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影
《詩經》是北方文學的代表，而《楚辭》則是南方文學的代表，這兩者常被拿來作為南北方詩歌文學的比較，但大部分比的都是內容、形式、風格等。
有關《詩經》和《楚辭》在比、興上有何不同？以我所知它們的比、興在「作法」與「技巧」上并無不同，但是《楚辭》可說是第一個將比、興手法大量使用在政治諷諫上的，這并不是說《詩經》沒有政治諷喻詩（如：〈新臺〉、〈碩鼠〉皆是），而是《詩經》在題材內容方面的描述多生活化，不像《楚辭》較偏重于宗教政治、個人抒懷。
正如王忠林等諸位教授編《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所言：「比、興本來是任何詩歌在創作時都不可或缺的技巧。而直到朱熹在作《詩集傳》時，才顯明地揭示出這種技巧的效果。他在《楚辭集注》中也仿效《詩經》的方法，標示了一些比興的運用。當我們讀《楚辭》時必然會發現，如此大量運用比、興，而使它變為創作主力的，卻只有《楚辭》，所以《楚辭》在比、興技巧的運用上，仍然是獨創性的。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英不察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文心雕龍比興篇》也說：『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
而且《詩經》在黃河流域，而《楚辭》在長江流域，由于兩地的自然生態與生活型態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兩者在用來比、興的喻體上自然也會有所不同。
chliu
我個人較傾向于二者使用比興手法沒有分別。這個看法，我在大學時已深受《文心雕龍》的影響，而劉勰的說法則顯然受到東漢王逸的影響。下面是主要的引文。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將核其論，必征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恕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劉勰《文心雕龍比興》：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
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
但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講出《楚辭》異于經典處有四點則值得注意。
“至于托云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
竹杖芒鞋
《詩經》中的比興和“楚辭”中的比興，我個人認為是有很大的差別的。這可以從兩個方向上作出考察。
首先，從形式上看，“楚辭”應該說只有“比”而沒有元意義上的“興”，或者說，只有合成的“比興”。而在《詩經》中，“比”和“興”的區分實際上是很清楚的。
其次，從觀念上看，《詩經》中的比和興，其取比和興象較為盲目，缺少一致的情感依托意義。亦即，某一個對象，它的情感含義并不是穩定、一貫的。我稱這種情況為物情關系的不同一性。而在“楚辭”中，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謂“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其意義指向非常明確。
我們現在常用的比興一語，多指的是“楚辭”狀態的比興，而非《詩經》狀態的比興。
巴斯光年
補充一點：
《詩經》比興複雜，《楚辭》相對簡單。
《詩經》變化多，咀嚼有味（有的讀不懂），《楚辭》老套太多。
來自：北大中文論壇
[詩經與楚辭在比興上有什么不同？]相關文章：
4.與眾不同造句
5.樹與樹是不同的
7.不同專業求職信
8.與眾不同的同義詞
9.不同凡響的造句
10.用仿佛的不同意思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