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文
【摘要】
儒家理想人格為“文質彬彬”之君子，君子要實現文質互補，內在人格與外在禮儀和諧一致。儒家傳統的禮儀思想可以培養秘書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質與高尚人格，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形成恰當的禮儀行為。
【關鍵詞】
儒家君子人格；文質彬彬；秘書禮儀
一、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儒家創始人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系統闡述了他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養方法。《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句話道明了孔子所向往的君子人格形象，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從整句話看，一個品格高尚，禮儀修養高雅的人必須具備兩種素質，即：文與質。但并不是說只要具備這兩種素質就可以了，而是要使這兩種素質達到恰當的配合，一定比例的協調，才能使人成為君子。那么“文”與“質”這兩種重要的素質是什么呢？二者如何調配才堪稱為君子呢？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說：“ 質：樸也。文：華飾也。野：鄙野義。史：宗廟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書者。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義。”整段話的意思是：“質樸勝過文采，則像一鄉野人；文采勝過了質樸，則像宗廟里的祝官（或衙門里的文書員）；只有質樸文采配合均勻，才是一君子”。
參考錢穆的解釋，“質”即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質樸無華的天性。所謂“文”，正如司馬光所言：“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玄歌雅頌之聲。”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飾，及后天“詩書禮樂”教養，是對人與生俱來的天性的文飾。“質勝文則野”說明，這種與生俱來的質樸天性中有好的素質，也有不好的素質，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飾”來彌補其不足。如果后天“文飾”不足，則會將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較粗野，鄙俗。由此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文勝質則史”則說明，后天的文飾也應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后天文飾徹底掩蓋了先天本性，那么這將遮蔽了人性本有的質樸純粹的良好素質。一個失去內在本性，而只有外在華美裝飾的人，讓人覺得虛偽而夸張。因此孔子說要“繪事后素”，要求做一個有修養、有品格的人必須達到“文”與“質”的恰當協調，實現二者最佳的結合，彌補文質的不足，展示二者的優長。“彬彬”即是文質的協調配合。“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認為一個人應該做到“文”與“質”的完滿統一，其言談舉止應該與內在的美好品質達到統一，“質”和“文”兩者都不可偏廢。
那么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做才能體現出文質彬彬的君子風度呢？孔子在《論語》中有大量關于內反 “質”，外修“文”的言論，這些思想貫穿于君子的言談舉止和立身行事中。《論語·衛靈公》：“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一個君子要將“義”作為他內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禮”來約束，調節自己的外在行為，要以“謙遜”的方式與人言談，要以“誠信”的態度和他人相處。只有做到了這幾個方面，才真正稱得上是一個君子。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應該將“道義”作為他內在質樸無華的“本性”，將文明規范的禮儀作為他行為的外在“文飾”和約束標準，謙遜而忠誠的持守這種道義，將他實踐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在與他人的社會交往中。
《論語·陽貨》中記載，孔子弟子子張請教老師如何做才能成為君子。孔子提出，要做到“恭、寬、信、敏、惠”。孔子認為，恭敬他人就不會受到侮辱；對他人寬容厚愛，人們就都愿意親近他，與他共事；誠信待人，就會取得他人的信任；應事速敏，則容易成功；恩惠他人，則易使人。一個人只有具備了恭、寬、信、敏、惠的內在品格，他的外在行為才是適宜而恰當的，他也才能成功地與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實現自我的工作目標。
二、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對秘書禮儀修養的意義
孔子所要實現的君子人格，內要以“仁義”為本質，外要以“禮儀”為行為原則，只有這樣，才能養成“恭、寬、信、敏、惠”優良人格品質，才能在具體實踐中禮儀有度。儒家這種文質并重、內外兼修的君子理想對現代秘書禮儀修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一個有著良好人格修養和高尚情感的秘書工作者，必然能在千變萬化的現實工作環境中，體現出良好的工作情操，合宜適當的行為禮儀。具體談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對秘書禮儀修養具有以下幾方面的意義：
（一）培養健康的心理素質與高尚人格
一位高素質的秘書人員應該以君子人格自勵，努力修養自我，完善人格。如果能將“君子”人格的思想融于秘書的個人修養之中，這將對其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百善孝為先”，儒家首倡君子“孝悌仁愛”的精神品格。《論語·學而篇》要求：“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一個學做“君子”的人，培養人格的'基礎要從孝悌做起。他要在家能做到孝敬父母長輩，出門能友愛兄弟朋友，謹慎于自己的言行，誠實守信地做人為事，把對父母兄弟的親情之愛，推廣為對社會大眾的博愛精神。孟子曾說，我們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此處所言，即是儒家實現博愛精神的具體實現方式。我們從敬愛自己的親人開始，推擴到敬愛他人的親人，我們從愛護自己的孩子開始，推擴到愛他人的孩子。這樣天下就處處充滿愛，社會就處于和諧狀態。作為秘書職業，他所從事的工作原本就是一種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位，這更要求秘書工作者要有良好健康的心態來面對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要有一種愛的精神，一種樂于奉獻，樂于付出的精神。學習儒家孝悌仁愛精神，可以培養秘書工作者的仁愛意識，使其將對父母兄長的敬愛之情，擴展為對社會人生的積極樂觀心態，對工作的忠誠熱愛態度。
