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論文

時間：2021-06-22 14:16:25 論文我要投稿

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論文

　　天津地區是我國古代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接合部，自有宋代起，隨著中原王朝的勢衰和北方民族的崛起，天津地區成了兩種文化沖突、角逐前沿。天津地區曾相繼處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統治之下，使其城市文化融入了大量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質，其中蒙古族對天津城市文化發展的影響不論是范圍、強度和深度來說都是空前的。然而有關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卻極為鮮見，本文利用有限的歷史資料和相關成果，以蒙古族與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為切入點，從槽運、儲糧、屯田、商業、民俗等方面來闡述天津城市中的蒙古族因素，揭示蒙古族文化對天津城市發展的影響和作用。

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論文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大漠南北處于女真人統治下的三十靴靶統一在蒙兀室韋的杰出首領鐵木真的摩下，建立了大蒙古國，并以此標志著給予中國乃至世界以巨大影響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蒙古族剛一形成，恰逢大金國處于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中，蒙古族敏銳地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展開了反抗金國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并取代女真人的斗爭，從而使蒙古族與天津地區有了最初接觸的機會，也促使天津城市的萌芽狀態。

　　剛剛形成不久的大蒙古國，在成吉思汗的統領下，建立了軍隊、設置了管理機構、頒布了法律、發展了經濟，并相繼征服西夏及維吾爾等地，國勢大增。1211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誓師伐金，一路勢如破竹，摧枯拉朽，二月出兵，九月攻入居庸關，十月就來到了金中都燕京城下，雖沒能攻下金都，但掠奪了包括天津薊縣在內的金中都周邊各地，沉重打擊了金朝的統治，動搖了金國的根基。

　　1213年7月(金至寧元年、元太祖八年)，蒙古大軍再次伐金，利用金國朝廷內部動蕩的機會包圍中都燕京，同時分三路對周圍千里范圍的金國各州縣進行大規模的攻伐劫掠，逼迫金廷于1214年3月(金至寧二年、元太祖九年)納貢求和。蒙古撤兵后，中都周邊已是赤地千里，遍地廢墟，金國都城難以維持，金宣宗只好讓太子留守中都，于當年5月遷都汁梁。同時金廷為了維持中都周圍的統治，一邊大力籌建地方管理機構，一邊對在抗擊蒙古軍隊攻掠中有功的官吏加官進爵，天津地區就是這個時候被設置了“直沽寨”，而梁佐、李咬住也是這時被金朝賜姓完顏、晉職為都統和副都統的，所以蒙古族的壓力促成了天津早期城市的萌芽。

　　金廷遷都后，中都空虛，這讓成吉思汗看到機會。1214年6月(金至寧二年、元太祖九年)，蒙古大軍入古北口，重新圍攻中都燕京。7月，金太子逃回汁京。1215年5月(金至寧三年、元太祖十年)，金中都留守元帥自殺，燕京官兵投降，蒙古軍隊實際控制了燕京及其周邊各州縣，天津地區也就相應地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

　　1233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大軍攻陷汁梁，翌年金哀宗自殺，金亡。1239年，蒙古軍入藏。1247年，吐番藏傳佛教薩迎派首領率部歸服蒙古。1253年，蒙古軍入云南，破大理。1254年，又破善闡(昆明)，滅段氏大理。1271年，建元朝，定都燕京并改其名為大都。1276年，元軍攻占臨安(杭州)。1279年，南宋亡，元朝統一全國。

　　元朝統一全國后，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政權機構，錄用儒臣，提倡儒學，扶持農業，安撫臣民，使國家逐步穩定和發展起來。

　　天津地區歸入元帝國后，元朝政府強化了對天津地區的行政管理，使其裴南重地的作用進一步突出。海河以南的靖海縣屬河間路，歸清州管轄;海河以北屬大都路，其中寶低縣歸大都路總管府，漁陽縣歸薊州，武清縣歸廓州管轄。元朝定都北方，需要把全國的財物源源不斷地運往大都，為此元政府在天津地區先后建立了接運廳、臨清萬戶府、鎮守海口屯儲親軍都指揮使司、鎮撫司等管理保護海、河槽運的眾多軍事機構，并在沿河地區設立了直沽廣通倉、倉上、南倉、北倉等倉儲基地。1316年(延佑三年)，元政府在三岔口地區設置獨立管理海河地區的行政機科獷一一“海津鎮”以取代金朝的“直沽寨”。海津鎮的設立在天津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志著天津城市的基本形成。

　　元朝實行帶有明顯民族歧視的統治制度，使元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激化，以紅巾軍為主的農民起義遍布全國，元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358年(至正十八年)，紅巾軍一部揮軍北上，2月占滄州，3月經直沽攻陷薊州，直指大都，次年雖兵敗退走，但此次起義還是沉重地動搖了元朝的統治。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常遇春率軍25萬再次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克德州，取長蘆，占直沽海津鎮，沿北運河北上，在河西務大敗元軍后，直取通州，圍攻元大都，元順帝北逃，元朝滅亡，天津地區正式納入明朝的管轄范圍。

