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楷第與中國通俗小說目錄學的發展分析論文
中國通俗小說歷來不被文人所重視，所以官修書目中并沒有著錄通俗小說，對于通俗小說的著錄也只是零散見于一些私家書目。直至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隨著小說地位尤其是通俗小說地位的不斷上升，眾多學者才將目光投到通俗小說的研究當中。隨著研究地不斷深入，專門著錄通俗小說的書目也逐漸出現并隨之完善。至1933年，孫楷第先生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問世，標志著中國通俗小說專科目錄的正式形成。
一 孫楷第之前通俗小說目錄的著錄狀況
(一)著錄通俗小說
《漢書·藝文志》中“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業也”，可見小說這一體裁歷來不被士大夫階層所重視。直至唐宋，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小說這一通俗文學樣式越來越受到廣大市民階層的喜愛，創作數量也隨之增多。但囿于傳統文學觀念——小說乃屬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士大夫階層仍普遍輕視小說戲曲。官修書目中，通俗小說未有一席之地。直至明代，私家書目中，高儒的《百川書志》才將通俗文學提到一個可觀的位置。
中國小說目錄學史上最早著錄通俗小說的是明代的私家書目——高儒的《百川書志》。高儒在《百川書志》中將通俗小說歸入史部，在史部之下創設“野史”、“外史”、“小史”三類來著錄通俗小說，展現了他獨到的目錄學思想。在“野史”類中，高儒著錄《三國志演義》二百四卷、《忠義水滸傳》一百卷;在“小史”類中著錄《剪燈新話》。這雖不出于傳統的小說稗官野史的觀念，但從書中另有子部“小說家”類、“神仙”類并兼收志怪傳奇來看，高儒顯然是有意在舊的“小說家”類之外，努力為通俗小說尋找一個更能凸顯其特點的位置。他把戲曲也放在史部，稱之為“外史”，同樣顯示了這種努力[1]。
高儒不受傳統儒家思想束縛，大膽沖破舊有的藩籬，為目錄學引入進新文學樣式的創造精神，還是值得欽佩的[2]。同時，高儒的所作的著錄工作為研究元、明、清文學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
(二)著錄宋元話本
私家書目中，最早著錄宋元話本的應當屬錢曾的《也是園書目》。本書共設8部，除經、史、子、集外，還設有三藏、道藏和戲曲小說四部。其中戲曲小說又細分為古今雜劇、宋人詞話、傳奇、通俗小說等八類。在宋人詞話中著錄有《燈花婆婆》、《錯斬崔寧》、《西湖三塔》、《種瓜得瓜》等話本小說16種。私家書目的著錄則有助于我們考查話本小說的流傳和演變。例如《燈花婆婆》這一宋代話本，現已失傳。馮夢龍《新平妖傳》第一回卷首有情節節要。但它在明代仍有流傳，錢希言《桐薪》三卷、天都外臣《水滸傳序》和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等都有明確記載。《也是園書目》的著錄，即可為旁證[3]。
《也是園書目》中除了著錄宋元話本，在通俗小說中還錄有《古今演義三國志》十二卷《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梨園廣記》二十卷等。
(三)著錄戲曲史料
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可謂是中國古代戲曲史料的拓荒之作。本書共設目470多條，收錄戲曲多達325種。正如趙景深先生所說：“全書一共八本，通俗小說部分材料遠不及戲曲，恐怕最多只占兩本，零零落落地散載各冊內”(《中國小說史料跋》)[4]。《小說考證》收錄曲史料三百多種，其中一百多種今已不可見。因此，《小說考證》所著錄的曲目，對于考查古曲有著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書亦成為一本著錄戲曲的目錄學著作。
自蔣瑞藻之后，中國小說目錄學的發展進入新的時代。大約1912年以后，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的第二、三代留學者相繼歸國，他們文化底蘊豐富，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又接受了西方先進的學術思想。這些學者便成為連接中西學術的紐帶，他們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方針來研究中國原有的體例、范式，從而創造出“中國式”的研究方法。白話文運動的引領者胡適，為了推動白話文的發展，專門為通俗小說作序，采用傳統的考證方法，推動白話文本發展(后將序文合并成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魯迅為了彌補中國小說“自來無史”的空白，在其課堂講稿的基礎上，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眾多優秀的學者都致力于小說的研究，從而在20世紀初期，小說成為一門“顯學”。這其中也包括通俗小說目錄學。
嘗試從事小說目錄學研究的人有很多，如鄭振鐸在研究小說目錄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小說提要》和《西諦書話》，雖然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的目錄學著作，但貢獻也是不容小視的;馬廉也曾經致力于完成一部小說目錄學方面的專著，然也未成功……直至孫楷第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于1933年完成了成就最大、影響最深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這部書的問世標志著小說目錄學已有了初步系統和比較完備的著作，為小說研究奠定了目錄學基礎。
二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寫法
