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養

發布時間：2016-1-1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儒家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與儒家思想不同，道家的思想雖然不占統治地位，但它主張以“道”為體，“道法自然”，倡導“清靜無為”的思想，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道互補”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事實”和人們的共識。如果說儒家以其剛健有為、積極入世這一側面影響和塑造中華民族性格的話，那么道家則可以說是從超越現實人生，追求個體人格自由這一側面影響和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而顯赫于中國傳統文化的。

　　超越現實人生，追求人格自由在莊子思想中表現得尤為突出。1任何理想人格的構想，都離不開社會、時代的土壤，都要以一定的現實為基礎。莊子所構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莊子對其所生活現實的回應、超越。莊子生活于戰國，這是一個社會轉型、急劇動蕩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轉型時期，伴隨著劇烈的陣痛。其表現為戰亂頻仍，群雄割據，社會動蕩不安。根據史載統計，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的戰爭達480多次，弒君36起，滅國52個。面對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靈涂炭，敏感的知識分子能無動于衷嗎？于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

　　生活于春秋后期，面對“禮崩樂壞”、天下動蕩形勢的孔子，提出“仁”的觀念作為濟世良方，開創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主義之先河。與儒家仁政德治的道德理想主義不同，老子反對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德治，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社會動蕩不已的原因是人們的“知”（智巧）和“欲”（欲望），而儒家倡導的以仁義治亂世，不但于治世無補，反而會滋長人們的貪欲、偽詐，加劇社會的動亂。最好的辦法應是自然無為，即取消人們的智巧和欲望，使人回到原始古樸、無知無欲的自然狀態。老子開創了道家批判現實社會、主張清靜無為思想的先河。莊子繼承了老子以道為本，自然無為，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和對現實人生的否定的思想。在莊子看來，“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莊子人間世》。下引《莊子》，僅注篇名。）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那么造成社會動蕩，人民生靈涂炭的根源是什么呢？莊子認為，動蕩的原因在于人有智有欲。拿統治者來說，本來在上古時代，黎民百姓有他們固有的本能和天性，他們織布而后穿衣，耕種而后吃飯；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渾然一體，沒有一點偏私，任其自然。那時，山野里沒有路和隧道，水面上沒有船只和橋梁，各種物類同生共存，禽獸成群結隊，草木隨意生長。禽獸可以用繩子牽引著游玩，鳥鵲的巢窠可以自由攀登上去探望。人人都蠢笨而無智慧，愚昧而無私欲。哪里還知道什么君子、小人？等到世上出現了圣人，他們卻竭心盡力地去追求所謂仁義、禮法，從而導致天下開始出現迷惑與猜疑，天下開始分離。所以，“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馬蹄》）“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過也！”（《馬蹄》）既然社會動蕩、災禍皆起因于有智有欲，那么消除動蕩、災禍的辦法就是絕圣棄智，無知無欲。“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月去篋》）。于是莊子要人們回到那無智無欲的原始的遠古社會里去：“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月去篋》）“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盜跖》）向往古樸、自然的社會，追求渾然、自由的人生，成為莊子構想理想人格的基礎。

　　莊子構想理想人格，還有其本體論的哲學基礎，這就是“道”的哲學。這里我們只是從作為理想人格的哲學基礎這一角度來略加考察。處于莊子哲學核心的“道”是什么樣的存在呢？在《大宗師》中，莊子是這樣向人們描繪“道”：“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在《知北游》中，“道”是這樣的：“……‘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禾弟稗。”“在屎溺。”“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無問，問無應。”莊子所謂“道”，是先于天地萬物而生，是宇宙的派生者，它早于一切，高于一切，它可以感知，卻不能認識，可以領悟，卻不可以面見。道神通廣大，能超越一切，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不能離開它：“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知北游》）但是“道”這種無知無欲、自自然然，無所作為又無所不為的品質，卻是一切事物，當然也是人所應該學習和崇拜的：“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游已。”（《大宗師》）道的這種自然無為的品格，當然也就成了莊子構想理想人格的本體論哲學依據。2莊子對其所構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有多種稱呼：“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我們可以把它統稱為“真人”。“真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品格呢？莊子在《逍遙游》中，對它有一個總括，可以說是概括了作為理想人格“真人”的基本品格：“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所謂“圣人無名”，就是說，作為理想人格的“圣人”，應該是淡泊名利，不為名利所左右。儒家認為社會動蕩的原因在于禮樂不興，主張以仁義治天下。

