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詩人、政治家，“楚辭”的創(chuàng)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紀，曾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廣泛紀念。
屈原的身世記載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記屈原列傳》較早而具體。司馬遷之前，賈誼在貶謫長沙途經湘水時，曾作賦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離騷》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轉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與《史記》所載完全契合。和司馬遷同時代而年輩稍早的有東方朔作《七諫》，莊(東漢人避諱作嚴)忌作《哀時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與《史記》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記》所載屈原事跡是基本可信的。當然，傳中也有偶然失敘或史實錯記之處。
近代少數學者對屈原的存在表示懷疑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
《屈原列傳》說屈原名平，字原。而《離騷》中則自稱名正則，字靈均，這是前者的轉寫化名。“正則”與“靈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義。
關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離騷》中自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對此有不同解釋，大致可分兩說：一是王逸說，他認為“攝提”是“攝提格”的省稱，屈原生于“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說，他認為“攝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說明什么年份，兩句只是說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說之中，王逸說更為流行，但因所據歷法不同，結論各異。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這一結論較為精細。
屈原的遠祖是顓頊高陽氏，應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據《史記楚世家》說，高陽氏六代孫名季連，是楚的創(chuàng)業(yè)始祖，姓。周成王時，季連的曾孫熊繹受封于楚，居丹陽(今湖北秭歸)，傳至熊通(一作達)，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孫就以屈為氏，所以屈是楚國姓的分支。自春秋以來，屈姓歷世都擔任楚國的顯要職位，擔任高級官職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蕩(前后兩見)、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傳。
屈原的父親，《離騷》中稱其名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傳說中屈原還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難確指在何處。屈原故里只能據漢以后各家之說來推斷，諸說中以丹陽秭歸的傳說為最多。丹陽即楚始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記》說：“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xiāng)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原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媭廟，搗衣石猶存。”這是漢魏以來關于屈原故里的最具體的說法。
屈原的政治活動屈原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度過。了解他的政治活動經歷，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學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這個職位幾乎全由屈氏子孫世襲。其職位僅次于令尹。《屈原列傳》說屈原曾為楚懷王左徒。據現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戰(zhàn)國時期擔任過楚左徒的，僅屈原與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為令尹，與楚舊制莫敖升為令尹相同。而從《屈原列傳》所載屈原在內政、外交方面擔負的職責來看，左徒亦與莫敖職位相當，可能就是春秋時代的莫敖。屈原與懷王同祖，他當左徒，是以宗親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動，據《屈原列傳》所載，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證，主要有：內政方面輔佐懷王，議論國事及應對賓客，起草憲令及變法；外交方面參加合縱派與秦斗爭，兩度出使于齊。
屈原的政治活動是和當時歷史發(fā)生變革的情況相聯(lián)系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統(tǒng)治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形勢發(fā)展的要求，諸侯國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爭霸，楚國的形勢與中原各國有相似之處，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條件，發(fā)展成新興大國。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后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經過長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為最強。
屈原輔佐楚懷王，正在七雄激烈爭斗之時。屈原起初很受懷王信任重用，懷王讓他“造為憲令”，即主持國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項。“憲令”涉及推行變法之事。楚國在悼王時，已有吳起變法的先例。懷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為，曾爭到合縱之長，因而屈原希望變舊更新，一度受到懷王的支持。可是，楚國的變法本來就不夠徹底，政權主要掌握在貴族重臣手中，他們?yōu)榱吮３謧�人祿位而反對變法。
當時楚國朝廷中佞臣充斥，與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懷嫉妒，與屈原爭寵，屈原起草憲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奪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懷王進讒言，說：“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懷王庸懦昏聵，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遠，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計劃觸犯了貴族利益，遭到舊貴族們的中傷打擊。
屈原和舊貴族集團的斗爭，還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當時形勢，堅決主張聯(lián)合齊國、抗擊秦國的策略，這是對楚國有利的正確策略，懷王曾采納他的主張，并派他出使齊國。屈原被疏遠后，秦國派張儀出使楚國，以土地誘惑楚懷王。目光短淺的懷王就改變了對外政策，采取絕齊親秦方針，結果使楚國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虧。懷王惱怒，又輕率出兵伐秦。由于沒有齊國的支援，被秦國打得大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勢下，屈原曾被懷王再次派往齊國，以圖修復兩國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兩國聯(lián)姻，要與楚王會面，屈原諫阻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之子子蘭卻勸懷王去秦，說：“奈何絕秦歡?”懷王終于去了秦國，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當時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漢北地區(qū)。
楚懷王死了以后，長子頃襄王繼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當時，楚國人都責怪子蘭勸懷王入秦的過錯，所以，屈原受到廣泛的同情。但子蘭非但不思其過，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誹謗屈原。頃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區(qū)。大約此時郢都在莊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鄉(xiāng)而就遠。輾轉流離在沅、湘一帶大概有九年之久。他遠離故國，又無職位，對于國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嘆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順著沅江，向長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遠游、求賢又不成，這時他“被發(fā)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無可奈何之際，他自沉于汨羅江中，以明其忠貞愛國之懷。
除左徒外，屈原還曾擔任過“三閭大夫”一職。三閭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閭大夫應當就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晉、魯等國的公族大夫，職務是管理宗族事務，教育貴族子弟，漢代的宗正與之相當。屈原之為三閭大夫，肩負著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這在《離騷》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愿竢時乎吾將刈。”他為培養(yǎng)后備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結果卻是“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變成了反對自己的敵對力量，使他感到極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屈原學識淵博。他對天文、 地理、禮樂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亂興衰和一些重要的歷史傳說，都很熟悉；對于春秋以來各大國的歷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對楚國先王的創(chuàng)業(yè)史，尤為精熟。在這廣闊的領域里，他總結了許多經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隨處都表現出強烈的憂國憂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內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賢相的政治。他認為只有圣君賢相才能改變楚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現實，使楚國強大起來。他熱烈頌揚古代的圣君如堯、舜、禹、湯、后稷、文王以及齊桓、晉文和楚之三后等，熱烈頌揚古代的賢臣如伊尹、傅說、呂望、周公、寧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齊、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還用對比的方法講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紂、羿、寒浞、澆等。他想通過對比來說明圣君賢相的重要，并借以說明楚無圣君賢相的危險性，這些都是針對現實而發(fā)的。“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所謂賢臣，則以伊、傅、呂、寧為楷模，而不以貴胄為對象。這就是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的意思，屈原在講到賢臣時，往往用忠貞、忠誠、忠信這些語辭。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愛國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堅持真理，不向邪惡勢力低頭：“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古代賢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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