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巖
題目很大，我本來是不敢做這種大題目的。這種題目也不是我們這號人能扛得動的。我算什么東西，敢對語文特級教師指手劃腳？
你知道什么是特級教師嗎？
這類人，人們一般尊稱之為“×特”，譬如，特級教師王老師，人們叫作“王特”，特級教師李老師則稱之為“李特”。在面對這種稱呼時，這些頂著特級教師徽號的人們矜持而陶醉。那種樣子，既讓人羨慕，又讓人覺得高不可攀。對這些姓后加“特”字的人，我向來是尊奉有加的，即使讓我頂禮膜拜我也心甘情愿。對大師我從來不吝惜我的尊敬。
對語文特級教師尤其如此。語文教師，如果沒有很深的文化底蘊和很精湛的教學功力，想要成為令人肅然起敬的語文特級教師，那是夢想。譬如那個叫于漪的語文特級教師，再譬如那個叫錢夢龍的語文特級教師。那些人豈是等閑人物。一舉手一投足，都在告訴你什么叫大師，是大師就得那樣。幾十年的教學生涯給熬下來了，這還不算，還得盡脫“教書匠”的匠氣，還得著述甚豐，還得自成一家，還得通曉古今，另外還得飽經滄桑。喜怒固可動之于心，但哀樂絕不形之于色。這樣的人往你面前一站，你就會看到一座山。
什么是語文特級教師？這些人就是語文特級教師。
這樣的問題回答完了我才可以評點語文特級教師。
當然，你得先原諒我如此狂放。更不能對這本雜志動怒：既然你知道人家語文特級教師山一般地不是你能扛得動的你又何必充好漢？你有什么資格點評人家？
我知道我的膽子大了一點。膽子一大，口氣就沒辦法不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吧。
先說一點題外話。
語文教改轟轟烈烈這么多年了，最后的結果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我生也晚，但也教了十幾年的語文了。往人面前一站，也一副語文教師的樣子。可是現在心下自知，生命在語文教學這領域里竟然白白耗去了這十幾年，而且這十幾年現在在很多人看來竟然還是錯誤的--因為我們處在一種錯誤的語文教學里，且這種錯誤就很有可能是我們這些號稱語文教師的人自己一手制造的--誤盡蒼生、少慢差費、人文缺失……這便很難讓人平靜得下來了。
你說，像這種耗法，我們當語文老師還有什么意思？想起1997年年底《北京文學》引發出一片罵聲，我實在覺得坐不住。但那時候，語文圈子里面冷得可以。可我覺得這并不是我們的心理素質好了，而是我們心虛了，我們不敢接人家的招。否則，和人家擺開擂臺，大干一場，也不失為一種精彩，可是我們為什么不愿和人家過招？
我們在裝糊涂，我覺得我們是不可以裝糊涂的。我們沒有這個權利。
97年底的那場爭論，應該說到現在余波未散。即使大家都保持緘默，但我相信，有良知的語文教師現在心里總有著一種郁勃難平之氣。當時語文界對這一爭論是很冷的，很多人都看出了當時“圈內冷圈外熱”的不正常的現象。很多人對語文教學的現狀給予了猛烈抨擊，但我們語文圈子里面卻沒有能給予一定的反響。當時，有一批作家煞有介事地去做了一做語文高考試卷，結果是這些作家連個中學生的水平也不如。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為這些作家感到害羞，他們不應該這樣丟人現眼。作家不應該去趟語文教學中的這一趟渾水。人家沒有去趟你的文學，你還要去趟他的語文干什么？沒意思，沒操作性。一種是純技術性的，一種是純情感性或純理性的，怎么能扯到一起？這實在不能說明什么問題。還有，語文試卷為什么一定要讓作家去做？作家又為什么去做語文教師都不愿意去做的事？說實話，在這一方面，我是很清楚的。語文試卷，如果沒有標準答案，語文教師走上講臺，自己都沒有把握應該怎么講。所以，我對作家去做語文試卷，沒有什么好的評價，我感到一些作家有點做秀。想要說明問題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或渠道。我想我如果是作家，我是不會做這碼事的。
跳出圈子一想，我們這些教語文的，靠語文吃飯的人，當時對此沒有半點反應，是不是有點不正常？語文界是不是太有點裝聾作啞了？
我曾讀過一篇關于語文教師寫作偏向的文章，那篇文章引發了另一個和我有著深切同感的外地語文教師的共鳴，我們都認為那篇文章很清醒也很有見地。我們在電話里談了一個多小時。談到深刻處，兩人都想要流淚。語文教學這么多年來的痼疾，影響的豈止是一代人？我們語文教師也是這種教育的犧牲品：寫作上有偏向存在，只能操作一種文體；語言里再也沒有了靈性，再不會口吐蓮花妙語如珠。
語文教改以來，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風水突然逆轉，一茬一茬的語文特級教師從全國各地冒了出來。那種“中間小謝又青發”的勢頭，就像文壇上的先鋒派、晚生代、新寫實、新狀態、后現代的青年作家一樣，讓你覺得語文教壇上的名家名流一下子也如九十年代的小說文壇一般群星閃爍，無法不讓人為語文教壇上的這種豐收景象而感奮，無法不讓你感嘆語文教改好啊，瞧，催生了這么多語文名家。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剛才在用文壇上的新生作家來類比這一茬茬語文特級教師的。這里其實是一種反諷。當我們的語文教師津津樂道于題目的解題技巧、文章的閱讀分析、作文的應試章法時，我們的文壇早已大異其趣了。一些讓你無法識得面孔的青年作家們以極快的速度登上了文壇。