　　莊子認為，追求名義、仁義、道德，這不但不能使社會達到太平，反而是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莊子假孔子之口說：“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人間世》）名譽、仁義不僅是禍亂的根源，而且還會造成人的自然本性的喪失。“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天運》）“屈折禮樂，口句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駢拇》）在莊子看來，自從虞舜以仁義為號召而攪亂天下，天下的人就沒有為仁義相奔走的，而這就是用仁義改變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卻了人原本有的真性。故“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駢拇》）因此，作為理想人格的真人，就不能為仁義、名聲所役，否則就會失卻人的自然本性。“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莊子本人可以說是淡泊功名利祿的典范。在常人眼中，那高居于百官之上的相位可以說是心向往之，夢寐以求不可得的，但在莊子眼里，相位不過如“腐鼠”一樣，不屑一顧。

　　《秋水》記載：莊子到梁國去拜訪他的朋友惠施，惠施正在梁國為相，以為莊子想取而代之，派人搜莊子三天三夜。莊子跑去對惠施說，你那個梁相，對我不過是只臭老鼠罷了！“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逍遙游》）所謂“神人無功”，就是說，作為理想人格的“神人”，應該是順應自然。儒家主張內圣外王，不僅要有一顆仁者之心，還要有所作為，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從而建功立業。莊子反對儒家積極有為的思想，主張理想人格要順應自然的變化。　

莊子說：“夫帝王之德，以無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余；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天道》）要讓天下萬物自由發展，不要人為地干預，否則，萬物就會失去原有的本性，改變了自然的常態，而超越原本的真性，改變了自然的常態，天下就會動亂；不超越原本的真性，不改變自然的常態，哪里用得著治理天下呢！“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所謂“至人無己”，就是說，作為理想人格的至人，應該“忘形”、“忘情”，從肉體、精神兩方面徹底忘掉自己，用莊子的話說，就是忘卻生死、寵辱、貴賤、好惡、是非，在生死、寵辱、貴賤、好惡、是非，在生死、寵辱、貴賤、好惡、是非面前，不動感情。莊子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要做到無情，首先要在是非面前不動感情。

　　在莊子看來，世界上本來就無所謂是與非，一切是非之辯，無異于風聲，毫無價值。所以他主張“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齊物論》）從世俗所謂是非之辯中解脫出來。著名的莊周夢蝶的故事，可以說是忘卻是非的典型例子。其次是忘卻寵辱、貴賤、生死等。自然規律的運行，是人不可改變的，人只能聽天由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天道》）。“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養生主》）。最后，忘卻生死。在莊子看來，生死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人力所不能改變的，因此，在生死面前，也要順應自然，不要為之動情。莊子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通天下一氣耳。”（《知北游》）生與死只不過是“一氣”之變化。

　　莊子不僅把生死看成自然之事，而且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樂。《至樂》記載：莊子妻死，他不但不悲哀，反倒鼓盆而歌，當惠施責怪他太不盡人情時，他說：“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口敫口敫然隨而哭之，自以為有通乎命，故止也。”能做到對是非、榮辱、生死不動情，即達到了“至人無己”的境界，也就超越了有限的個人生命，使自我的精神同化于大道，與天地萬物宇宙為一體了。所以在“無名”、“無功”、“無己”三者之中，“無己”是核心，只有“無己”，才能做到“無名”、“無功”。“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天地》）如果人能做到“無名”、“無功”、“無己”，就可以達到“逍遙游”的理想境界，而這樣的人就是莊子所向往、追求的理想人格--“真人”（“圣人”、“神人”、“至人”）。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人呢？《大宗師》集中地給我們描繪了“真人”：“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讠斤，其入不距；然而往，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３莊子不僅向人們提出和描繪了“無名”、“無功”、“無己”的理想人格，而且還指出了達到這種理想人格的方法和途徑。

　　莊子所描繪的“無名”、“無功”、“無己”的理想人格，以常人的觀點看來是根本達不到的，因為世俗生活中經常碰到一些問題，如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生與死等等，是相互對立無法超越的，人們天天都要同它們打交道。既然人們天天同它們打交道，又無法超越它們，那也就無法達到“無名”、“無功”、“無己”的境界。在莊子看來，是非問題、善惡問題、美丑問題、生死問題等等，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以常人的觀點看，這些問題是對立的無法超越的，但以“道”觀之，這些問題又不是問題。拿是非、善惡、美丑來說，不存在著什么根本對立不能化解的。例如，人睡在濕處會“腰疾偏死”，難道泥鰍也是這樣的嗎？人住在高高的樹上會膽戰心驚、惶恐不安，難道猿猴也會這樣嗎？人吃牛羊豬肉，麋鹿吃草，蜈公吃蛇，鴟鳥和烏鴉喜歡吃老鼠，誰能判定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味呢？毛嬙、驪姬人皆曰美，可魚兒見了她們卻深潛水底，鳥兒見了高飛云端，麋鹿見了撒腿逃離，誰能判定它們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呢？其實，以“道”的觀點看它們，它們是相通渾一的。“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齊物論》）因此可以說，“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以道觀之，不僅是非、善惡、美丑沒有區別，而且連生死也沒有什么根本區別，人之生與死，都是同于一“氣”，都是由“氣”變化造成的，“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知北游》）

