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詩詞中的落花意象

發布時間：2016-2-26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古來多少愁人意

劉夢芙

　　落花飛絮茫茫，古來多少愁人意。游絲窗隙，驚飆樹底，暗移人世。一夢醒來，起看明鏡，二毛生矣。有葡萄美酒，芙蓉寶劍，都未稱，平生意。

　　我是長安倦客，二十年、軟紅塵里。無言獨對，青燈一點，神游天際。海水浮空，空中樓閣，萬重蒼翠。待驂鸞歸去，層霄回首，又西風起。

　　　　　　　　　　　　　　　　　　　　　　　　　　　　　　　　　--《水龍吟》

　　這是清末大詞人文廷式的名作。廷式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支持康、梁變法，贊助光緒帝親政，被慈禧太后革職，抑郁以終。詞之上闋以“落花飛絮”象喻清王朝衰落頹敗的時世，抒發英雄志士年華垂暮、報國無門的悲慨；下闋寫倦對孤燈，神游八極，幻化出瑰麗神奇的理想境界，與蘇軾《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異曲同工。但蘇詞的基調是曠達，文詞則是在徬徨苦悶中尋求解脫。結尾三句言乘鸞飛上層霄，又惓惓回顧西風蕭瑟的人世，表達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深刻矛盾，正是屈原《離騷》“陟陛皇之赫戲兮，忽睨夫舊鄉”心情的再現。王瀣手批《云起軒詞鈔》評云：“思澀筆超，后片字字奇幻，使人神寒”；葉恭綽《廣篋中詞》評為“胸襟興象，超越凡庸”，均抉出此詞之高妙。

　　甲午（1894）中日戰爭前夕及庚子之變（1900）前后期間，是滿清王朝政治上最黑暗、國家局勢最危殆的時期。對日戰爭慘敗，割地賠款；戊戌變法失敗，維新志士犧牲；八國聯軍攻陷京城，義和團運動遭受鎮壓，一連串重大事件，交織成一幅幅血淋淋的歷史畫卷。在民族災難空前深重、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的年代，傳統詩詞是反映社會現實、折射作家心靈的一面鏡子。清末詞壇，是以朝野清流的士大夫群體為主導的，詞人意氣相投，雖然詞作的藝術風格各自不同，但詞中的思想情感卻往往顯示出相同的特征。

　　前引文廷式詞中所寫“落花飛絮茫茫”、“驚飆樹底，暗移人世”的景象，正是與文氏同輩的詞人筆下共有的感觸。諸如“鵑啼正苦，奈雨暝煙昏，夢歸無據”（馮煦《齊天樂》）、“危樓倚遍，看到云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鏡，忽露出、飛來舊影。又愁風雨合離，化作他人仙境”（黃遵憲《雙雙燕》）、“十分春已去，孤花隱葉，怊悵倚欄心”（沈曾植《渡江云》）、“望中春草草，殘紅卷盡，舊愁難掃”（王鵬運《玉漏遲》）、“梅花過了仍風雨，著意傷春天不許。……斷紅還逐晚潮回，相映枝頭紅更苦”（鄭文焯《玉樓春》）、“傍樓陰，東風又起。千紅沉損，鵯（左夾右鳥）聲中，殘陽誰系”（朱祖謀《燭影搖紅》）、“東風里，殘花藉草，何處更飄茵？……念飄零投老，惆悵逢春”（況周頤《滿庭芳》）、“半鏡流紅涴遍，蕩愁心，傷春倦眼”（張爾田《燭影搖紅》）……詞中意象或相同或相近，無不寄托著詞人對國運衰微的沉痛、對繁華之世行將消逝的留戀，而又挽救不得、無可奈何的悲哀。在表現手法方面，即是常州詞派倡言的“比興寄托”，往往形成如陳廷焯所言“沉郁溫厚”的意境，詞情含蓄而凄沁心脾。當八國聯軍入侵期間，王鵬運、朱祖謀、劉福姚被困京城，相約填詞，成《庚子秋詞》兩卷，“留得悲秋殘影在，分付旗亭”（王鵬運《浪淘沙自題〈庚子秋詞〉后》），春色凋殘后的秋寒徹骨，更是國破家亡時心境的真切寫照。這與唐五代、北宋期間詞人單純地傷春悲秋相較，有著明顯的差異，而與辛棄疾“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以及宋末張炎、王沂孫等人的悲涼情調一脈相承。而文廷式詞中“海水浮空，空中樓閣，萬重蒼翠”，藝術形象清晰而又朦朧，美妙卻成虛幻，也正是士大夫自陶淵明以來對世外桃源式社會的共同憧憬，但現實的冷酷無情，使夢想終歸于破滅。“海燕移家，仙云換影，贏得孀娥清淚”（王鵬運《齊天樂》）、“還見山河殘影，恁磨成桂斧，補恨無天”（鄭文焯《漢宮春》）、“東風旋起。悄不似仙源，將家小住，便作避秦計”（朱祖謀《摸魚子》）、“便有桃源思問，不知漢，畢竟知秦。天涯路，關河寸寸，一寸一傷神”（況周頤《滿庭芳》），抒情方式或婉曲或直達，無不是封建末世詞人絕望的哀嘆。概而言之，清季詞家在作品中融入家國之悲，滄桑之感，或慷慨激昂，或纏綿悱惻，棖觸無端，皆有為而發，境界較唐宋詞遠為深廣，兼以藝術上博采前賢之長，精益求精，取得卓越的成就。至于士大夫詞人群普遍存在忠君思想，與愛國之情糾結不分，辛亥革命后尚有眷念王朝，希圖復辟者，這當然是時代的局限，揚棄其糟粕即可，全盤否定是明顯不合理的。

