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文章作者：文壇采編 責任編 輯：嘟嘟魚
周平王東遷以后，至于春秋戰國之際，社會急遽變化，階級斗爭復雜激烈，奴隸主貴族日趨沒落，地主階級逐漸興起。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他們都必須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國有大事，互相赴告；會盟朝聘，史不絕書；褒善貶惡，直筆不隱。因此各國史官便自覺地積累了大量的檔案資料，比各編纂之用。這時候，從前專門記載王朝、諸侯的誥命和大事記如《尚書》、《春秋》之類，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于是產生了以記載各國卿大夫和新興階級的士的言論以及諸侯各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歷史，這就是《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新型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僅僅是最簡括的歷史大事記，《左傳》則詳載其本末及有關佚聞瑣事。如隱公元年《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只用六個字，《左傳》則敘述鄭莊公家庭間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潁考調和莊公母子關系，極其委曲詳盡。前人多說《左傳》不傳《春秋》，《左傳》固然和《公羊》、《彀梁》不同，但其中往往發凡起例，解釋《春秋》書法，不能說同《春秋》完全無關。
《左傳》的作者，從來說法分歧。司馬遷、班固都說是左兵明，班固并說左丘明為魯太史。唐以后學者多有異議。《左傳》記事到智伯滅亡為止，它的作者顯然是戰國初年或稍后的人。至于這位作者是否魯國太史，別無可考。但必然是一個充分掌握春秋時代諸侯各國史料的學者則毫無疑問。
《左傳》一書，豐富多采。其主要內容不外春秋列國的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的活動及有關言論。其次則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占夢之事，作者認為可資勸戒者，無不記載。由于春秋戰國間社會變革的影響，《左傳》通過人物言行所表現的進步思想是很顯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衛人逐其君，晉侯以為太甚。師曠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師曠這番議論，在從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沒有擺脫天道鬼神的觀念，但實際上卻是根據人民利害來發表他的政見的。這正如他論石言一樣(昭八年)，都是借題發揮，給統治者敲了一下警鐘。然明對子產問為政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對陳懷公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哀元年)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大概從殷末到周厲王時，奴隸暴動經常發生。春秋以來，階級斗爭尤為劇烈。在統治階級里，逐漸有人在實際斗爭中接受經驗教訓，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如果想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爭取人民。這就是民本思想產生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愛國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鄭，機智地以犒師為名，因而保全了鄭國(僖三十三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七日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竟出兵，敗吳而復楚(定四年)。作者記載這些動人的歷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揚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因此，作者還通過羊斟的“殘民以逞”加以嚴厲的譴責：“群之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統治者的殘暴和荒淫無恥。例如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宣公九年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戲于朝”。十年，又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征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如此之類，《左傳》記載不少。體現了歷史家“不隱惡”的思想原則。其次是反對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作者即借“君子”之言來批評他“死而棄民”，“難以在上”。(文六年)可見作者對野蠻殘忍、滅絕人道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這些在當時也是對人民極為有益的言論。但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書中對于宗法倫理思想、正統等級觀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揚，都是《左傳》嚴重的缺點。
《左傳》雖是歷史著作，從文學角度看，是有顯著的特點的：
第一是敘事富于故事性、戲劇性，有緊張動人的情節。它總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環節或有典型意義的部分來著重地敘述或描寫，而不是毫無選擇，平鋪直敘。特別是一些內容復雜的事件，好像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的經過，時間既長，故事情節又非常復雜，而選材布局均極恰當。其中別隗、過衛、醉遣、窺浴等段，無不富于戲劇意味，寺人披告密和豎頭須請見的穿插，又使人感到離奇變幻，突然緊張。作者從正面側面，或明或暗地描繪了許多人物形象，特別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從一個不諳世事、只圖享樂的貴介公子，逐漸鍛煉得成為有志氣、有膽識、有機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這個人物性格的前后不同是顯然可見的。