(一)孫楷第創新的目錄方法
上世紀對中國小說分類影響較大的有兩種：一為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的“文學史”分類方法，側重從小說發展史的角度，突出某個時代小說發展的主流，并且能夠看到時代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另一為孫楷第在參考《中國小說史略》分類方法的基礎上，采用“圖書學”分類方法。孫楷第認為如果小說書目完全囿于“文學史”的分類方法，過于紛繁支離，不易觀察期發展脈絡和檢索[5]。所謂“圖書學”的分類方法，就是如傳統目錄學將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強調的是以類相從，任何一本書都應在門類中占有自己的位置[5]。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分類說明》中可以看出，他首先將通俗小說分為講史和小說兩個大類，之后按照時代演變分為宋元部、明清講史部、明清小說部甲和明清小說部乙四類。其中明清小說部甲指話本小說，明清小說部乙指除講史以外的章回體小說。每類之下，又有子類：宋元部下設講史、小說和小說總集三個子類;明清講史部下設古史、太平天國、古今中外史事等類，按時代排列;明清小說部甲下設短篇(歷代書目著錄和留存實物)、總集和自著總集三類;明清小說部乙設有煙粉、靈怪、說公案、諷喻這四類。其中部分類別下面又有子目，如煙粉類下有子目人情、狹邪、才子佳人、英雄兒女、猥褻五類。
這種以小說形式為主體的分法，即突出話本、講史、短篇小說、章回小說等，同一類型著作再以內容分類，使得條目分明，達到所謂“以類相從，縱橫上下，具見條理，則列朝著作之淵源系統與夫異同多寡，可得而稽考”之目的[6]。例如：《金瓶梅》和《紅樓夢》這兩部書，如按時代先后的順序來著錄，兩本書的排列則相去甚遠，無法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系。孫楷第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另辟蹊徑，將兩本書歸入明清小說部乙中的煙粉類中，《紅樓夢》錄在《金瓶梅》等書之后，便可以準確的描繪出偉大的《紅樓夢》那“卑微”的精神淵源[5]。從而達到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
當然，孫楷第的編目方法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爭議。較為典型的是，孫楷第將《水滸傳》歸入明清小說部乙中的說公案類。至于為什么孫楷第會產生如此歸類思想，在下文中，筆者將作淺析。然而尚且不論孫目編輯是否得當，孫楷第前后勾連、貫通古今、思維縝密的編目思想，是后代學者在編纂小說目錄中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另外，孫楷第的創新之處還在于為所著錄的通俗小說撰寫提要、區分版本和藏書處。首先我們來看孫楷第根據不同的情況所撰寫的序跋提要，重點突出，詳略得當[6]。對于一般的作品，提要的撰寫則是簡明扼要，簡單概括;對于重點的作品，則是多加考證、批點，盡求詳細，便于后世研究;其次，孫楷第對于所著錄書目的版本和藏書處特別關注。對于版本的著錄如，在《明清小說部乙·煙粉第一》中的《金瓶梅》，孫楷第著錄13種，并且將這13種本子分為詞話本四種，說散本四種，張竹坡本五種這三類，每一類本子的特點和異同都寫得很明白，而且在三類本子之后對每一類都做了按語，按語中的敘評文字，或追源溯流，或提綱挈領，其意義在于對于各本書可以比較甄別，辨其異同得失。對于藏書地點的著錄，則為后世研究者搜集散佚作品提供了線索。在孫目《附記》中則對于藏書地點做了專門說明：“我這部書所錄小說，以舊孔德中學圖書館、舊大連圖書館、已故馬隅卿先生、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書為主。其他中外圖書館或私人所藏，本書著錄者，多或數種，少只一種。雖有精品，總不如此數處所藏之富。……所以本書所注藏書之地，其重要者大致尚可據。惟私人藏書，則二十余年間必有變化，無從調查耳。”
從上文可以看出，孫楷第為書目撰寫序跋提要、著錄版本和藏書地點，為小說版本目錄學奠定了基礎。
(二)孫楷第對于傳統分類方法的繼承
孫楷第在品題上有部分是沿用宋人說話的名目。在《分類說明》中作者指出：“為此乃文學史之分類，若以圖書學分類言之，則乃有不必進從者。史略講史二字，用宋人說話名目。考宋人說話，小說有靈怪，實即神魔;有煙粉，實即人情及狹邪小說;有公案，實即狹義。故以此書小說分類其子目雖依小說史略，而大目則沿宋人之舊。次非以舊稱為雅，實因意義本無差別，稱為即不妨照舊耳。”由此可見：第一，《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的“講史”類是繼承的《中國小說史略》中的說法。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一篇中：“宋人說話之影響於后來者，最大莫如講史。” 而“講史”一詞最早出現于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 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 ，講史。” 孫楷第在編目時便實際上便是繼承的宋人的說法;第二，作者在明清小說部乙，即章回小說這一類中，將明清的章回小說分為煙粉、靈怪、說公案和諷喻這四類，這種分類法則是源于宋人羅燁的筆記《醉翁談錄》。《醉翁談錄》甲集卷一“舌耕敘引”中的“小說開辟”里，分話本小說為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樸刀﹑桿棒﹑妖術﹑神仙8種。在這里是襲宋代說話藝術的分類。