　　王國維曾指出，詞至后主境界乃大，乃是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以王、朱、鄭、況為代表的老一輩詞人，用飽含血淚的詞筆寫滄海桑田之變，發黍離麥秀之哀，正是把士大夫詞境界發揮到了極處。我們的文學史往往不談近代文學，就算談到也是寥寥數筆，卻不知道惟有近代文學才最為集中地擔荷了士大夫的精神氣質。

落花身世憑誰問

胡馬

　　道光十九年己亥，飽經仕途艱辛，已經對經世濟國徹底失望的龔自珍辭官南返，吟出了這樣的千古絕唱：“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詩人的心中，有著難以割舍的舊日迷夢，也有一絲淡淡的惆悵與失意，然而更多的卻是新時代必將到來堅定信念。只過了七十多年，一位曾被黜多年而現在已經做了遺老的清流卻寫下了“委蛻大難求凈土，傷心最是近高樓”這樣的充滿絕望的詩句。同一落花，在定庵的眼中是生命的再生和更始，他希望“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西郊落花歌》），而在這位號弢庵的陳寶琛的眼里，落花卻是家國苦難的縮影，是個人命運的象征，一切都是那么絕望，那么無可奈何。

　　陳寶琛是光緒年間著名的清流，也是清末同光體閩派重要詩人。當時的同光體閩派以鄭孝胥、陳衍為首領，南社巨子林庚白眼空四海，惟獨推鄭孝胥詩為當代第一，然而無論是從詩作情感的純然粹然還是煉字造句的真切自然方面來說，陳寶琛都要高出鄭孝胥和陳衍不止一籌。鄭孝胥和陳衍絕對寫不出陳寶琛的《感春》，寫不出他的前、后《落花詩》。他們寫不出那種厚重的歷史感，也寫不出那種滲入骨髓的憂懼與哀婉。蘇軾評杜甫曰：“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陳寶琛是像杜甫一樣的“純儒”，是最主流的士大夫分子，他的憂憤怨啼始終與家國命運息息相通。