　　13世紀中葉，興起于東北地區的蒙古族，用鐵蹄橫掃中原。1271年，元世祖吞并金國，不久滅掉南宋，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君臨全國的元王朝。為調動全國的物力、人力為己所用，元朝十分重視河、海槽運，使天津成為江南上達京師大動脈的重要節點，促進當地槽運、商業貿易的更加繁榮。為屏藩京師，這里又成為屯田與駐軍的要地，其經濟與軍事地位大大超過金代。

　　元初，由于北方連年戰亂、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令元朝“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元政府為解決中央龐大的`消費需求，在承繼金代運河槽運的同時，始開海洋槽運。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廷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暄等人造平地海船60艘，運糧46000余石，船隊經過千難萬險，于第二年從海道至京師，開海洋槽運的先河。此后，海運量逐年增加，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達57萬石，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超150萬石，1308年——1313年(至大皇慶年間)增至200萬石左右，1319年(延裕六年)之后每年海運槽糧增至300萬石左右。自元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槽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4萬石以上增而為300萬石以上，極大地滿足了元王朝的物資需求。這些經海路槽運的物資在進入元大都之前，要在直沽三岔口地方交卸轉運，就是把物資從大型海船上卸下，改用小型河船沿北運河北上運抵大都。元代王憋德《直沽》一詩中的“東吳轉海輸粳稻，潮來集萬船”道出當時直沽繁忙的景象。各種槽船在三岔口一帶聚泊，連墻萬艘，水手云集，不僅運來了江南的糧食和物資，還構成海津鎮人口數量急劇增加的因素之一。

　　元末，社會動蕩，義兵風起，海運航線時常被切斷，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元代海上槽運才被迫終止。

　　與槽運的需求相適應，天津地區又增加了一項經濟職能—建倉儲糧。大量糧食聚集天津，必然要有儲糧的地方，這就促使元朝統治者在天津海河岸邊修建了大量糧倉。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廷在直沽修建的廣通倉是天津歷史上第一座國家糧庫。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修建了海運米倉，標志著直沽港向儲存、轉運等多功能港口發展;而武清河西務的“十四倉”則是元大都外圍最大的倉儲基地。元朝在大小直沽沿海河兩岸設置了17座糧倉，永備南、北二倉;廣盈南、北二倉;充溢、大盈、大京、大穩、足用、豐儲、豐積、恒足、既備倉，以及廣通倉、直沽米倉等。眾多糧倉的設立，需要大量駐守士兵和民工勞作，這就構成海津鎮人口急劇增加的另一因素，使這里成為相當規模的海口重鎮。

　　元朝統治者在積極開展海、河槽運的同時，還在元大都周邊大力開展軍事屯田，以就地解決軍隊的給養和元大都的經濟需求。其中在天津地區軍事屯田的地段主要有，歸屬樞密院所轄的三處、大司農所轄的兩處、宣徽院所轄的兩處，共有數千頃之多，遍布薊縣、寶低、武清等海河以北各縣。元初，天津北部的軍屯主要是由蒙古軍隊以千戶、萬戶為單位進行的，各軍屯地區由政府出資購買耕牛、農具等生產工具;發給種子、口糧;興修水利，所以使蒙古軍隊屯田活動進展得十分順利。1268年(至元二十三年)，樞密院奏“前遣蒙古軍萬人屯田，所獲除歲費之外，可集鈔三千錠”。這不僅說明蒙古軍人很好地轉換職能完成了種糧的任務，且取得很大的經濟效益;也反映出參與屯田蒙古軍人的數量很大，達萬余人之眾，這在當時海津鎮的人口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更證明蒙古族軍人為天津地區的農業開發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到了元末，隨著海路槽運的衰微，元朝統治者加大了天津地區的屯田力度與規模，在原有的蒙古屯田軍的基礎上，一些漢軍和少數民族康里軍也被派遣到天津來屯田，同時還招募大量江南民眾來這里屯田，其結果使海河兩岸大量沼澤變良田，屯田數量竟達到10萬多頃。元代的屯田活動極大地促進了天津地區的土地開發和人口增加，也給天津留下了“頭百戶”、“十百戶”、“哈喇屯”等帶有鮮明蒙古族軍屯色彩的地名。

