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
2003年剛過12天，在海淀萬圣書園的咖啡廳里，參加了《曹文軒文集》（作家出版社）的首發式。向他表示祝賀，至少有四條理由。
出版文集的曹文軒，今年應該是四十幾歲，但成果卻己如此豐厚。文集共有九大冊。事實上，他有許多作品，還沒有收入。記得我在他這樣年齡時，吭哧吭哧好不容易才出第一本書，是談當代文學的“藝術問題”的。那本書印數不多，且不出三五年，便擺在打折的地攤上（還讓學生從那里替我買了幾本）。所以，祝賀的頭一條理由，是他的如此年輕，卻如此的有作為。
在印象里，中國當代男作家，和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長相大都乏善可陳。因此，文壇上有“美女作家”的稱號，卻沒有“美男作家”的說法。不過，曹文軒(以及另外的少數人)倒是例外。前些年了，他改編《草房子》電影得了獎，北京的某報發表他領獎時的大幅照片（好像是現在當縣長的牛群的作品）：拿著金像，雙手高舉過頭，瀟灑而燦爛。這時，也會如汪曾祺先生在《羊舍一夕》中寫到的那樣，想起《三家巷》第一章的那個標題。因此，雖是男作家和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卻長得很帥，這是祝賀的第二條理由。
我們中文系出身的人，開始時候總是想當作家、詩人。“眾所周知”，結果是大多數人希望破滅。大學一年級，我也寫小說，寫詩。同班同學劉登翰讀過，半天沉默無言。經過這樣的無聲打擊，再想繼續學習寫作就很困難了。其實，就連才華橫溢，極富詩人氣質的謝冕先生，上大學之后也不再寫詩 (除了獻給陳素琰、至今秘不示人的情詩外)，改為詩歌批評和研究。在我們，這都是不得己的事。而這二十多年來，曹文軒卻小說、散文寫作和學術研究兩不誤，并一直保持甚佳的狀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既是作家又是學者的，其實并不罕見；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被稱為“京派”的那一群。不過，“當代”的一個時期，作家和學者的分離則成了普遍事實，以至于王蒙先生80年代初有了“作家學者化”的呼吁。從一般道理說，學術研究和文學寫作應當能夠互相促進。不過，具體到一個人身上，情況可能多種多樣。聞一多、朱自清先生都既是詩人，又是學者，但又都是詩人在前，學者在后。卞之琳先生在研究英國文學、何其芳先生在研究典型和《紅樓夢》期間，都還寫詩，但詩又都遠不如以前的好。當然，我們無法知道是學術損害了詩情，還是清醒到詩情離他們漸遠而改事學術。葉圣陶先生開始是小說家，在成為教育家和語文學家之后，便不再寫小說。當他以語文學家的眼光修改他自己還未當上語文學家的小說(50年代修改《倪煥之》)時，似乎失多于得。在曹文軒那里，這兩者卻似互不妨礙。小說寫作，小說藝術思考，看來有助于他文學研究基點的確立；反過來，學術思考，也提升了他寫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說寫作理論研究（《小說門》），他的中外文學經典的解讀，還有文學史性質的著作（《中國80年代文學現象研究》、《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這三者，有一致的基點，這就是對“文學性”的信心，和對藝術“本體”的關切。因此，在文學史寫作上，他強調的是文學史，而非文學史。他批評目前大量的文學史寫作者在“錯誤地寫作文學史”。基于對“純正”的文學的信念，他對20世紀的中國文學圖景做出具有獨特風貌的描述。他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概念”和“不可忽略的價值體系”的說法，關于當代文學在若干方面“己趕上或超越了現代文學”，但當代“確實沒有”高大、豐富的作家的意見，他對目前成為主流的“文化研究”的質疑，和對著眼于揭示“藝術奧秘”的“文學研究”的堅持，他針對文學批評籠統概括趨向的提醒，和提倡對細節、微妙、差異的體察，……盡管這樣的聲音在目前并不居“主流”地位，卻應得到我們的重視。因此，不僅寫小說，而且做學問，“兩手抓，兩手都過硬”，是應向他祝賀的第三條理由。
這二三十年的生活，如果說有什么顯著特征的話，那便是變化多端。“重建”，“復興”，“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還事物本來面目”等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和流行語。我們追隨過革命(曹文軒趕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別”過革命，今天又點燃了對“紅色歲月”的溫馨記憶。我們信奉過“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又在“為文藝正名”的浪潮中，讓文學回到“自身”，而現在，又覺得所謂“自身”和“純文學”不過是神話，因為到處都是權力和資本所構成的“政治”，我們如何能夠逃遁？我們強調過表現“重大斗爭”的宏大敘事，隨后改為信仰“日常生活”，如今好像又為“日常生活”的膜拜憂慮。基于對“理性”、“主體性”的信任，我們曾堅信世界的“整體”性質，和人對世界“本質”把握的可能性。但不久，“整體性”被證明是虛幻的，我們改信了有關世界平面化、碎片化圖景的描述。作為一種象征或一個階層，“知識分子”在當代曾聲名狼藉。不過在80年代，啟蒙的精英意識又復活、拯救了“知識分子”的信心。而現在，“知識分子”又開始成為人人唯恐逃之不及的詞。…… 在這種風云變幻中，曹文軒有自己堅持的主張。也吸納新的知識，也思考社會現實，但如他所說，并不左顧右盼，不盲目追隨潮流。他堅信存在著超越時間、空間的“本源性”的東西，如“人性”，如“美”。他堅信“文學”自有其邊界，“文學”和“非文學”，真正的文學史和“偽文學史”，可以清楚劃分。“真正”、“純正”、“永恒”等，是他經常使用的詞。因此，在歷史觀上，透過顯眼的“斷裂”，他認為更本質的是歷史的連續。他不認為“時間”具有絕對的意義，說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間”，“絕無邊緣”。這些自信，既體現在他的小說中，也構筑了他研究文字的總體框架。在社會急劇震蕩，以及普遍性的思想危機之中，這種對“本質”和“普遍性”的信仰，也許是另一條值得我們耐心尋找之路。現在，人們又開始談論重建“整體性”的可能，而我卻發覺，不論是何種強力黏合劑也己無法修復自己的思想碎片。在這一令人沮喪的時刻，對照起信念始終堅定的曹文軒來，真覺得讓人羨慕，這是向他祝賀的另一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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