　　封建時代清流的一個奇特的景觀是只說不做。他們滿懷憂憤，以飽滿的激情抒寫自己的政治向往，宣泄內心的不平，卻從來不曾付諸行動。經過二十五年的賦閑生活，陳寶琛重新進入了權力核心，然而翻開《滄趣樓詩集》，他在“為帝王師”任內所寫的詩仍是未脫頹唐。老成碩儒鉆進幽閉的書齋中努力學習后山、簡齋的詩風，還沒有機會進入權力核心的青年卻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維新派的人士力倡“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風格入之”的“詩界革命”，似乎改天換地易如反掌。實際上，“老夫少年時也曾東涂西抹來”，居于高位的清流也曾有過“致君堯舜上，再令風俗淳”的雄心，然而道德至上的權力運作體制卻要求所有體制內的人必須作出選擇：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就做百無一用的清流。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官吏的升遷擢拔同其實際的經世濟國的才干毫不相干，而僅僅看他們的所謂的道德修為。權力運作體制所提倡的道德，最終都要歸結到忠君愛國的終極目標上去，于是，愈是善于偽裝的人，愈是平庸而恭順的人，便愈能高踞要路津，而像陳寶琛這樣的精英分子既不能依靠揣摩上意飛黃騰達，也不愿退而求田問舍，早營良窟，就只有通過苦力經營的吟詠，來表白其忠貞怛惻之心了。落花，便成為他們最喜采擷的意象。

　　梁啟超稱黃遵憲、夏曾佑、蔣智由為“詩界革命三杰”，他們都曾有過慷慨激揚的少年時，但愈到后來，其詩作便愈是趨同于同光體詩人的風格。梁啟超本人也是如此。我們看這些詩家的后期作品，倘若抹去名字，混入同光體詩人的集中，只怕很難擇出。這一現象并非是簡單的一句“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就可以解釋。只要社會依然是道德主義的社會，而不是自由競爭的社會，精英分子的最終出路就只能是四個字：“無可奈何”。不但維新派人物是如此，革命派人物也逃脫不了這種道德宿命。曾經積極參與孫中山領導的種族革命的著名詩人黃節，早年寫下“憑眺莫遺桓武恨，陸沉何日起神州”的革命誓詞，入民國以后，卻在感嘆“錯被美人回靨看，不如漂泊滿江南”的痛悔當中走過后半生的歷程，他也最終歸復到落花的命運中去。

　　道德社會的另一個特征是要求體制內所有人臻于“無我”，把自身的命運與家國的命運完全混同。我們看陳寶琛的“生滅元知色是空，可堪傾國付東風。喚醒綺夢憎啼鳥，罥入情絲奈網蟲。雨里羅衾寒不耐，春闌金縷曲初終。返生香豈人間有，除奏通明問碧翁。”（《前落花詩》之三）這其中所哀挽的究竟是家國的興亡，還是個人的窮通，實在難以分別。古典文學家們常常為一首作品究竟有沒有寄托、有沒有香草美人的隱喻而爭辯不休，其實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古典的士大夫和今天的人不同，他們不是生活意義上的人，而是憂患的人、心憂家國的人。所以，對于他們來說，家國的命運就是他們自身的命運。初盛時期的唐詩幾乎見不到所謂的家國之思，憂憤之情，所謂家國自家國，我自我也，而愈近中晚，人與家國之間主客體關系便愈是隱晦，并在每一個改朝換代、亡國破家的時期徹底消亡。

　　聞一多先生《賈島》一文說幾乎每個朝代的末葉都有回歸賈島的趨勢，“宋末的四靈，明末的鐘譚，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實則四靈也好、鐘譚也罷，他們都不是一個時代的文學的主流，更不是中國主流詩學傳統的組成部分。同光體卻是中國主流詩學傳統發展到極致境界的代表，由它可以上溯到晚唐的韓致堯，可以上溯到宋末的汪元量，上溯到明末的顧亭林、錢牧齋，卻和曾一度是僧無本的賈島漠不相干。韓偓是最早寄托其落花身世的詩人，他是杜甫以后最符合“純儒”標準的唐代詩人，每到亡國亡天下的時候，總會有人吟起和他一樣的調子：“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云從海上來。”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此前數日，為其門人謝剛主國楨題扇面，兩首是韓致堯詩，兩首則是陳寶琛的《前落花詩》。從韓偓到陳寶琛，中國的士大夫從來沒有走出落花身世的宿命，并由王國維以其自沉的悲壯宣布這一延續千年的悲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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