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徐志摩1924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劇場的演講。
我有幾句話想趁這個機會對諸君講，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耐心聽。泰戈爾先生快走了，在幾天內他就離別北京，在一兩個星期內他就告辭中國。他這一去大約是不會再來的了。也許他永遠不能再到中國。
他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他非但身體不強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國來，不但他的家屬，他的親戚朋友，他的醫生，都不愿意他冒險，就是他歐洲的朋友，比如法國的羅曼羅蘭，也都有信去勸阻他。他自己也曾經躊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盤算他如其到中國來，他究竟能不能夠給我們好處，他想中國人自有他們的詩人、思想家、教育家，他們有他們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財富與營養，他們更用不著外來的補助與戟刺，我只是一個詩人，我沒有宗教家的福音，沒有哲學家的理論，更沒有科學家實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師建設的才能，他們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禮物帶去滿足他們的盼望。他真的很覺得遲疑，所以他延遲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對我們說到冬天完了春風吹動的時候（印度的春風比我們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覺了一種內迫的沖動，他面對著逐漸滋長的青草與鮮花，不由的拋棄了，忘卻了他應盡的職務，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著新來的鳴雀，在柔軟的南風中開懷的謳吟。同時他收到我們催請的信，我們青年盼望他的誠意與熱心，喚起了老人的勇氣。他立即定奪了他東來的決心。他說趁我暮年的肢體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靈還能感受，決不可錯過這最后唯一的機會，這博大、從容、禮讓的民族，我幼年時便發心朝拜，與其將來在黃昏寂靜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悵，毋寧利用這夕陽未暝的光芒，了卻我晉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決意的東來，他不顧親友的勸阻，醫生的警告，不顧自身的高年與病體，他也撇開了在本國一切的任務，跋涉了萬里的海程，他來到了中國。
自從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來，可憐老人不曾有過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勞頓不必說，單就公開的演講以及較小集會時的談話，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們知道，不是教授們的講義，不是教士們的講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積貨品的棧房，他的辭令不是教科書的喇叭。他是靈活的泉水，一顆顆顫動的圓珠從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聲，在白云間，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歡響；他是百靈的歌聲，他的歡欣、憤慨、響亮的諧音，彌漫在無際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終夜的狂歌已經耗盡了子規的精力，東方的曙色亦照出他點點的心血染紅了薔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這幾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寧，他已經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①過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覺風塵的厭倦，他時常想念他少年時在恒河邊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樹的清蔭與曼果的甜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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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散拿吐瑾，一種藥物。
但他還不僅是身體的憊勞，他也感覺心境的不舒暢。這是很不幸的。我們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負歉。他這次來華，不為游歷，不為政治，更不為私人的利益，他熬著高年，冒著病體，拋棄自身的事業，備嘗行旅的辛苦，他究竟為的是什么？他為的只是一點看不見的情感，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在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余年的橋梁。說近一點，他只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因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頌青春與清晨的，他永遠指點著前途的光明。悲憫是當初釋迦牟尼證果的動機，悲憫也是泰戈爾先生不辭艱苦的動機。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飏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蕪穢的心田里只是誤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種子，更沒有收成的希冀。在這個荒慘的境地里，難得有少數的丈夫，不怕阻難，不自餒怯，肩上抗著鏟除誤解的大鋤，口袋里滿裝著新鮮人道的種子，不問天時是陰是雨是晴，不問是早晨是黃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時口唱著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將次透露的萌芽。泰戈爾先生就是這少數中的一個。他是來廣布同情的，他是來消除成見的。我們親眼見過他慈祥的陽春似的表情，親耳聽過他從心靈底里迸裂出的大聲，我想只要我們的良心不曾受惡毒的煙煤熏黑，或是被惡濁的偏見污抹，誰不曾感覺他至誠的力量，魔術似的，為我們生命的前途開辟了一個神奇的境界，燃點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們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悵與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并且存心的誣毀他的熱忱。