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所“國中”一口氣處罰了80個學生，因為他們頭發過長。有一個教官在大街上讓學生罰站，因為學生穿著制服當街吃西瓜。還有一位“國中”校長，因為學生翹課出去鬧事，痛心反省之余，大罵經費不足，未能把破損的校墻圍好，所以亡羊補牢的第一步，便是申請經費修墻。更有出了名的復興中學，因為學生上臺吻了異性表演者的面頰而將他們記“暗過”。
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來信說：“我們學校的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專門檢查服裝儀容。夏天再熱，襯衫的袖口不能卷起來，裙子要過膝。冬天的套頭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顏色，鑲邊也不可以。書包的背帶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夾克的拉鏈必須拉到底。頭發一定旁分，一定要用發夾。發長是用尺量的，多出一點點就要記警告；有劉海或打薄的，要記小過。而且，老師還會把你的頭發剪成一邊長一邊短，后面剃平，作為一種羞辱、一種懲罰。”
是誰在作踐我們的子女？老師嗎？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嗎？還是高高在上的教育執政者？
老師們，忙著把聯考所需要的知識塞到學生腦子里，恐怕沒有時間去管學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訓導人員一手拿著一個四方框框，一手拿著剪刀，看到一個學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發絲、裙角、手臂、頭腦，就咔嚓一聲剪掉，再記個警告。這種所謂“訓導”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臺灣地區培養出來的十幾歲的小孩都長得一模一樣--發型一樣、穿著一樣、舉手投足一樣、思想觀念一樣，像工廠的生產線吐出來的一部一部機器。當然并非所有的中學訓導人員都是剪刀與框框的信徒；把學生當作有尊嚴的個人去愛之誨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這些剪刀與框框的信徒究竟錯在哪里？
一位管理組長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頭發多長、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規定，我只是執行任務，盡心職守。你要罵，去罵“教育部長”好了。
他說得不錯；他是用框框去套學生的人，可是制造那個框框的人并不是他。
那么這一類的訓導人有沒有錯？那個一口氣處罰80個學生的管理組長、那個當眾讓學生罰站的教官，有沒有錯？當然有！只有機器人才會拿著工具一視同仁地去“執行任務”，一個榔頭打一個釘子。
中學的訓導人員是知識分子，是負有重任的知識分子，他們直接地影響、塑造這整個民族的下一代；他們不應該是、不可以是沒有思考力、判斷力的機器人。手里拿著一個框框，他首先要問自己：這個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頭發“為什么”不能過耳？套頭毛衣“為什么”不能是綠色？熱天里，“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與目的之后，這個負有訓導重任的知識分子還要問：這個框框是否適用于所有的學生、所有的情況？跟我所學的教育原則與信念是否有所沖突？執行的方式與尺度應該如何調節才不至于使本來是“手段”的框框變成死胡同一般的“目的”？這個為我們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問自己：我要怎么樣運用這個框框才能達到真正幫助學生成長的目的？
學校不是軍隊，訓導人員不是沒有大腦的機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斷。以“只是執行上面規定”為借口，只有兩種可能：其一，他或許真的沒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許有思考能力，但沒有勇氣去質疑這個框框或改變這個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這樣的人怎么有資格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沒有思想、沒有膽識的機器人能教出什么樣的下一代？
歸根究底，當然要問：是誰設置的框框與剪刀？除了位高權重的教育決策者還有誰？但是這些部長、廳長、局長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才上任幾年，這個框框是傳統移交下來的，不是我，是別人。
這個說法可以接受嗎？笑話，當然不可以。一個策劃百年大計的人，上了臺之后就應該細心審視這個由來已久的框框：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它有沒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個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蕭規曹隨，就等于說，這個框框是他制作的，是他把它交給每一個校長、訓導主任，每一個教官、管理組長，去套在學生頭上。他要負最終的責任。
那么，究竟這個框框有什么不好呢？這個問題比想象的要復雜得多。限于篇幅，我暫且不理論為什么中學生頭發非是個倒過來的西瓜皮不可，也暫且不追問為什么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來等等細節。這種壓制性的“管訓”教育有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義。認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頭發短、裙子長、書包帶子剛剛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頭發中分、裙不及膝、穿綠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頭腦再簡單的人也看得出這兩個等號畫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奧復雜的東西，哪里是頭發的長度能夠代表的；說起來像笑話，在中國臺灣的學校里卻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結舌！學生的內在本質似乎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樣子對了就可以了。這種僵尸式的教育，實在可怕！
“管訓”框框的第二個問題恐怕有許多訓導人員不愿意承認，是個權威的問題。這個框框是成人用來證實自己權威的工具。當一個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學生頭發剃掉或罰跪罰站或記學生過，其憤怒的原因，大概不會是因為他覺得學生發型太難看，而是因為學生沒有尊重“校規”、服從師長命令，越過了那個明令頒布的框框。頭發長只是表面的因素，潛在的因素是--學生沒有服從我。校規合理與否并不重要，師長的尊嚴、權威卻不可以破。這個框框像個緊箍，緊緊地夾在學生頭上，一有越軌舉動，教官就念個咒，讓學生得點教訓，學習服從權威的重要：一切都是為了你好……
從這里我發現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我們的教育者也的確希望造就出類拔萃的學生--我們也有科學獎、才藝獎等等。報紙特別喜歡報導中國人的孩子在美國如何如何地表現優異，什么人得了總統獎，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學獎，什么人年紀輕輕就上某大學，居然都是臺灣過去的小留學生。我們的教育者與父母羨慕之余，不免心里有點狐疑：同樣的種，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異彩？是我們的教育土壤有問題嗎？
問題可多了，這高壓性管訓教育就是問題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學生在學問上精益求精，也逐漸領會到啟發式教育的重要。許多老師也開始鼓勵學生活潑思考、大膽創新、勇敢質疑。可是同時，在行為方面，管訓導的人卻仍舊努力地把學生壓制在框框里，處心積慮地要把他訓練成一個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溫順畏縮的“好”學生。而矛盾就在這里：一個在知識上能夠活潑地思考、大膽創新、勇敢質疑的聰明學生，可不可能同時在行為上是個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溫順畏縮的所謂“好”學生？如果他敢在課堂上說物理老師對流體力學的解釋不夠周密，他難道不會對訓導主任追問他為什么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反過來說，一個老師說一他不敢說二的“乖”學生，他可能把老師的實驗推翻而自己去大膽創新嗎？
教育者所不自覺的矛盾是：他們在“智”育上希望學生像野兔一樣往前沖刺（當然也有為人師者希望學生在智育上亦如烏龜）；在所謂“德”育上，卻拼命把學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這兩者其實不能并存。有高壓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開放的“智”育，換句話說，我們如果一心一意要培養規矩順從聽話的“乖”學生，就不要夢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馬行空的優秀人才。“庸才”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對這個僵死的緊箍咒框框其實沒有什么成見。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縱的機器人，這個框框很實用、很有效，越緊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機器人并不是我們的長程計劃，如果我們想為這個民族栽培的其實是思考活潑、創新大膽、質疑勇敢的下一代，那么這個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開不可。“吻頰”事件發生之后，報紙輿論固然批評學校過分保守，卻稱贊“教育部”“不干涉”的態度，我很不能理解：這樣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教育，怎么能夠“不干涉”？難道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在鼓勵這個高壓管訓的框框拴得緊？我們到底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
臺灣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么樣的教育呢？小小年紀就送到海外去也實在不是辦法。還是在這個又臟又亂又擠的臺灣“知其不可而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沒有人的爭取與努力，當然只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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