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曉濤
在文藝母親的女孩兒里，《西廂記》是“最完美，最絕世”的一個，但是在我們的視域中，鶯鶯和“收藏于慕尼黑的Aegina雕刻，索福庫勒斯最好的異文校勘版的《安提歌涅》”一樣，“作為它們所是的作品，都被從它們本質空間里挪開了”，[1]她在“自己的世界”里言說著。我們只有進入并遭遇她的語境，才能理解她的境感。
語境，是言語活動賴以發生和進行的條件系統。我們“把言語者之言語所由出現的具體的時間、地點、交際對象、場合等可看做微觀語境”，而“把言語主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可看作宏觀語境”。[2]面對某一語境，人都有自己的感覺、感受，語言總是在忠實地言說著她的境感。
且讓我們先來觀察微觀語境在鶯鶯感覺層面上的投影。
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相聯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與人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感應，自然受到人主觀的觀照而被涂上了主觀的色彩。因此鶯鶯眼中客觀的自然風景只能是屬于鶯鶯的而絕對不是屬于別人的境象。
匆匆春又歸去，居住在普救寺里的人們，都有著怎樣的境感？和尚是不會覺得每天有什么不同的，崔老夫人只是覺得“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4]的。但是鶯鶯對環境的感覺與眾不同。她傷感地喟嘆道：“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詩人云：“閑愁最苦。”鶯鶯精神上的郁悶是在“殘春”這個時間、“蕭寺”這個地點生長出來的。當她見到春色只余三分，“一分塵土，二分流水”，想到自己的青春被禁錮在這座與世隔絕、毫無生機之所在，一種不易名狀、難以言傳的愁緒，彌漫心頭。透視這位懷春少女的心理，我們可以認為“閑愁，是古人創造的一個可笑也可愛的異名，其意義大約相當于或接近于今日所謂‘愛情’”。
時光與兮歲不留，一葉落兮天地秋。這個秋天，崔家發生了一件大事：為避免辱沒家譜，崔夫人應允將鶯鶯許配給張珙為妻。于是在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送張珙上朝取應。“今日送張生赴京，紅娘，快催小姐同去十里長亭”，在崔夫人的心中，只有一個目的--支走張生。因此，暮秋、長亭對于她來說，并不是一種有意味的對象。可是鶯鶯的境感卻獨特而深沉。她仰視“碧云天”，寥廓蒼茫，頓生孤獨；俯看“黃花地”，滿地菊堆，平添惆悵；“西風緊”，木葉紛飛，倍感凄涼；“北雁南飛”，聲聲催回。可張生就要北上，此刻長亭，明日天涯，叫人情何以堪！懷著對愛人深情的眷戀和對婚姻未來不可期的的恐懼，在昨天那個不眠之夜，她淚水不斷模糊了眼睛，流了又拭，拭了又流。此時此刻，眼前的滿川“紅于二月花”的楓葉，不正是自己悲痛的血淚所染？
從共時的角度來看，鶯鶯、崔夫人，同站在那個時代的春光秋色中，但所生成的心境卻大為迥異。可見，鶯鶯的“境感是個人心靈對語境的折射，是由主觀因素改造過了的客觀境象”。[3]
鶯鶯的生活之境，除了自然背景之外，更重要的還有人際背景。崔府“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輒入中堂”，“內外并無男子出入”，自幼受禮教教養、在相府深閨中長大的、已經許嫁了人的鶯鶯小姐，所接觸最多的人就是母親和紅娘。紅娘是母親的耳目和嘴巴，對她“行監坐守”，傳達母親旨意，因此在鶯鶯的語境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母親。
母親“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她嚴格按照封建禮教來治家。當發現鶯鶯被春風逗引著溜出閨房，馬上緊張地把女兒召到庭下，語重心長地說：“汝為女子，不告而出閨門，倘遇游客小僧私視，豈不自恥？”鶯鶯垂頭低聲應道：“今當改過從新，毋敢再犯。”在母親的管教下，鶯鶯“往常但見個外人，氳的早嗔；但見個客人，厭的倒褪”。足見受禮教束縛之深。但因見了“文章士，旖旎人”張珙之后，她卻動了情，忘了禮。語因境生，境因語變。初遇“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具有書生氣質的張生，她就情不自禁“臨去秋波那一轉”；拜月時，為對方才情所動，酬詩應和“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此后，她一往情深，神魂蕩漾，“每日價情思睡昏昏”，終于鼓起勇氣發出愛的信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可是母親的威嚴，仍如空氣一般籠罩著她。當張生驀然出現在跟前，她就不由自主地“賴簡”了。她慌張而嚴肅地斥責張生：“我在這里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說？”“若不看紅娘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后來，迫于母親的壓力長亭送別愛人，“恨塞滿愁腸胃”。她一“見安排著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車馬是誰安排的？是母親。她埋怨“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是誰催促“小姐把盞”遞上送行酒的？是母親。但是她從沒有當面表達過對母親的不滿。雖然“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但還是默默聽從母親安排，“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她柔腸百結，對張生有百般牽掛萬般叮嚀，可是也只有在母親離開長亭之后才敢開口。語境決定了她“不能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不能想在什么時候說就什么時候說，不能想在什么地方說就什么地方說，不能想對什么人說就對什么人說”。[4]