我們固然獎勵思想的獨立，但我們決不敢附和誤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滿意的成績就在他永遠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論在德國，在丹麥，在美國，在日本，青年永遠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經遭受種種的誤解與攻擊，政府的猜疑與報紙的誣捏與守舊派的譏評，不論如何的謬妄與劇烈，從不曾擾動他優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愛心，他的至誠，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須，我的發是白的，但我的心卻永遠是青的，他常常的對我們說，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將來就有著落，我樂觀的明燈永遠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純潔的青年也會墜落在懷疑、猜忌、卑瑣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國的青年也會沾染不幸的污點。他真不預備在中國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覺異樣的愴心。
因此精神的懊喪更加重他軀體的倦勞。他差不多是病了。我們當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沒有心境繼續他的講演。我們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開講演最后的一個機會。他有休養的必要。我們也決不忍再使他耗費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長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養息。所以從今天起，所有已經約定的集會，公開與私人的，一概撤銷，他今天就出城去靜養。
我們關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諒，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來作客的諸君也可以自喜戰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開口了，他快走了，他從此不再來了。但是同學們，我們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負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嗎？為什么聽不見你的聲音？
他們說他是守舊，說他是頑固。我們能相信嗎？他們說他是“太遲”，說他是“不合時宜”，我們能相信嗎？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說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調。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評只是太新，太早，太急進，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斷的奮斗與沖鋒，他現在還只是沖鋒與奮斗。但是他們說他是守舊，太遲，太老。他頑固奮斗的對象只是暴烈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武力主義、殺滅性靈的物質主義；他主張的只是創造的生活，心靈的自由，國際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愛的實現。但他說他是帝國政策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骯臟是在我們的政客與暴徒的心里，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么關系？昏亂是在我們冒名的學者與文人的腦里，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么親屬？我們何妨說太陽是黑的，我們何妨說蒼蠅是真理？同學們，聽信我的話，像他的這樣偉大的聲音我們也許一輩子再不會聽著的了。留神目前的機會，預防將來的惆悵！他的人格我們只能到歷史上去搜尋比擬。他的博大的溫柔的靈魂我敢說永遠是人類記憶里的一次靈績。他的無邊的想象是遼闊的同情使我們想起惠德曼①；他的博愛的福音與宣傳的熱心使我們記起托爾斯泰；他的堅韌的意志與藝術的天才使我們想起造摩西②像的密仡郎其羅③；他的詼諧與智慧使我們想象當年的蘇格拉底與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諧與優美使我們想念暮年的葛德④；他的慈祥的純愛的撫摩，他的為人道不厭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聲，有時竟使我們喚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樂，他的雄偉，使我們想念奧林必克⑤山頂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個神秘的現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風，驚醒樹枝上的新芽，增添處女頰上的紅暈。他是普照的陽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來從不可追尋的淵源，在大地的懷抱中終古的流著，不息的流著，我們只是兩岸的居民，憑借這慈恩的天賦，灌溉我們的田稻，蘇解我們的消渴，洗凈我們的污垢。他是喜馬拉雅積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純潔，一般的壯麗，一般的高傲，只有無限的青天枕藉他銀白的頭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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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德曼，通譯惠特曼（1819-1892），美國詩人，著有《草葉集》等。
②摩西，《圣經》故事中古代猶太人的領袖。
③密仡郎其羅，浪譯米蓋朗琪羅（1475-1564），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家、畫家。
④葛德，通譯歌德（1749-1832），德國詩人。
⑤奧林必克，通譯奧林匹斯，希臘東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臘人視為神山，希臘神話中的諸神都住在山頂。
人格是一個不可錯誤的實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們是餓慣了的，只認鳩形與鵠面是人生本來的面目，永遠忘卻了真健康的顏色與彩澤。標準的低降是一種可恥的墮落：我們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們更沒有懷疑的余地。我們也許揣詳東方的初白，卻不能非議中天的太陽。我們也許見慣了陰霾的天時，不耐這熱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霧，暴露地面的荒蕪，但同時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我們豈不也感覺一個新鮮的影響，催促我們生命的跳動，喚醒潛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見了前峰烽煙的信號，更不躊躇的奮勇前向？只有接近了這樣超軼的純粹的丈夫，這樣不可錯誤的實在，我們方始相形的自愧我們的口不夠闊大，我們的嗓音不夠響亮，我們的呼吸不夠深長，我們的信仰不夠堅定，我們的理想不夠瑩澈，我們的自由不夠磅礴，我們的語言不夠明白，我們的情感不夠熱烈，我們的努力不夠勇猛，我們的資本不夠充實……