他如從亡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頭須、介之推以及七個女性，無論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過對話和行動一一生動地表現出來，最后又一一收束進去，成為一篇首尾完整、結構嚴密、條理井然、脈絡貫通的敘記文。又如寫晉靈公與趙盾的斗爭，其中鉏麑行刺、提彌博獒兩個片斷都異常緊張，變化莫測。類似這種戲劇性的故事描寫《左傳》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寫戰事，特別是幾次大規模的戰事寫得最出色。它們的特點首先是對戰爭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則。因此寫戰爭并不單寫軍事行動，常常著眼政治問題，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例如長勺之戰(莊十年)，魯弱齊強，曹劌一開口就問憑什么去同齊國作戰。直到聽見莊公察獄以情的話，才說“可以一戰”。城濮之戰(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著重敘述晉侯種種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戰(宣十二年)，也是先從晉人眼中看出楚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與敵。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是戰勝敵人的關鍵，所以書中幾乎每一次大戰，總是一開篇就暗示出雙方勝敗的結果，表現作者進步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春秋時的大戰，常常有許多小國參加，構成交戰國兩大陣營。其中關系復雜，變化莫測。能否正確運用外交策略爭取與國幫助，是雙方勝負的又一關鍵。城濮之戰，晉國就是利用破曹伐衛、激怒齊秦的辦法來孤立楚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此外《左傳》還注意到戰爭的性質，即抵抗的與侵略的，如“師直為壯，曲為老”之類。通過這些敘述，可見作者對戰爭的勝負并不看作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其次是在敘述戰斗的過程中，情節曲折細致，生動逼真。例如鞌之戰(成二年)一段：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系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馀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血流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這寫齊軍以驕狂輕敵致敗，晉軍以沉著頑強獲勝，是一段有聲有色的文章。原來卻克使齊，為婦女所笑，發誓說：“所不報此，無能涉河!”他是抱著憤激報復的心情來作戰的。所以血流到腳跟還不肯停止鼓聲，顯得那么堅強。但他身受重傷，實在支持不住了。當此一發千鈞之際，由于張侯、鄭丘緩的鼓勵，特別是張侯的勇敢頑強，并轡助鼓，終于沖入敵陣，打敗了齊軍。一場驚心動魄、令人興奮緊張的戰斗到此告一段落，以下便是齊軍敗退、晉軍追擊、逢丑父被俘幾個片段，中間穿插齊侯如何脫險逃走，韓厥故意放走齊侯等情節，都是細大不捐、曲折生動地描繪出來。《左傳》中大小戰役不計其數，這樣動人的描寫還是很多的。
第三是行人辭令之美。辭令之美就是語言之美。不過辭令雖靠語言來表現，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出使專對才有說服力。例如燭之武對秦伯說：“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僖三十年)用事勢必然之理來聳動秦伯，秦兵就非撤退不可。又如鄭子家以書告趙宣子說：“傳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文十七年)也是真情至理，委婉中含有巨大威力，使晉人不得不屈服。他如屈完對齊侯(僖四年)，知罃對楚子(成三年)，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前人說，這是當時國史成文，作者不過編次而已，這種情況可能會有，但未必盡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的。至于尋常記言敘事，如叔時諫縣陳(宣十一年)，子罕辭玉(襄十五年)，以及“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閔二年)、“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僖二十六年)、“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宣十二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同上)、“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成十七年)等語，無不簡而精，曲而達，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這在全書中更是隨處可見。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周王朝及諸侯各國之事，而主要在記言，故名為《國語》。起于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前1000-前440)。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從此一般都認為《國語》乃左丘明所作。后人以《左傳》、《國語》既同一作者，而《左傳》是傳《春秋》的書，故又稱《國語》為“春秋外傳”。其實《國語》記事雖亦終于智伯，而所起則遠自周初，顯然各自為書，與《春秋》不是一個系統，號為“春秋外傳”很不恰當。而且書中所記，多與《左傳》重復、抵觸，又彼此之間往往詳略互異，這都說明《國語》和《左傳》的編纂并非出于一手。但它的作者和《左傳》一樣，也是戰國初期一個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則無問題。
《國語》所反映的進步思想雖不如《左傳》鮮明，然如祭公諫穆王征犬戎說：“先王耀德不觀兵。”又說：“無勤民于遠。”邵公諫厲王弭謗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都是很有意義的文章。從文學上的成就說，《國語》遠不如《左傳》。這從長勺之戰可以看出。兩書所記，意同而辭不同，一則簡練而恣態有神，一則平庸而枯搞乏味。試一比較，優劣自見。但《國語》記言之文亦有風趣絕佳者，如《晉語》記姜氏與子犯謀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對話，幽默生動，當時情景如在目前；而《左傳》于此過于求簡，反覺有所不足。此外《晉語》八記叔向諫晉平公事，滑稽諷刺有似《晏子春秋》；《越語》下載越王勾踐與范蠡的問答多用韻語，也各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