我們且不說這些作家將來的發展怎么樣，但看他一出手就那么很純熟地駕馭著小說的技巧，你就得服膺人家的閱讀與寫作了。這里面不僅僅是才氣的問題。這些作家無一不是對歐美作家非常熟稔的。他們實現了真正的拿來主義。塞林格、荷爾德林、馬賽爾普魯斯特、威廉福克納、納博柯夫、博爾赫斯、詹姆斯喬伊斯、卡彭鐵爾、卡爾維諾、雷蒙德卡佛、布萊希特、亨利米勒、米蘭昆德拉、大江健三郎……一個個陌生而讓人興奮的名字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當代作家。從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中我們發現，中國當代作家們在為中國文學的繁榮、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在作著可貴的探索，這些偉大的作家有王蒙、賈平凹、陳忠實、馬原、莫言、史鐵生、孫甘露、呂新、蘇童、格非、余華、劉恒、劉震云、葉兆言、楊爭光、阿來、高建群、閻連科、北村、呂新、海男、畢飛宇、紅柯、海男、韓東、朱文、刁斗、東西、魯羊、林白、徐小斌、徐坤、陳染、李洱、李馮、李大衛、夏商、祁智、丁天……
可是有幾個語文教師對這些中外作家關注過？有多少語文教師還能知道中國文壇上的戰國時代早已經到來？現在的中國文學已經非常成熟，又有多少語文教師對這些正在走向成熟且已經具有世界級水平的中國作家知曉一二？
這些作家其實已經構成了中國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交匯時期的文化風景線。或者，就是這些人在書寫著當代中國的文學史。
而小說作者們的閱讀，也足以讓語文教師們瞠目結舌目瞪口呆。現在在寫小說的人，哪怕是極不起眼的作者，一出手都能看出他的閱讀量是很大的，而且都是研究性的閱讀。很少有作家浮泛地讀別人的作品的。我覺得，現在要做一個小說讀者也是非常不簡單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會讀當下的小說的，現在看劉心武傷痕文學時期的小說，只不過和現在的中學生作文差不多。可是，當下文壇的這種高水準，連我們教語文的都不知曉，偌大中國還有多少人知曉？
我的悲哀也就在這里，一方面是文學作家們的迅速成長，一方面是語文特級教師中有了少壯派的面孔，一個個指點江山一般地激揚文字。可是后者對前者一無所知，對中國鮮活的文學一無所知。
文學難道注定要孤獨？
可是沒有文學的語文究竟會成為什么樣的語文呢？
我曾經想過文學為什么孤獨的原因。現在的文壇，已經沒有劉心武他們出道時的那種氛圍了。現在，沒有一個教師可以憑一篇小說而昂然走出教育界。與之相關的，現在的文壇，個人話語、私人化寫作，已經使寫作成為一種個人行為了。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了。筆者有一個作家朋友也身在語文圈子中，他曾對我說過，他的文學寫作以及個人的文學閱讀，他非常小心地不讓它和他的語文教學混在一起。因為，他深知，他的那種閱讀與寫作是個人化的，而他的語文教學卻是社會化的。這是一種矛盾。另一方面，在當前的教育形勢下，做一個語文教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無論是工作壓力還是心理壓力都很大。你如果要將這兩者混到一起，那么等待你的將是什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寧愿讓他的閱讀寫作處于一種半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況，有時甚至是一種半公開與半地下的狀態。他不會讓它和教學摻乎到一起。在寫作的時候，他是一個作家；而在教學的時候，他是一個語文教師。沒半點含糊。他覺得這種定位也最好。沒有一個人對語文教師是什么家更感興趣。這是你的事，而不是語文的事。他說他也很想振語文教學之衰，但他做不到。他向往成為當代中學語文界里的朱自清、葉圣陶、鄭逸梅，但他知道如果他的學生一次應試成績很差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但成不了大師，想要呆在教育圈子里混也不可能了。
我的這位朋友不能振語文教學之衰，有人卻能。他們是誰？他們是語文特級教師。他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與影響來做也這件事。我是這樣想的。
可是我想錯了。
在我與外地同行的電話中，我們談到一點，現在相當一部分的中學教師和我們的學生一樣，只被一些亞文化的東西或者說是一些泡沫文化包圍著。他們已經沒有什么文化品位了。他們不知道中國當下的文壇，近些年畢業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是如此，大學教科書的更新速度太慢，語文教師的知識結構非常老化。
與作家們相比，語文教師，包括那些很有名氣的語文特級教師的閱讀與寫作實在太可憐了。他們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東西，無非就是些解題技巧、應試對策、知識講解什么的。甚至連對語文教學的規律性的東西的闡述都少而又少。他們太功利了，把語文搞得面目全非。現在很多特級教師都是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與前一代的語文教學大師相比，現在的很多特級教師都是文化侏儒。靠這樣的人搞大語文，實在有點癡人說夢的味道。
