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合法性判準的道德性重訪哈特富勒之爭的論文
一、關于合法性判準的核心爭論
如果我們認同法律體系是由規則構成的體系，合法性就是指該規則體系具有法律效力。這不是法律的實效，而是指一種法律資格，不同于道德規則以及其他社會規則的資格。那么，合法性判準，就是指用以判斷某套規則體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標準和條件。
(一)富勒的合法性判準
在富勒看來，法律是“使人類行為服從于規則之治的事業”。 “服從”這個概念至少包含了三個前提條件：第一，人們具有服從的能力和意識，能為自己不服從的行為負責任。第二，規則具有可服從性。第三，規則能夠喚起人們服從的熱情，比如若法律能夠幫助人們實現某種道德目標，那么它更易獲得公民的服從。富勒主張我們在檢驗規則體系R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時要去檢討R能否滿足這三個條件。對于第一個條件，由于人們的確有服從規則的能力和意識，所以我們在判斷某套規則體系是不是法律體系時，不用對該條件本身進行反思。
而是要看后兩個條件能否包含這個條件，即能否尊重人的服從能力，尊重人作為“理性的且能夠負責任的主體”這個特性。至于后兩個條件，由于它們關注的都是法律如何讓人們服從的問題，我們可以將它們合稱為“服從理由”。第二個條件是指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法律為具有可服從性而必須遵守的程序性條件。富勒對此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他認為使規則具有可服從性的條件包括以下八項程序性原則：(1)具有一般性;(2)公布法律，至少使受其影響的當事人知道他們應當遵循的規則;(3)禁止溯及既往;(4)清晰并易于理解;(5)法律體系內部不自相矛盾;(6)不要求公民做不可能之事;(7)法律在時間之流中保持連續性，不頻繁修改;(8)官方行動與公布的規則之間具有一致性。〔2〕富勒認為，這八項原則，尤其是第八項原則，在統治者和公民之間建起了一種互惠預期關系。〔3〕更重要的是，這八項原則對“人是或者能夠變成一個負責的理性行動主體，能夠理解和遵循規則，并且能夠對自己的過錯負責”保持了尊重。相反，“每一個偏離法律的內在道德之原則的事件都是對作為負責的理性行動主體的人之尊嚴的一次冒犯”，〔4〕所以，對于喚起人們服從法律的熱情和動機而言，這八項原則也是必要的。簡言之，富勒認為這八項程序性原則，是合法性判準的必要內容，被富勒稱作“法律的內在道德”。
二、服從理由作為合法性判準的必要內容
(一)哈特：承認規則而非服從理由
1.承認規則作為合法性判準在哈特看來，法律體系是由兩種規則構成的規則體系。這個結論來自哈特對沒有法律的原初社會的設想。他認為，在這樣的原初社會中，社會控制的唯一手段是科予義務的規則。然而，這樣的社會結構，面臨如下三個問題：(1)沒有權威來確定規則是什么以及某個規則的精確范圍與含義，即“不確定性”;(2)除了經過漫長的社會變遷，該社會不能取消舊規則或引進新規則，公民也不能創造私人之間的法律權利義務關系，即“靜態性”;(3)用以維持規則的社會壓力分散而無效率，沒有權威機構懲罰違規行為。為了彌補原初社會的這些缺陷，哈特主張引入三種授權性規則：承認規則、變更規則和裁判規則。原先那些科予義務的規則被稱為初級規則，而這三種授權性規則是次級規則，其意義就在于彌補初級規則的缺陷，使原初社會進入成熟的法律社會。承認規則，指出具有什么樣特征的規則是法律，它明確地指出什么樣的規則具有立法權威性。變更規則，是指授權某個機構變更法律的權利以及授權公民自由創設私人領域的權利義務結構。裁判規則指定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對爭議做出權威性決定以及做出決定必須遵循的程序。因而，哈特認為法律的關鍵特征，就在于初級規則和次級規則這兩種規則。
哈特進一步指出，在這些規則中，承認規則具有基礎性的地位。這種基礎性地位是指被用來識別其他規則的法律效力。承認規則，如“凡女王議會通過的即是法律”，“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即是法律”，其實是授予特定機構立法的權威，進而賦予它們制定出的規則以法律的效力。當然，我們的法律有位階之分，然而無論是下級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還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它們的效力最終來自具有終極效力判準力的“承認規則”。由其他立法機關制定出或識別出的法律，如果違背承認規則確認出的法律，就不具有法律的效力。
