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長編法及其方法論意義論文
正所謂“宋代史籍編撰，長編二劉一范”。長編法作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史書體裁———長編體的史籍編撰方法，從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創立此法開始，經由南宋史學家從形式上和精神上的繼承、發展與創新，最終以《續資治通鑒長編》( 李壽)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李心傳)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三部長編體的史學巨著的問世，給宋代史學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本文力圖對于長編法的創立等情況予以簡單回顧，談談該法對于治學方法的借鑒意義。
1 長編法創立的人員
司馬光在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通鑒》的表文中，就列出了《通鑒》創作班底的全部名單: “檢閱文字司馬康、同修范祖禹、同修劉恕、同修劉攽、編集司馬光”。司馬康是司馬光的兒子，他做的只是“檢閱文字”的工作，實際上僅相當于一個初級的資料搜集人員，也許類同于今日圖書館內流通部門給讀者提供圖書的工作人員，其任務也就是根據你的索書要求，為你“檢出一閱”而已。這四個人中，真正致力于編《通鑒》的應該是司馬光和他所選定的三位助手。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 ‘此兒，天下士也。’”可見小時候的經歷對于成人后的行為處事有很大的影響。后來范祖禹“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從小養成的性格才能使得范祖禹能靜下心來，“不事進取”，淡泊于仕途，專心于《通鑒》的編撰。所以雖然司馬光在皇上面前替范祖禹感到歉意: “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于朝廷”，其實是完全沒有這個必要的。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劉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鋸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鑒》，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修之、光對曰: ‘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于魏、晉后事，考證差繆，最為精詳。”他與司馬光同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但是劉恕卻能“言其行事始終”，回去查驗舊史，居然就是這么回事。可見，劉恕確實算是一個博學并精通的人才了。可惜天不假壽，他過早逝世，直到他死后七年，《資治通鑒》才完成，他自己是沒有看到這一成果。
劉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歐陽修、趙概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頒官已員外郎，才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因為反對變法，為王安石所不容，“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劉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專職漢史。為人疏俊，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司馬光受命于皇上，而且有了自擇英才的權利，他所選擇的三位助手都是才氣逼人的有識之士，而且在思想觀念上他們也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反對王氏變法的一派，多少都因為這個原因受到過一點沖擊，這種相同的境遇也使得司馬光能有一個統一領導他們工作的思想基礎。就算是放在今日的學術研究創作活動中，這也應該是一條值得借鑒的原則，一起合作的人多少要有些共同性，這也或許就像托馬斯.庫恩( Thomas S. Kuhn) 所說的“科學共同體( Scientific Community)”的原則吧。
2 長編法的編撰原則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編撰遵循了修書三步曲: 叢目———長編———定稿，這種方法為后世史學著述立下了一個通行的范式，而其中的長編編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章學成在其史學名著《文史通義》中曾對長編法作了介紹，并充分肯定了它在司馬光《資治通鑒》編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沒有長編的基礎，司馬光的史才、史學與史識終究是沒有用武之地的，長編的價值絲毫不在其《通鑒》的“著述”之下。章學成說道: “司馬撰《通鑒》，為一家之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 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多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不可; 而其人之才，固異地而不可為良者也。”
那么，長編法究竟是怎樣一種史籍編撰方法呢? 實際上，在司馬光的《答范夢得》中對此有著很詳細的論述: “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盡者錄之; 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詮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并作大字寫出。若彼此年月、事跡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詩賦若止位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并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毋失于略”。長編法的編撰，總體上有如下特征:
