葉圣陶先生身體力行，在“教”這一環(huán)節(jié)上付出了非凡的勞動，也煥發(fā)出異常的光輝。教育的關鍵，葉圣陶先生獨有會心，他認為其主要內容就是讓學生養(yǎng)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社會習慣，把讀書、作文與做人，把語言、文字與思想，把知識、能力與習慣，統(tǒng)統(tǒng)結合起來，這一點，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復申述過。“習慣成自然”，習慣了，也就自然了，久之，久之，也就自然而然了。
KK他是一位至誠者，一位“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的君子
KK抓住這一點，葉圣陶先生把儒家的大道理用得具體而微，塌塌實實。他從如何編寫語文教材入手，針對教材標準、教材性質、教材功能、教材歸宿等環(huán)節(jié)，提出過許多精辟的見解和獨到的措施，而這些見解和措施，卻都以“實際”為鵠的，這，是無比的重要。
KK“誠于中而形于外”，大的目標，總要落到實處，之于道德修養(yǎng)與禮儀實踐的關系，葉圣陶先生獨有會心。表里如一、內外一如，此時的人，便可以實現(xiàn)能量和智慧的最大發(fā)揮，實現(xiàn)最大的生存價值，這時他個人的價值，已不僅僅局限于其一人一身，而是擴展到社會性、永久性。在做小說編輯期間，葉圣陶先生發(fā)現(xiàn)并扶植過的作家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諸人，遂堪稱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文壇伯樂”，其功厥偉。
KK偉大出于艱辛。大凡偉大卻看似尋常之背后，一定是蘊涵了非常之艱辛的。葉圣陶先生的看似尋常，其文、其人，卻是埋藏了非常人所可知所可解的“艱辛”的內容的，那其中，乃有一種個人的大犧牲在焉。朱熹評圣賢之志，有云“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合流”，然而正是這種“樂其日用之常”的世界觀與人生態(tài)度，卻因著其平常之極，便立即又與大多數(shù)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著的“平常”拉開了距離，顯得極不平常起來，所謂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KK不媚于俗、不累于心，樂其日常、克念即圣，而終能與天地萬物相往還，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境界。葉圣陶先生，正是在平凡與偉大、真實與理想之間，走了出來。他是一位至誠者，一位“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的君子，在人生與藝術的凈土上，他實現(xiàn)了精神的逍遙之游、永恒之旅。
KK
葉圣陶小傳：
KK（１８９４．１０．２８－１９８８．２．１６）原名葉紹鈞，字秉臣，生于江蘇蘇州。
KK１９０７年考入草橋中學，畢業(yè)后在一個初等小學當教員。
KK１９１４年被排擠出學校，閑居期間作文言小說發(fā)表在《禮拜六》等雜志上。
KK１９１５年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學校教國文，并為商務印書館編小學國文課本。
KK１９１７年應聘到吳縣第五高等小學任教。
KK１９１８年在《婦女雜志》第４卷２、３號上發(fā)表第一篇白話小說《春宴瑣譚》。
KK１９１９年參加了李大釗、魯迅支持的北京大學學生組織“新潮社”，并在《新潮》上發(fā)表小說和論文。１９２１年與鄭振鐸、茅盾等人組織發(fā)起“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觀，并與朱自清、俞平伯等創(chuàng)辦了我國新文壇上第一個詩刊《詩》月刊，并在《小說月報》和《文學旬刊》上發(fā)表作品。曾與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閱讀與寫作》、《文心》、《文章講話》等。
KK１９２２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隔膜》。
KK１９２３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國第一部童話集。
KK１９２３－１９３０年，葉圣陶進入商務印書館，開始從事編輯出版工作。
KK１９２７年５月開始主編《小說月報》，同時繼續(xù)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長篇小說《倪煥之》和大量短篇小說煼從橙嗣褳純嗌活和悲慘命運，出版了我國童話集《稻草人》以及小說集《隔膜》、《火災》等。
KK１９３０年，轉入開明書店。
KK１９４６年，葉圣陶回到上海后，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
KK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出版總署署長、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第六屆政協(xié)副主席和民進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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