我于是突然明白，為什么當時語文界一片寂靜了，這些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們，靠著應試語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師一樣指指點點風風光光，要說文化底蘊，可以說是一片空白，打開他們的所謂“論文”，全是心氣浮躁的技術主義的復制品，毫無創新意識，毫無創造價值。他們當然對爭論保持緘默，以維持他們那種圣者賢者的樣兒。
你說，這些人是不是應試教育的犧牲品？
我的那位作家朋友告訴我：“在中學語文圈子里，我還是感到了生存的壓力。就是這些扛著語文特級教師稱號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看到我的小說時，得意地說，你只會寫這個不會寫論文。沒有一個教育行政單位，會為你的小說評定職稱的，你就是作家出版社出了書也沒用。那種話里，完全是一種語文特級教師般的自負與自得。我覺得這種話不應該出自一個語文特級教師之口，一個語文特級教師不應該淺薄到這種地步。”
我的朋友為我作了進一步的引申。小說與教育教學論文是兩種路數，兩套語言。語言感覺上確實有著很大的沖突。但那個特級教師的話顯然暴露了自己這方面的語言感覺。一個語文特級教師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語言敏感，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事。當然，我的這個作家朋友非常犟，有點像著名作家格非。格非也是教授們嘲笑他寫不了論文因而一定要整出點學術成果來。我這個朋友也不服氣，他一定要寫點什么給語文特級教師們看看。他有理由相信，他覺得他應該比那些匠氣十足的人，只知道搞些試題分析知識講解的人更會操作論文。
大學與中學原來也有著驚人的相似。怪不得格非有一部《欲望的旗幟》，諷刺了一些教授的不學無術與門戶之見。
現在，這位作家的教學論文也陸續在北京上海等重量級的語文教學刊物上發表了，而且一發就不可收，一篇接著一篇的。我覺得他的另一種語言感覺也非常出色，他的論文我覺得比一些特級教師的文章更具有理性。我每讀到他的一篇論文都會給他去電話，向他表示祝賀。
然而，我的朋友在電話里說我說錯了：你如果說到理性層面那就是太恭維那些新生代的特級教師了。語文應該摒棄操作主義與技術主義。這是對學生靈性的扼殺，也是對語文教師靈性的扼殺。一個沒有靈性的語文教師，也一定沒有理性。
說得太精彩了，沒有靈性的人，連理性也將都失去。
現在很多語文特級教師的寫作是與我們的寫作教學脫節的，就像我的那位朋友的寫作和他的寫作教學也是脫節的一樣。只不過在我的朋友那里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脫節罷了。朋友告訴我：“我的這種脫節是必然的，是痛苦的。我愿意承受這種痛苦，我不愿以犧牲我的靈性與理性為代價而去獲得那種哪怕是特級教師的徽號。這同樣是沒有意思的，沒有操作性的。就像你不同意作家去做語文試卷一樣。”
現在語文特級教師們都已經意識到語文教學搞什么標準化是錯誤的了。可是回過頭來尋找時，卻又是從標準化的起點上出發的。根本沒有能意識到這種回歸是一種錯誤。別的學科要否定之否定，語文卻不要這種哲學。說到這里，我想說，我這個人對語文教學的理解有點保守。語文教學甚至可以回到孔夫子時代。你看，那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是一種什么境界的語文教學啊！這一點，我們的語文特級教師做到嗎？
當下的語文特級教師幾乎沒有什么閱讀。現在的情況就像海綿之于水，只有海綿的存在而沒有水的存在。我們先前還在大講教學生一碗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現在的特級教師，想找出文化的一滴活水也沒有了。
我真的搞不懂現在有的語文特級教師是怎么評上的？誰給了他這個稱號？他特在哪里？
當然，可能話也不要說絕了，應該有一些特級教師還像文化昆侖的。但我后來一統計，這些人既不是老得可以在語文界里呼風喚雨的此老或彼老，也不是年輕得像少壯派們有這個精力成天鼓搗著編高考復習資料的。（這兩種人，我搞不懂現在為什么會驚人的相似。能夠呼風喚雨的，據說有著三老情結，一定要做第四老或者第五老--原諒我大膽放言--而不管語文將走向何處，舉著應試教育的大棒，今天指向東，全國語文教師就走向東；明天指向西，全國的語文教師就全走向西，否則你就不行，否則你就在語文圈子里沒有地位沒有發言權。）他們每天早晨起來，一般是打一會兒太極拳，然后走進書房，拿起《讀者》或《報刊文摘》什么的。接著，他們走上陽臺，給他心愛的君子蘭灑點水。再接著，他們還可能會坐到書桌前，戴上眼鏡，拿起毛筆，寫上點可以叫做書法的東西--他們完全在做著頤養天年的事了。
（本文曾以節選的方式發表于若干年前的《北京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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