首先是打基礎。在編纂方法上強調首先完成由事目與附注兩個部分構成的叢目的編寫，然后才能編寫長編。也就是說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基礎才能有長編的產生。事目是對重要史事列出綱目，類似選材提綱，它以年為經，以事為緯，對其中注明的全部檔案文獻進行條分縷析，排列組合，對于那些時間不明的文獻，則采用“無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稱是月; 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附注是在各條事目之下注明全部有關史料的出處，類似于現在的史料索引。
其次是定原則。長編編撰在史料的收集方面遵循“寧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則。在其后的取舍上則是擇善而從，兼收并蓄，其“擇一明白詳盡者錄之”、“左右采獲，錯綜詮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以及“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等方式確立了長編資料選擇的基本原則。
第三是講規范。在長編中抄錄的史料須“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粘綴，調整史料順序，正文“并作大書寫”，注文則用小字。正所謂“編寫長編，除了動腦子之外，還離不開剪刀和漿糊。”
第四是重考量。在編撰過程中對那些錄入正文后余下的相關記載要通過注釋的形式加以保留，即先羅列出宜否定的、不實虛妄的記載，再列出應肯定的資料、證據，有時還要說明理由，對驗證無據，事理難推的材料，則并存待考。
實際上對于上述特征，學者們已經有了非常詳細的分析和總結，分析來看“編寫長編有檢閱、選擇、抄寫、排比、粘連等五道工序”。這五道工序的說明已經把長編法的工作原理說明得非常透徹了。
3 長編法的方法論意義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以司馬光為首的《資治通鑒》編撰團隊多少類似于庫恩所謂的“科學共同體”。根據庫恩的說明，科學共同體是“由同一個科學專業領域中的工作者組成。在一種絕大多數其他領域無法比擬的程度上，他們都經受過近似的教育與專業訓練;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鉆研過同樣的技術文獻，并從中獲取許多同樣的教益”。“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把自己看做，并且也被別人當做是一群追求共有目標的人，他們還有自己的一套訓練接班人的方法。在這樣的團體中，交流相當充分，專業判斷也相當一致”。科學共同體內的人都擁有同樣的范式。所謂范式，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構成的整體”。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司馬光及其團隊創立了史籍編撰中的一種范式———長編法。這一范式不僅深深影響了宋代的史學研究，而且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也為眾多的'學者所遵循，其影響應該是深遠的。
3. 1 作為范式的歷史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孫建民在《宋代史學與長編法》一文中詳細說明了繼司馬光之后的李壽、徐夢莘和李心傳對于長編法的繼承與發揚的史實。李壽“明確堅持，自己不是僅僅亦步亦趨地學習司馬光去寫《續資治通鑒長編》，而是要把長編法作為史書體裁，編著《續資治通鑒長編》，所以他在寫作《長編》時，能夠以兩種或多種資料考辨一事一書，存于注文，用‘四存四刪’的原則處理繁簡問題，使《長編》大而得當，長而不冗”。徐夢莘則“是在長編法的指導下，結合所研究的歷史階段的資料特點和實際，而‘稍變其例’的作法，也反映了他治史不囿于前人舊體的精神”。李心傳“正是遵循了長編法的實錄原則，對收集到的近五百種資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闕之’，從而‘集眾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使眾說匯于一途。這種謹嚴的‘可信’、‘可削’、‘可疑’的處理方法，更發展了長編法處理材料的原則”。以挑剔著稱的四庫館臣在《四庫總目》中也對他予以贊揚: “大抵李壽學司馬光而或不及光，心傳學李壽而無不及壽”。總之，我們認為，從研究范式的角度看，長編法自司馬光等創立后，經過李壽等的繼承發展，使得這一范式更趨成熟，也促進了在紀傳體和編年體占據主導地位的史籍編撰方式中新的長編體的發展。
作為范式的長編法，其發展歷程經過李壽等人的傳承，在晚明至清代又一次顯示出了其在方法論上的重要意義。晚明的大學者之一的顧炎武所著的《日知錄》一書每條短者數十字，最長也不過一兩千字，但是顧炎武自己說: “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正是鑒于此，所以梁啟超認為，“亭林精心結撰的《日知錄》，確是一種精制品，是篝燈底下纖纖女手親織出來的布”，“非經過一番長編功夫，決不能得有定稿”。可見長編法這種方法對于后世真正潛心致力于學術創作的學者是有很大影響的。而有清一代，特別是在乾隆、嘉慶兩朝，由于歷史、政治的原因，使得“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在經學、小學、音韻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史學、方志學、歷算學等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他們特別是在校勘、辨偽等方面可以說是充分吸取了起自司馬光的長編法的精髓。例如，他們的四種校勘方法，“第一種校勘法，是那兩本對照，或根據前人所征引，記其異同，擇善而從”，“第二種校勘法，是根據本書或他書的旁證反證校正文句之原始訛誤”，“第三種校勘法，是發見出著書人的原定體例，根據它來刊正全部通有的訛誤”，“第四種校勘法，是根據別的資料，校正原著之錯誤或遺漏”。實際上，我們比較這些方法與前述長編法擇善而從、兼收并蓄的資料取舍的基本原則就其精神上而言，完全是相通的。再比如，清儒所用的辨偽方法主要有六種: “從著錄傳授上檢查”、“從本書所載事跡、制度或所引書上檢查”、“從文體及文句上檢查”、“從思想淵源上檢查”、“從作偽家所憑借的原料上檢查”、“從原書佚文佚說的反證上檢查”。這六種方法與長編法注釋、留考; 先羅列出宜否定的、不實虛妄的記載，再列出應肯定的資料、證據等等方式，在治學方法論的本意上難道不也是相通的嗎?