　　總之，以道來觀察天下萬物，它們之間沒有什么質的區別，因此，我們也就沒有必要為所謂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生與死等問題自尋什么煩惱。這樣，莊子運用相對主義方法，通過齊是非、齊萬物、齊生死，達到了無是非之辨、無善無惡、無美無丑、“萬物一齊”、“死生一條”，與道合一的無差別“道”的世界。通過相對主義方法，掃除了達到“無名”、“無功”、“無己”的理想人格的認識、心理上的障礙，那些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生與死等等，搞得常人眼花繚亂、渾渾然然無法解決的問題，運用相對主義的方法，以道觀之，統統都化為烏有了。心理、認識上的障礙消失了，剩下的就是怎樣達到“無名”、“無功”、“無己”的理想人格的具體途徑了。　

怎樣才能達到理想人格的境界呢？莊子提出了“心齋”、“坐忘”的修養方法。何謂心齋？“無聽之以耳，而無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何謂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可以看到，莊子所謂“心齋”，就是要人保持虛靜之心，即保持無知、無欲、無情；而要保持這種虛靜之心，又必須通過坐忘來達到，這就是要擺脫一切生理肉體的欲望，去掉一切心智的智慧。

　　在《大宗師》中，莊子曾借孔子弟子顏回之口，描述了具體的修養過程：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內外結合逐步解脫限制的修養過程：首先是拋棄仁義--社會關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規范；其次是禮樂--社會關于人的外在行為的規范；最后是拋棄生理欲望和心靈智慧，達到“死生一觀，物我兩忘”的逍遙自由的境界。4莊子生活于社會轉型大變革的“亂世”，他深切地感受到社會動蕩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災難，看到人們瘋狂地追逐物欲而造成的無休止的戰爭、災難。社會墮落了，人們墮落了，無可救藥了，再也不像遠古時代人們那樣無知、無欲和睦相處了。莊子幻想回到那無智無欲的理想社會中去，但社會的現實使他絕望了，于是莊子改變了孔子、老子那些企圖改變社會的救世思想，因為社會現實比孔子、老子那時社會動蕩要更劇烈得多。既然社會現實已無可逆轉，救世已不可能，莊子就只有另辟蹊徑了--變救世為救人。老子的救人，不是救人于水火，不是把人從社會的苦難深重中解救出來，而這要與救世結合起來，或者勿寧說，只有先救世，才能再救人，而救世顯然已經不可能，那救人于水火也就不可能。所以，莊子所謂救人，就是要在觀念、思想領域中來一場革命，把人們頭腦中的那“有智”、“有欲”、“有為”等東西，統統都挖出來，徹底拋棄。

　　于是就構想出超凡脫俗的“無名”、“無功”、“無己”的真人理想人格，并賦予他無與倫比的魔力，什么“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逍遙游》）；什么“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氵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齊物論》）；什么“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大宗師》）……莊子所構想的個體精神逍遙自由的理想人格，無論怎樣說，對當時追逐物欲的人們來說，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對后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道家能與占統治地位的儒家“互補”，勿寧說是儒家積極入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莊子的個體精神的逍遙自由的“互補”，積極入世又精神逍遙自由，這就使社會持續發展有了一定的張力。莊子的理想人格不是救世的，而是救人的。但是，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不救世，何以救人？莊子的理想人格在精神上是很崇高的，但在現實社會中卻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它卻如茫茫蒼穹中的一顆閃爍的星，一顆高懸于人們心中的個體精神自由之星，引發人們的遐想和追求。莊子的理想人格太崇高了，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但人們總得在現實中生活，總得生存下來，否則怎么談得上個體精神的逍遙自由？但是，一進入現實生活，那崇高偉大的人格不見了，看到的只是委曲求全，不講原則，順世安命的渺小人格了：什么“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天道》），什么處于于世“無所可用”，什么“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什么“乘道德而浮游……，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山木》），等等。

　　所以，莊子的理想人格是一種扭曲的人格，分裂的人格，對中國古代社會人們性格的影響、塑造也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以無所羈絆的思想和意志自由昭示著人們，引發人們對個體尊嚴和個人意志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李白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不能不說是對莊子理想人格的回應。另一方面，由于這種人格太崇高了，沒有實現這種理想人格的現實土壤，人們又不得不委順現實，混跡于現實，這就大大降低了莊子理想人格的崇高，還給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有人說，莊子的哲學是滑頭主義、混世主義、阿Q精神的源頭等等，這不能說沒有道理。我們民族中一些劣根性的東西，確實難以和莊子哲學（包括其理想人格）脫離干系。　

摘自[www.zhuangzi.com] 文/戴桂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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