另外，上文提到一個問題就是關于孫楷第將《水滸傳》歸入“說公案”類是否得當。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這樣歸類，確實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在《宋朝說話人的家數問題》中提到“說公案皆是樸刀桿棒發跡變泰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孫楷第是在對前人分目的歷史繼承上將《水滸傳》歸入了“說公案”中。
上文中《分類說明》中也提到，孫楷第在各部類下設子目，是依照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先生在他的這本書中的第十一至二十八篇，對于由宋至清的小說分為了宋代的話本、擬話本，元代的講史，明代的講史、神魔、人情小說清代的擬唐、諷刺、人情、狹邪、狹義、公案、譴責等類。孫楷第在部類下設子目時，則是依據了魯迅先生的分法，如在煙粉類下設子目人情、狹邪、才子佳人等，在說公案下設狹義、精察，在諷喻下設諷刺、勸誡。孫楷第的分目則是建在對魯迅先生的繼承的基礎上而完成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孫楷第先生是建立在對于前人繼承的基礎上，并加以開拓創新，從而完成了較為完善的中國通俗小說的編目工作，比較符合圖書學分類的要求，體現了較強的學術性。合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要求，分類精當，便于后世對于通俗小說的研究。
三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意義
小說這一文體歷來不被人們所重視，導致眾多小說在時代的'大潮中被人們所遺忘。更甚者，有些經典的通縮小說更是在政治浪潮中被摧毀。但是，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由于眾多學者的努力，對于通俗小說的研究開始逐漸被人們所重視。而為了更好地研究通俗小說，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文獻，具體則包括對于書目版本的調查、史料的匯編、小說文本的整理等。古代通俗小說專科目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并完善起來，最終全面確立了其在傳統目錄學中的地位。
中國通俗小說專科目錄的建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7]：首先是“準備期”。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史料的匯編，介紹通俗小說，為專科目錄的出現奠定史料基礎。代表作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等;其次是“發韌期”，這一時期，通俗小說專科目錄的形式已基本出現，但收書規模較小，大多以論文方式記錄某地區或某圖書館所藏之通俗小說，編排簡單，尚無科學系統的分類，體現著通俗小說專科目錄形成初期的面貌。代表作為鄭振鐸《中國小說提要》等;最后則是“建立期”，這一時期以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為標志性著作，至此具有學術意義的通俗小說專科目錄正式建立。這部書在古代通俗小說目錄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本書第一次對存世及可見的古代通俗小說，進行了整理和著錄，較全面地展示了古代通俗小說的整體面貌。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還初步確立了編制古代通俗小說專科目錄的學術規范。在鄭振鐸《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序》中說：“孫先生又由‘目錄之學’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說的流變與發展。他從古代的許多文獻材料里，細心而正確的找出有關小說的資料來，而加以整理、研究。”從這句話當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出孫楷第先生的學術規范。孫楷第研究中國通俗小說，以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作為指導方法，繼承桐城派的義理、考據、辭章的思想，并且將三者統一起來，以這一點作為其研究中國通俗小說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礎上，孫楷第先生的研究為后世研究和編輯中國通俗小說目錄做了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是具有奠基性意義的作品，從中國通俗小說的產生、演變、流傳以及學術研究角度進行編排，使該書成為一部便于檢索通俗小說的版本、藏書處等方面的最為便利的一部著作，其在目錄學史層面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具有極高目錄學學術參考價值，為后世學者研究和探討中國通俗小說提供了范例。
四結語
綜上，通過對泰戈爾、紀伯倫散文詩的研究，“梵”與“神”是兩者散文詩中重要的主題，“梵人合一”與“神人合一”更是兩者追求的最高境界。由于兩者同屬于東方，又受到西方的影響，“梵”與“神”的表現方式的相似，“梵人合一”與“神人合一”途徑的相似是有其原因的。當然“梵”與“神”的實質還是有其相異之處。泰戈爾的是充滿“靜”態的東方精神的宗教哲學，認為永恒存在于天國而塵世只是曇花一現，所以對現實是“靜觀”式的態度，著重于人們心靈的除殘去穢。紀伯倫則現實充滿了戰斗精神，對現實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批判。反映在兩人的詩中，泰戈爾的總情調是靜謐、柔美，而紀伯倫則像暴風雨一般。可以說，正是這種異與同，使得我們更能領略兩位大師作品的美，更能品味作品給我們帶來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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