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超
摘要：作者有感于素質教育要求下語文教育的發展方向飄忽不定，提出了以審美教育為方向的觀點。認為審美范疇，民族文化和人的生存體驗為教育的三個層次，在教育中使學生逐步達到人文精神的提升。
關鍵詞：審美教育 素質教育 語文教育 審美范疇 文化
審美教育一直是我國當代教育的薄弱一環。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1995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五條規定“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都沒有明確把審美教育作為教育的目標之一。因此，當王蒙在1999年3月8日的《羊城晚報》，感慨冰心老人離開了我們，而：“今后還有這樣大氣和高明，有教養而純潔的人嗎？偉大的古老的中華民族，不是應該多有幾個冰心這樣的人物嗎？”之時，責難我們的教育，特別是我們的語文教育的聲音就顯得格外響亮了。新中國50年來似乎的確沒有培養出一個能和上半世紀相比的文化大師。
對語文教育的控訴是嚴肅的、深沉的、特別是當嚴家炎、錢理群、童慶炳等等學界元老加入這個行列后。控訴更演變成了富有學理意義的批判。可是批判不是目的，語文教育的出路究竟在那里呢？語文界對語文教育的性質歷來有爭論。一種 是“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一種是“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對于語文教育和政治教育的關系，現在界內已經有了普遍的認識和把握，而語文教育的文學性和工具性的探討至今仍是一個滿是爭議的話題。大家都清楚工具性和文學性都是語文教育不可忽視的方面，而在素質教育下的語文教育面對這個問題，更要慎重對待。其實，我們的語文教育從小學都初中，要經歷九年的時間。在這九年中，關于漢語的字、詞、古文、語法知識是可以使學生基本掌握的。在高中階段，筆者認為應大力在語文教學中推行審美教育，“審美發展是對世界的欣賞力的發展，是一種關聯事物的意識。”[1]它是有利于創造力開發的，有利于達到素質教育的要求。
現在的語文教改中，有人提出過傳統文化教育的概念，也有人提出過情商教育的概念。這些都涉及了審美教育的一些方面。可是還都是教師自發性的個人體驗。從系統上，理論上，現在還缺少一種真正適用的、實際的、深刻的總結。筆者以為真正的審美教育應該著眼于各種審美范疇，如優美、崇高、悲劇性的體會，進而上升到對民族性格、文化的了解，最后達到一種對個人生存狀態的體認。在這個過程中，文藝作品是始終貫徹其中的載體。
對審美各范疇的體會是審美教育的基礎。美是什么，這是美學學科的最基礎問題。基礎不代表人們很容易就能搞清楚。相反，美的本質問題是美學史上觀點最多、爭論最大的問題。語文教育不是美學專業教育，不必深究美的本質。所以語文教育的起點，我們就可以確定為對美感的體會，即審美各個范疇的體會。審美各個范疇都不是某個人定下來或憑空產生的，它們是在長期的藝術創作和審美活動中沉淀形成的。具有歷史的穩定性和內涵的確定性，所以也方便教學。我們的高中語文教育長期對美的認識還只停留在優美這一個范疇上，而崇高、荒誕、悲劇性、喜劇性等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其它美學范疇基本懸置。教師們經常抱怨中學生作文千篇一律，其實原因就在于審美體驗的單一。美國學者加德納1982年訪問我國后，作過一篇題為《中美藝術教育的區別》的考察報告，說“中國教育家認為藝術是培養兒童的美感的，使他們能欣賞美的和諧與平衡。這種對美的評論，源于中國傳統對這些品質的珍愛。從低年級起就區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而在美國的藝術教育體系中，美肯定難免也是一種價值。但美的觀念是開放的，不是預先定死了的。而且美也不僅是美學的價值。人們還承認，藝術作品可以企求表現現實或真，即使這些不美，甚至使觀者感到丑、悲或不協調。”[2]他的話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朱光潛先生說“涉獵愈廣博，偏見愈減少，趣味亦愈純正。”這種審美體驗的單一必定會挫傷學生的創造力，因此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素質教育更差之遠矣。基于此，我們的語文教材也是有著改革的必要，我們的語文教學文章本身就有所偏頗。
文化教育可以有兩種基本視角。一是把文化看成人類精神成果的總和。在此意義上，許多學者曾經特別強調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科學價值的重要性。1816年，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感嘆他那個時代片面追求物質之風，“因而使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生活。”日本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也說“現代科學文明的問題就在于此--人們似乎普遍感到科學遠離了哲學和文學之類的其他文化活動。” 中國大學生總是自問“為什么我們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向世界貢獻不出一個愛因斯坦或者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3]哲學家趙鑫珊的回答也是根于文化的批判，他說“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多半只能培養出平面型物理學家，但是只有具有廣闊文化背景和對物理世界進行哲學思考的立體型物理學家才有可能成為愛因斯坦、玻爾或海森伯，才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4]使學生具備深厚的文化背景，這正是語文教育的重任所在。另外一種文化認知視角是地區、國家相區別的民族文化。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他對中國人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力。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的確立，多多少少都要受他左右。在語文教學中，注意民族文化的引導，對學生健康人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趙鑫珊所說的“廣闊文化背景”從一個方面講也是指民族文化。這種對民族文化的注重也給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們要有國際視野，要對外國的、西方的文化有一定認識，以便進行文化比較教學。
有人說悲劇是“在有限的毀滅中看到了無限的現實和真理。”[5]這是一種超越的態度，使人可以逃離生存的局限，觸摸永恒。對個人生存狀態的體認，是一種認識，不過不同于以往意識形態教育的認識，它是一種哲學式的行而上的認識。中國的中學教育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教育。我們的政治課講哲學，可是它的哲學教育是一種馬列哲學概念的灌輸。哲學是愛智慧的人的學說，反過來也是啟發思考的學說。中國的哲學教育沒有起到這種作用。審美教育也可以使人領悟生存問題，也揭示“意義的可能性問題”，[6]不過與純哲學教育不同，他的角度是情感、形象、方法是想象。在此錢理群的一段話說的很中肯，“許多人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都會發現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往往是語文教育，或者是語文教師。就我而言，決定我一生發展的是語文老師。人文教育不只是語文教育，而語文教育應當占有一個特殊甚至 是核心的位置，因為語文的文學性對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學語文教育落實到人文教育上時，就是給人建立一種精神底子。一個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我個人認為這種精神底子應當是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即給人的生命一種亮色。”[7]
以上只是對語文教育發展可能性的一點個人見解，不期有什么影響。可是作為一個曾經的中學生、一個見證了當代語文教育種種問題的普通人。我是急切盼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語文教育可以有一個本質的、健康的轉變。列寧說審美教育要在“面包問題解決了的條件下才有可能”。[8]當下，我們的面包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也是該討論有關人的其他需要問題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等了，一個精神力量匱乏的民族是很難立足世界之林的。
引文：
[1]M羅斯《審美經驗的發展》，牛津，1982年，76頁
[2]加德納《中美藝術教育的區別》，轉引自葉朗主編《現代美學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11頁
[3]轉引自葉朗主編《現代美學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4] 趙鑫珊《哲學與當代世界》，轉引自勞成萬主編《現代美學原理綱要》，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335頁
[5]雅斯貝斯《悲劇知識》，轉引自劉小楓主編《人類困境中的審美精神》，東方出版中心，1994年
[6]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文化藝術出版社，496頁
[7] 孔慶東等著《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世紀末的尷尬》，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
[8]轉引自蔡特金《回憶列寧》，人民出版社，1957年，18頁
作者郵箱： zgny5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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