其次，儒家君子“自強不息”的人格精神，可以鞭策秘書工作者積極面對工作。《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作為仁人君子要效法天道剛健不息的精神，不氣餒，不怠惰，頑強拼搏，自強不息，勇往直前。儒家的這一思想可以用來砥礪秘書工作者，加強人格修養，培養孟子所言的“富貴不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精神，無論是艱難困苦，還是富貴貧賤，都不能使其變易人格操守與節氣。
（二）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
良好的職業道德，是秘書工作必須具備的職業操守。儒家文化中的很多價值理念，為秘書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修養提供很好的養料。儒家所倡導的“見利思義”，“義以為上”的君子品格，讓我們懂得了面對利與義的沖突時，應該如何選擇。當面對利益誘惑時，一個真正的君子首先要想到“義”，看合不合“義”的要求。古人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獲取這種利益符合道義的要求，則會欣然而取。如果獲取的利益不符合道義的要求，則要以道義為上，當舍棄時，必須舍棄。在政府的重要部門和現代企業中，秘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崗位，他處于上傳下達的位置。單位的很多重要信息，甚至是機密性的一些文件都要經過秘書這個職位傳往下級部門。如果秘書工作者沒有良好的職業道德，沒有見利思義，義以為上的人格操守，則很容易經不住利益的誘惑而以身試法，鉆進不法分子設入的圈套，出賣政府或公司的機密。對儒家文化中義利思想的深刻學習與把握，可以讓秘書工作者清楚明白其中的利害關系，忠于職守，持守應有的職業道德。
（三）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秘書，作為某個社會組織中專為領導處理各種人際關系與事務的輔助者，社會交往活動是其主要工作內容之一， 秘書工作的特點是跟人打交道。無論是他的服務對象——領導，還是在為領導服務的過程中要形成的各種關系，歸根結蒂，都是人際關系。處理好各種不同關系是秘書工作藝術的體現，恰當地運用禮儀來理順關系，對秘書工作總體效益的提高大有幫助。那么，秘書如何培養自己良好的人際習慣，如何處理工作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人際關系呢？孔子以“正名”思想為前提，提倡的很多處理社會關系的思想在當代依然有重要價值，值得我們學習。
首先，孔子如何處理上下級關系。《論語·子路》中孔子說，做臣下的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意思就是，作為臣下面對領導要謙恭而有禮，要表示對領導的充分尊重與敬意。但孔子所主張的“恭敬”不是一味地討好巴結領導，沒有原則，沒有人格尊嚴，比如像乾隆皇帝手下的和珅，為了巴結皇上，從來都是戰戰兢兢，稱自己是“奴才”。一個正直而有尊嚴的臣下對其所服務的領導，應該做到“恭而有禮”，恭敬但不諂媚，有禮有節，不卑不亢。與此同時，我們不僅要尊重領導的人格，更要認真面對自己分內的工作，戒慎虔謹地把領導交給自己的工作干好，在與領導交往的過程中，要本著一個“忠誠”的原則。在孔子看來，臣下如能充分尊重領導人格，忠誠于領導的事業，君臣之間就會建立良好的上下關系。儒家的這一思想尤其值得我們借鑒，它可以為秘書工作者提供一個與領導相處的原則與基本要求，有利于明確其職責與地位。
其次，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可以幫助秘書處理好在工作過程中所形成的其他各種人際關系。秘書是處于上傳下達職位，要將領導所傳達的精神與要求很好貫徹實踐下去，首先要與傳達對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這樣才能實現應有的工作效果。那么如何建立這兩者間良性的人際交往呢？儒家倡導“和而不同”精神，要求我們在與他人相處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個性與不同，希望能通過不同個性、不同元素間的組合彌補，實現完滿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在人際相處中不要一味地求同，強調絕對服從，而是善于聽取不同聲音，結合不同人的特長，共同合作完成一項工作。這種合作精神不僅沒有扼殺個性，而且能發揮每個人的特長，充分尊重每一個成員的個體價值，帶來工作意想不到的豐碩成果。儒家認為，實現這種“和”的精神，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要根源于“厚德載物”的人格包容精神與坦蕩胸懷。
（四）形成恰當的禮儀行為
秘書形象不僅代表他個人，還體現其所在機關或單位的形象。秘書個人的學識，才能，修養，品格，風度，體魄，都能通過禮儀表現出來。所以秘書外在禮儀修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禮儀，要求文質合一，恰如其分，強調其行為的內外和諧一致，反對沒有內在精神的外在虛浮禮儀。《論語》中孔子批評巧言令色之人沒有良好品質，認為：“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禮”是處理好人與人關系的關鍵一環，但必須有內在的“敬”與“恭 ”。只有恭敬有禮，禮儀有度，這樣才會受到他人的歡迎與喜歡，建立與人親如兄弟樣的感情。儒家非常重視社交場合的禮儀容貌，強調待人接物時必須要重視儀容的修飾。儒家經典之一《禮記·玉藻》中概括的“九容”，即“言行舉止的九種規則”，包括足、手、目、頭、氣、立、色、坐、口、聲等儀容與言語要求，這些具體的禮儀規范，可以供我們細細品味并借鑒。總體說，在具體儀容上要求做到“沉雅自然”、 “容止可觀”，要沉穩而不浮躁，優雅而不俗套，自然而不雕琢。語言方面要求，言語要與身分場合相一致，要“言而有信”，“言當是非”，鄙棄巧言、讒言、諂言、淫言，說話要注意自己的身分。儒家所推崇的語言藝術，不僅適合語境，運用得體，機動靈活，注重實效，而且傳遞著尊重、友善、得體的信息，讓人體驗一種人格之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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