我自信我不是恣濫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經應用濃烈的文字，這是因為我不能自制我濃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聲明的是，我們的詩人，雖則常常招受神秘的徽號，在事實上卻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詼諧，最不神秘的生靈。他是最通達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機會追寫他日常的生活與談話。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這么說），你們還有適之①先生的見證，他也說他是最可愛最可親的個人：我們可以相信適之先生絕對沒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無論他怎樣的偉大與深厚，我們的詩人還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處要求人道的溫暖與安慰，他尤其要我們中國青年的同情與情愛。他已經為我們盡了責任，我們不應，更不忍辜負他的期望。同學們！愛你的愛，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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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適之，即胡適（1891-1962），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
本文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爾即將離華前所作的一次關于泰戈爾的講演。既是講演，就要求詞鋒犀利直捷，語言酣暢淋漓。而這篇《泰戈爾》，恰恰是感情充沛、陳詞懇切，華麗而不流于堆砌，有所指斥又不失其優雅，是一則極為成功的講演，恐怕也正是直出于徐志摩那種熱情洋溢、言為心聲的浪漫派詩人的真性情。
泰戈爾是一位深為我們熟悉、喜愛的印度詩人，他的作品在中國流傳極廣、影響巨大，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新詩的發展有著泰戈爾極其重要的功績--正是他的影響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詩”茁生在中國新詩在早期白話詩之后難以為繼的荒野上。“小詩”的代表詩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爾詩歌的啟發而開始寫作的。鄭振鋒在其譯《飛鳥集》初版序中說：“小詩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泰戈爾此集的影響的”，郭沫若也表示無論是創作還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爾的影響（參見《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詩》、《太戈爾來華之我見》等篇）。泰戈爾出身孟加拉貴族，受到印式和英式雙重教育，他參加領導了印度的文藝復興運動，深入研究了解印度自己的優秀文化，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寫出素樸美麗的詩文，曾獲一九一三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被譽為“孟加拉的雪萊”。
泰戈爾來華訪問，受到了當時中國文學界的熱烈歡迎。但事情總是多方面的。奏戈爾愛其祖國，反對西方殖民文化，故而熱心提倡所謂“東方的精神文明”，其本意是積極的，但惜乎與當時中國破舊求新的時代氣候不甚相符，而且當時確實有些守舊派試圖利用泰戈爾為自己造聲勢，因此知識界對泰訪華確有否定意見；另外，泰戈爾早年曾參加反殖民的政治運動，后因不滿于群眾的盲目行為而退出，這種作派也與當時中國運動熱情高漲的激進知識分子相左。在這種情況下，徐志摩的講演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現在回頭來看，當時對泰戈爾的某種激烈態度恐怕還是誤解的成分居多，而徐的講演作為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的理解和辯護，亦愈來愈顯出其識見的可貴之處。
徐志摩在講演一開始就采取了以情動人的策略。首先是告訴聽眾“泰戈爾先生快走了”。以“他這一去大約是不會再來的了，也許他永遠不能再到中國”之語抓住聽眾的情感之后，開始鋪陳老人來華之艱難程度及其不易的決心：年高體邁，遠行不啻是一種冒險，親友的善意勸阻，似乎缺乏必然的精神動力--正因如此，老人的到來恰見出其對中國的美好感情。而到中國后，奔波講演使老人疲乏勞頓到只能借助藥品來維持其精力。
當此聽眾的同情心已自然萌生之時，話頭突然一轉：“但他還不僅是身體的憊勞，他更感覺心境的不舒暢。”志摩指出：“這是很不幸的！”接著說明泰戈爾來華的目的是“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余年的橋梁。”和“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在說明老詩人的愛心是完全的托付與了青年之后指出青年更不當以偏見和誣毀來排斥一位慈祥的老人的善意。
下來又是一折：“精神的懊喪更加重他軀體的倦勞”。雖則老人相信中國的青年不會沾染疑忌卑瑣的污點，但他還是決定暫時脫離公眾去靜養。徐志摩的有所斥刺的話語猶如針在綿中一樣鋒芒內斂：
“我們關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諒，就是有一小部分不愿意他來作客的諸君也可以自喜戰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開口了，他快走了，他從此不再來了。但是同學們，我們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負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嗎？為什么聽不見你的聲音？”
句子短促有力，語調鏗鏘，可以想象，一連五個問號的效果無疑是滿場寂靜，廳內回蕩的是講演者的激憤。
徐志摩抓住這個時機把講演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在緊接著的篇幅相當長而又一氣貫注的一段中，志摩用了一連串的問句，感嘆句和排比句來反駁關于老詩人“頑固”、“守舊”的不實之詞，指出老人一生都在與暴力主義、帝國主義和殺滅性靈的物質主義作斗爭，并熱情地贊揚老人偉大的人格，比之為摩西、蘇格拉底等歷史上的偉人，比之為救主和大神宙斯，又比之為自然界的和風、新芽、陽光、瀚水和喜馬拉雅的雪峰--凡此種種，都是為了形象地說明老人人格的高潔和壯麗。
然后志摩告誡不要因為自己的卑瑣而懷疑他人的偉大。接著又是一轉：也許你們會因為我徐志摩是個詩人來講這話而有所疑忌，那么胡適是一個沉厚穩重的人選來說明老人的偉大與深厚，既偉大深厚、又是最富感情的人，“所以他到處要求人道的溫暖與安慰，他尤其要我們中國青年的同情與愛”！
整篇講演峰回路轉、一波三折，又直截了當、一氣呵成。縝密的結構、精妙的語言，再加上講演者的氣質風度，當年詩人徐志摩在真光劇場熱情洋溢、顧盼神飛的姿態宛然在目。
（龍清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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