　　元朝統治者實施的天津海、河槽運活動，不僅保證了元大都糧食財物的供給，還催生了天津地區商品貿易的繁榮發展。那時，在運河海上絡繹不絕的船只不僅僅載運糧食，船主們為增加收入還捎帶販賣江南的貨物，此外還有很多賈者商家買通官府，隨船經商，從而使海河區域商販云集，構成南北商人聚集之地。元詩人張蠢在一首詩中寫道:“一日糧船到直沽，吳嬰越布滿街簡”，反映了南方的商品隨著海槽船大量運到直沽后，物品交換頻繁，貿易往來繁榮的情景。海洋槽運推動了直沽商業貿易的繁榮，許多手工業和服務業，如燒鍋、店鋪、茶肆、酒樓等應運而生，令海河兩岸出現“舟車枚會，聚落始繁”的景象。可以這樣說，近代天津成為北方商業中心的歷史淵源之一就來自于元代海洋槽運的繁榮。

　　天津城市的萌芽與形成，除了其地處南糧北運的樞紐之勢外，還借助了鹽業的發展之利。元初，蒙古統治者就十分重視熬鹽之利，早在1230年(太宗二年)，就設立了“大都河間課稅所”，專門管理鹽業的產銷。1234年(太宗六年)，三岔沽一帶鹽鹵涌出，元官府特許高松、謝實等18戶在此設灶煮鹽，為天津鹽業發展之娘“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1236年)初于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辦……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低二鹽場。”兩年后，元廷又專門設立“三岔沽司”、“大直沽司”管理直沽鹽。“至元年間(1286)，大都、河間等路諸轉運鹽使司掌管的鹽場已達22所，其中屬天津地區的有國富、興國、厚財、豐財、三岔沽(位于今天津市區)、蘆臺(位于今天津寧河縣)六場。除了產鹽、加工鹽以外，渤海地區的鹽運往大都也要經過直沽，令其成為環渤海沿岸及其內陸鹽的集散地。鹽業的發展，同樣積聚了大量的人口，有“萬灶沿河而居”的熬鹽灶戶，有承運官鹽的船戶，還有服務鹽業的商家，有管理鹽政的官吏和士兵，構成天津城市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的因素。

　　元朝在天津地區的經營，不僅促成這個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繁榮與發展，也給其城市民俗文化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

　　天津有“先有天后宮，后有天津衛”之說，天后宮被認為是天津城市發展的原點，而這個天后宮就是在元朝政府的支持和推動下建筑起來的。元初，由于海槽運的頻繁，為滿足船工們對風濤敬維、祈求平安的需要，元廷約在1264——1294年間(至元年間)，于大直沽建設慈靈宮(稱東廟);1362年(元泰定三年)，于今海河三岔口的海津鎮再設天妃宮(稱西廟)來供奉航海保護神媽祖女神。為表達對女神的重視與尊重，元朝統治者還多次賜封女神媽祖，尊其為天妃，人稱天后。天后宮的設置與香火，不僅給往來的船工以精神上的慰藉，還影響了天津后來的民俗民風。天后宮成為各種文化在這里融會的平臺，這里不僅供奉著船工的保護神媽祖，還隨著外地居民的涌入添加了許多神靈，如子孫娘娘、乳母娘娘、王三奶奶、救濟施藥仙官、挑水哥哥、灶王爺、雷公等，這說明天津人不僅將天妃宮視為祈禱槽運平安的場所，也是滿足人們各種精神需求的圣地，天后娘娘也由護海保航，發展為求嗣、祛病、免災、祈福的多元化神靈。人們在宮前建造戲樓和廣場，除了酬神演出外，這里成了槽運船工、民夫、居民聚集娛樂之地。人們漸漸形成了“逛皇會”，游“娘娘廟會”的習俗，其間眾多民間樂舞、雜耍競技在這里爭相表演，天南海北的文化在這里集聚，鍛鑄了天津城市容納百川開放的文化性格。

　　元朝在天津地區百余年的經營給天津城市文化烙上一些自己的印記，時代雖已久遠還能依稀可見。如，天津有個商業街叫“大胡同”，這個胡同就來源于蒙古語言。有個地方稱宜興埠，它的出現與元朝推行海洋槽運活動有著密切聯系，元朝起用張煊、朱清二人主持海洋槽運，張煊是江蘇宜興人，他手下的船工、舵手多為宜興人，有些人后來在天津落戶，宜興埠就是他們當時聚居的區域“天津方言中有‘糊里八提’一詞，據考與元代以來流行民間的‘葫蘆提’一詞有關‘葫蘆提’意為糊涂，元雜劇《竇娥冤》中有一句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想 ,，意思是可憐竇娥糊里糊涂地成了罪人。天津話在糊里(葫蘆)和‘提’之間加個‘八’字，更加風趣活潑。”。天津人喜歡美食，其中對吃火鍋更是鐘愛，這火鍋的吃法一般認為來自于蒙古族習俗。

　　綜上所述，元朝實際管轄天津地區有一百余年，蒙古族在這里的經營與活動則構成天津城市文化發展的重要一環，因此蒙古族文化對天津城市文化發展產生的影響是深刻和巨大的，蒙古族的一些文化因素成為天津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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