而張生出現在她的生活中，占據了她精神世界之后，她的心靈無時無刻不在與張生對話。可是自幼母親的教誨，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讓她在懷著對愛情的渴望的同時，充滿著深深的恐懼。在酬簡之夜，她羞答答地進張珙房后，一直沉默不語，垂頭傾聽張珙的愛情表白。在那繾綣旖旎的時刻，她終于開口了，說的第一句話是：“妾千金之軀，一旦棄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見棄，使妾有白頭之嘆。”在送別張生遠行時，鶯鶯叮嚀張生的第一句話就是“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她要求張珙萬一名落孫山，也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身邊；只要有情人終成眷屬，這要比狀元及第、金榜題名都美好。這就與母親的“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態度截然不同，表明她心中的愛情并沒有和門當戶對的傳統觀念糾纏在一起。同時，她更擔心張生榜上有名、擁有功名利祿之后，會另有所愛，停妻再娶妻。就這樣，鶯鶯在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哀愁中，看著愛人在模糊的淚眼里漸行漸遠，消失在暮靄遠山之中。
那么，鶯鶯的境感是否適切，比如說她的傷春悲秋，尤其是她與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母親和愛人對話的內容與方式？
“如果價值植根于事物本身，植根于事物之間的自然關系中，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就歷時的發展去追溯這種價值。但這種價值在任何時候都取決于與它同時存在的價值系統。”換句話說，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他們的心靈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潛在地制約和影響了他們的感受。從表面上看，鶯鶯的境感是對生活之境的感知，實際上它也是從一定時代的社會歷史背景即宏觀語境中“生長”出來的。
從歷時的角度去看，現代人的婚戀注重自由民主，以至“有情的都成了眷屬”不再是難以實現的理想；現代人交通、通訊發達，以至離別不再成為美學命題。然而，鶯鶯生活的時代--唐代因襲魏晉以來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氏族”的傳統，社會上流傳著“崔盧李鄭王門女，不入尋常百姓家”的說法，門閥觀念十分嚴重。在婚姻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情感。在這種條件下，關于婚姻問題的最后決定權怎能屬于愛情呢？”最后的決定權當然是屬于母親，崔母遵守傳統下俗定的婚姻規則，在當時是無可厚非的。同時，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要求“男女授受不親”，男婚女嫁必須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不被允許從相互傾慕到走進結婚禮堂。因此，崔氏相國的小姐，豈能與門不當戶不對的書劍飄零的白衣秀才于月下西廂私定終身？
“唐代又是一個士大夫階層知識分子更熱衷于追求功名的時代。始于隋朝的科舉制度，在唐代更有力地吸引著、鼓勵著知識分子，使他們為了成就功名而不惜犧牲一切，包括遺棄自己的情人或妻子。”[5]在男尊女卑的歷史時空里曾上演了多少癡心女子負心郎的悲劇，而男子的惡劣行為，不僅沒有受到斥責，反而受到稱贊，被認為是“善補過者”。在他們看來，“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過，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戮矣。……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6]看來，鶯鶯的憂慮不是無端生發的。她一方面痛苦地面對“始亂終棄”的社會現象，一方面仍然堅持自己的愛情追求，終于實現了“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婚姻理想。
藝術的時間結構將我們帶入過去的世界，讓我們聆聽到鶯鶯的心聲；同時“它能將過去提升到現在，即過去不只是作為歷史，而且還作為當下在場”。[7]鶯鶯不只是我們視域之外的文學形象，她的美麗深沉、真摯純潔、勇敢忠貞激起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們的喜愛。人類對美好情感的追求，對自由的生命的贊美，使《西廂記》成為“超過時空的藝術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
參考書目：
①海德格爾：《人，詩意的安居》，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P.100。
②③王尚文：《語感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219，P.216。
④錢冠連：《漢語文化語用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P.76。
⑤段啟明《西廂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17。
⑥金圣嘆：《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35。
⑦奧坦伯德約翰遜：《伽達默爾》，中華書局，2003年版，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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