三、服從理由的道德性
富勒主張的服從理由，不是法律符合如公平、正義這樣的實體道德目標，而是程序性目標。這些目標是圍繞“建構和管理規范人類行為的規則系統的方式”展開的，以“使得這種規則系統不僅有效，而且保持著作為規則所應具備的品質”，屬于程序性品質。又因為這些品質內在于法律制定過程中，法律從一出生就帶著這些品質，所以這些品質具有內在性。與外在于法律體系的實體道德目標區別開來，富勒將八項原則稱為“法律的內在道德”。內在道德是合法性判準的關鍵內容。用富勒的原話說，“道德使法律成為可能”。
前文概括出的爭論(2)和爭論(3)正是圍繞法律的內在道德展開的。下文將重建富勒在這兩個爭論中的立場。(一)服從理由應該是道德理由服從理由應否是道德理由，這個爭論關系到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更確切地說，關系到道德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哈特反對在法律與道德之間建立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因為這種做法很有可能導致法律規則難以與其他社會規則區分開來，也使得政府有可能以道德的名義通過法律強制貫徹某種道德而形成暴虐。不過，在富勒看來，這種判斷有諱疾忌醫之嫌。承認法律與道德在合法性判準意義上的必然聯系不會削弱法律規則的獨特性，相反，是在正視道德于社會生活和法律的`重要意義。為說明法律與道德在合法性判準意義上的必然聯系，富勒對道德做出區分———愿望的道德與義務的道德。道德指引著我們的生活，我們信守和實踐什么樣的道德決定著我們過怎樣的生活。古希臘哲學家告訴我們，最良善的生活應是充分實現人的德性的生活。但是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努力追求最良善的生活，但未必能夠實現。我們能夠保證的只是最基本的良善生活，使生活和有序社會成為可能。義務的道德，正是引領我們實現最基本良善生活的道德。
而最高境界的良善生活對應的道德是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指示人類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而義務的道德則指示道德的最低點。區分愿望的道德與義務的道德的現實意義在于，二者為我們的實踐提供了不同的評價標準。實現愿望的道德，會得到贊揚，違反它不會遭到譴責。相反，實現義務的道德是我們的義務，若違反義務的道德，我們會遭到譴責，因為若違反義務的道德，我們連基本的有序社會都無法實現。當然，在道德的標尺上明確找到區分愿望的道德與義務的道德之間的指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它值得我們討論和重視。因為指針過高，會給人們增添很多負擔;而指針過低，我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我們需要某些基本框架來大致地區分義務的道德與愿望的道德。法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基本框架。法律可以說是對義務的道德的集中體現，法律是將這些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確保得到人們的遵守。愿望的道德很難實現，但是卻間接影響著法律，因為通過愿望的道德我們能夠反向判斷出什么是不好的，然后在義務的道德范疇內禁止我們做這些不好的事情。這是愿望的道德對于我們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這不是在抬高標尺中指針的位置，而是為我們明確義務的道德的內容。在富勒看來，是義務的道德構成我們建立制度和慣例的基礎，它們“確立了使有序社會成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會得以達致其特定目標的那些基本規則”。由此可見，道德并不是與法律截然分離的。如果法律想要得到人們的服從，就要說明它自身反映了一種義務的道德，以及服從法律的理由是道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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