3. 2 作為方法的現實新義。作為一種文獻編撰方法，在今天談論其方法論上的價值同樣也更加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認為長編法本質上就是做學問過程中的資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只是在司馬光的時代，他們的長編資料會裝滿兩大間屋子( “盈兩屋”) ，那么今天我們是否因為其結果如此龐大難以應付就要拋棄這種方法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過我們還是要研究這種方法最本質的精髓以運用于我們目前的工作學習環境。從前述長編法的介紹及五道工序的總結中，我們認為其精髓體現為如下幾點，即詳細、準確和有序。對于原始資料的收集盡可能全面而詳細，按照信息檢索的術語可以說是強調查全率，即“寧失于繁，毋失于略”; 對于這些資料的取舍選擇盡可能依據特定的規則做到準確合理; 對于各類資料的歸類排列盡可能做到有序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有序已經具備了現代文獻系統參照系統的雛形。
因此在越來越多的人以網絡計算機為主要治學工具的今天，在很多長輩學者紛紛抱怨年輕一代沉迷于網絡資源而拋棄了以印刷本文獻的閱讀為主的傳統治學路徑的背景下，挖掘出我們這里探討的長編法這一典型傳統治學方法的精髓所能給予年輕一代在方法論意義上的幫助必然是善莫大焉。很明顯，上述三點精髓在今天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主要從下面這種角度予以展現的:
就詳細全面而言，今天我們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中面臨的不是資源太少，而恰恰是各種信息資源太多了，可是同時也恰恰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就應該學習司馬光等人面對堆滿了兩大房間的長編資料時所具有的那種無畏與堅定的信念，要學習那些運用長編法治學的前人那種“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的精神。更何況現在我們從技術上對于達到全面性的要求已經有了很大的幫助了。例如著名的網絡搜索引擎Google 的所謂“永不消逝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虛擬圖書館計劃，隨著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公共圖書館等越來越多的傳統文獻擁有者的加入，未來從技術上實現對于古今中外所有文獻資源的檢索利用也許并不是天方夜譚一樣的幻想。
就準確合理而言，其功力全體現于鑒別詮選，而這也恰恰是今天我們無論從主觀能力上還是從客觀技術發展的要求上都極為缺乏的環節，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信息分析與選擇，特別是大量的網絡信息資源，就極為有必要認真體味一下司馬光、李壽、顧炎武等前輩學者在長編法中所運用的鑒別詮選，不僅是他們的客觀標準，也包括他們那種治史精神。
就有序關聯而言，如前所述，長編法已經有了現代檢索服務中參考系統的雛形，在今天的網絡環境下，這個層面上的有序關聯對于治學也恰恰是非常關鍵的。例如有人認為，在網絡中，一個理想的個人學習空間需要的要素包括: 其一，擁有一個屬于學習者自己的表達空間( 如blog: 個人日志) ，其二，擁有一個專注于內容管理的工具( Learning ManagementSystems: 學習管理系統) ，其三，擁有一個和其他學習者互相討論相互砥礪的途徑( Discussion Forum: 討論交流論壇) ，其四，擁有一個能夠和其他學習者進行個性化聯系的方式( RSS: 資源聚合器) 。從這四個方面來考量的話，一個把SFX( 開放鏈接服務系統) ，RefWorks( 參考資源) 和Blog 整合關聯起來環境，將是最理想化的學習環境。在這方面，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已經走在了前面，在他們的UThink 項目中，已經在里面整合關聯了SFX 和BLog，使用者可以把他們的檢索結果直接就發布到他的Blog上面。可以說，這個例子就是網絡環境下借助于技術的進步體現了長編法有序關聯精髓對于個人治學有所啟發的典型。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河中有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借鑒意義的優秀遺產，這里討論的長編法僅僅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個實例。我們相信，作為現代社會中祈望于嚴肅治學道路的學者們，可以也必須從科學合理的角度發微傳統之精髓并集成于現代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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